棉花

周浩舒缓却感人的纪录片对准了中国的棉花产业。。。

从田地到牛仔服装厂，周浩舒缓却感人的纪录片展示了中国与棉花产业相关的一群人的生活。棉农、摘棉女和机械操作师都进入了导演的镜头。影片或许没有什么出人意料之处，但这群勤劳的人们让影片从头至尾散发出人性的温暖。

棉花跟拍了从种植到加工该原料的人们的生活。西北新疆艰难度日的棉农，工厂里在难以忍受的高温下长时间劳作的工人。离家两个月，坐两天两夜火车去摘棉的女人们。他们的共同之处并非只有贫穷，还有他们的坚韧勤劳，对子女们更好未来的憧憬。

影片的人物由棉花链接，虽然都明显处于社会的底层，仍然个性鲜明。穆斯林的棉农骄傲地展示他年轻的家庭，特别是他的小女儿。另一位有着三个年幼孩子的母亲，她对待两个月极为辛苦的摘棉劳作的乐观态度令人动容。许许多多这些身处艰境的人们笑容灿烂。

家庭是影片中一个重要的主题，这些人们不仅仅是为了抚养下一代而劳作，大多数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不再像他们一样。他们的人生目的是为了让下一代的生活比自己更好。虽然这个理想很美好，影片中有一段却令人心冷。有人告诉一个在工厂打工的女孩，即便她学了电脑也无法离开车间，外面那些大学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更何况她这样一个自学的。

在这些人性故事之外有一条更社会意义的主线。这是一个提出质疑的故事。某些人明显因这个产业链获益。在消除资本主义的理想中，很明显有些地方发生了偏差。这个产业在挣扎，那些国营企业的荣光日子似乎已经成为历史。

周浩的纪录风格是观察式的。他将镜头对准拍摄对象后便任他们在镜头里闪耀。和尼克∙布龙菲尔德或是迈克尔∙摩尔那样侦探式的导演不同，他们通常有较强的存在感，而他们和被拍摄主体的关系也通常是影片的重要部分。当然许多采访问题提出的部分肯定是被剪去了，剪辑师那里也肯定堆积了很多剪掉的素材，周浩的方式让我们觉得成为了这些人生活的一部分。我猜想周浩也是刻意没有给出这些人物的名字，他们是千千万万类似人群的代表。

如果要挑不足之处的话，影片欠缺的主要有两个方面。结构上虽然影片以棉花的生长周期来串接，我更希望影片在拍摄棉花的生长生产过程的同时也有人物故事的发展。而在主体方面，我希望能看到处在经济阶层更高的一些人的故事。影片中出现的最高层人物不过是车间队长或主任，他们也给影片带来了很不同的层面。中国南方的交易会场面也可以再多给一些。

这两点当然是非常次要的（特别是第一点，基本完全是我的个人喜好）。虽然“一条牛仔裤承载了许多人的劳作”听起来并不是特别有趣的纪录片主题（类似题材的影片已经拍过很多），这部影片让我们看到的中国是西方很少看到的。艰苦耐劳和强烈的人性色彩令这部影片成为一部优秀的作品。难怪该片斩获许多奖项！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益有余。---老子《道德经》
   
     晚上休息，看了周浩的纪录片《棉花》，有一肚子话想说，但又真的不知道从哪说起。

     这个纪录片太真实了，它就像是把我小时候的生活倒带重放，看的时候甚至边哭边笑。虽然此片拿了金马奖，但据说周浩自己不太满意，我觉得可能是题材太大，线头杂乱到无法彻底理清吧。就好像我现在刚看完这个片子，脑袋发胀，我想说说近几年国内经济大环境的疲软对轻纺织业的致命冲击；想说说资本一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留着劳苦大众的鲜血；想说说这庸庸碌碌生活的悲哀和它矛盾般的迷人；想说说这高照的艳阳下疲于奔命但又乐天生活的人们。可是这些话题太过沉重与宏大，我的阅历和思想恐怕难以驾驭。那么，让我们搬个马扎，坐在正午的暖阳下，聊一聊关于棉花的旧事，一些关于棉花的闲言碎语。

      要说棉花的旧事，自然要先说说我的母亲，她是93年从河南来到新疆的，就像片中那些坐着摇摇晃晃的绿皮火车（她当时是四天三夜的火车）来拾棉花，一个什么都不知道只是一心想挣钱的小媳妇，来到新疆无依无靠，有的无非是一把子气力，几个月的辛勤劳作倒也挣到了一笔钱，于是第二年又来了，靠着灵活的头脑，这次就成了带领劳务工的中介，带着小姐妹们一起来拾棉花，再后来就是包地，有了本钱，盖了房子，于是安家落户到新疆，这一待就是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笑称她是“戈壁母亲”

<图片1>
                              老妈在给棉花打顶（去年回家休假的时候拍的）
      我就这样和棉花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应该也是新疆团场孩子的共同记忆，我曾在棉花跺上看书，玩耍，在棉田里劳作占据了我假期的大半时光，从扒苗、定苗到除草、打顶，再到最后的采摘，这些劳作都已经的根植于记忆里了。明天是五一劳动节，如果是小学的时候，现在估计正在地里扒苗，不过都是早几年的事情了，这几年大面积普及机采棉，扒苗这一道工序也省了下来，不用再一天忙到晚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抱怨两句的时候父母还会说：“啊呀，小孩儿哪有腰哦！”

      作为独生子而且上学比较早（相较于班上的其他同学），我其实直到小学毕业都干活不多，大多数时候父母都心疼着不让我干重活，而且我小时候就胖，很怕热，到了地里有时因为太阳太毒，干活不一会就汗流浃背，就会偷偷躲到旁边的葵花底下，借着葵花的大叶子“纳凉”，后来的一个折中的办法是我在家喂鸡喂猪，打扫房子，到渠道边洗衣服，然后做饭，这样就不用下地干活，这也是我不到九岁就会做饭的原因了，我妈有时会说：“真是把你当个姑娘养了，就差缝衣服不会”。

     干农活少的话，到了拾棉花的时候自然也拾不太多，我上小学的时候新疆的棉花还都是人工采摘，学校会组织学生下地摘棉花，那时并没有什么童工不童工的说法，甚至学校给每个人都有定额，对于小学生来说四十公斤的定额真的不太好完成，所以我到了四年级干了一个月的活还要给学校倒贴几百块。大概是到了初一的时候，我拾花的速度忽然“突飞猛进”，一个多月干下来，扣掉每天的定额竟然还挣了一千块，而到了初二的时候最高也拾到过110公斤，现在的我恐怕都未必能做得到。
  
     说道河南拾花工进疆，主要还是当时拾花时间不等人，短期需要大量劳力，到了第三季采摘的时候可能已经十一月初，棉花早已落了霜，那时候我们会在地头烤火取暖，直到快十一点太阳高照的时候才会进地，初中的时候还会在下地前偷偷的喝两口三台酒来驱寒，可是露水还是很大，进地不一会整个裤子就湿透了，多亏了新疆的昼夜温差大，到了中午衣服又都干了，小棉袄也换成了短袖。但是就算这样的紧赶慢赶的劳作，到了犁地罢园的时候还是有些棉花来不及采摘，只好“撸”下来青桃子拉回家，记得很多年的冬天写完了寒假作业，就会被父母叫着坐在炉火旁剥棉花桃，当然奖励就是可以边剥桃子边看电视，《射雕英雄传》就是那个时候看完的。这时候母亲就会打趣我说：“你把你的好朋友叫到家里来玩嘛，一边聊天一边就可以帮我们剥桃子了”

     想起一个拾花工爷爷，大概是我刚上初中的时候，爷爷五十出头，以前好像是中学的美术老师，生活所迫也随着一起来新疆拾棉花，每天也拾不太多，但每到下雨天休息的时候就会画画，手艺非常好，临走的时候老爹专门买了宣纸请他画了几幅，翠竹熊猫、芙蓉锦鸡、山间的野鹌鹑、湖里的游鱼，都画得栩栩如生，每幅画题的字也非常好看，现在纸张已经有些破烂，老爹最近每次看到都说可惜当时没有裱起来。

      还想起一个爷爷，大概是2000年前后吧，老爷爷当时住在我家后面，是援疆的老知青，家境自然要富足一些，又是三代同堂的大家庭，所以餐桌上总有三五盘菜，我打小是个贪吃鬼，就常去老爷爷家蹭饭，有次看到老爷爷在菜地摘棉花，看我站在一旁，就招呼我一起拾，那时候通货膨胀还没这么厉害，拾棉花每公斤不到四毛钱，我摘了可能不到三公斤的棉花，老爷爷却给了我五块钱，为此我高兴了很长时间。去年过年回家老爷爷生病住院，比以前消瘦了些，拉着我的手说了很多话。

      初中拾棉花其实算是我们的小长假，但那个时候物质很不富足，每天拾花结束需要自己把棉花包扛出去，于是老师挑了几个身体好一些的男生每天抗包，这么重的体力活的报酬却只是一包泡面和几根火腿，算下来不到三块钱，但那时候却都抢着去干。不过精神上可能要富足一些，每到下雨天休息的时候就躺在被窝里看看闲书，15块的小游戏机玩俄罗斯方块可以玩一天，到了后来王同学弄了个小电视，于是大家抢着玩红白机的FC火箭车，一人一条命，当然免不了有人耍赖想多玩一会儿，就会争的面红耳赤。
    
       不得不说我们这一代很多事情都赶上了尾巴，比如上了高中以后机采棉开始大范围的普及，人工采摘慢慢的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学生就更不用下地受苦了，现在想想也许未必是好事。
     
        我们可能是很特殊的一代人，或者每一代人都觉得自己是特殊的一代人。

【转载于吕新雨的博客】

周浩做完《棉花》了
    
吕新雨
 
 最近一次见周浩，是刚过去的去年春上，在复旦附近著名小资场域“夏朵”，听他大谈如何贴身拍摄耿彦波，曾经的大同市长，一个有争议的官场人物。听得我呀，恨不得心里长出脚来，马上从蝌蚪变成青蛙。但是，分手前也没忘问一声：《棉花》怎样了？盖因从最初听他谈起这部片子算起，时间着实不短了，现在才知道，前后居然八年。八年了，别提它了。分手后，我的学生领导演去复旦北区男生宿舍住了一宿，这样可以省一天的宿费。
  从粗粝的《厚街》，到《高三》、《龙哥》，以及《差馆》，周浩给人的印象是一身短打的黑衣独行侠，摄影机是贴身藏着的武器，落在人群里不显山不露水。在《厚街》和《高三》里，摄影机走的是手术刀的路线，创口不大，但深入社会腹部，切割翻检中，让不为人知的世界在伤口下敞开，都是吃功夫、下力气的苦活儿，周浩是拿生命喂养摄影机，一点取巧的花样都木有。到了《龙哥》，摄影机沦为匕首，社会肌体被大块切割，生猛海腥，也最有争议，导演豁出去拎着脑袋走江湖，这一点当时无人能拼。《差馆》里，改邪归正，周浩成了居家男人，天天去公安分局上下班，摄影机安静了，成了厨房里的餐刀，日常生活依其纹理、按照肥瘦，被一片片削下来，摆在盘里，是为刺身，几乎没有佐料，但辛辣异常。
《棉花》会怎样？熬了八年的老汤，怎么着也得是川味火锅，不是红汤，也得整个老白汤。但，没想到端上来的是广式温火煲，所有的料最终都融化在一腔暖和的液体中。我疑心那个法国剪辑师，还在汤里兑了些法国奶油。
和周浩以前的片子不一样，我得接受这个现实。孤单英雄般的侠客不见了，现在是一个温情的老男人，蹲守在镜头后面，像蹲守在屋前晒太阳的闲汉，陪着他的拍摄对象唠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最光彩照人的三张脸，在新疆种棉花的内地回族汉子的女儿，逆光下线条硬朗而可心，微笑着骑着自行车放学回家，从爸爸手里抱起小弟弟，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观众会爱上这个对着摄影机说“我要读书”的小女孩；一个是河南私企棉纺厂的车间女工头，应该是私企，如错了，周浩告诉我；她认真地说：做管理工作，共产党员要吃苦在前，大意如此。一口河南腔，铿锵顿挫。最让我心有戚戚焉，是那位河南村子里的俊俏媳妇，居然已经是三个小不点的妈，三个娃围坐在小矮桌端着饭碗扒饭，那媳妇望着他们的眼神，又痛又爱。丈夫不出去打工，因为舍不得家，现在媳妇要参加县里组织的“适龄已婚妇女”劳务输出大队，赴新疆当季节摘棉工。临走收拾好家，喂好猪，坐上丈夫的摩托车，又跳下来：蹒跚着从家门口出来的儿子正要去上学，媳妇从口袋里摸出一点钱，塞给小儿子，再走。
火车站上，适龄已婚妇女们从门里、车窗上以各种方式塞满了车厢。火车徐徐开动，男性干部们留在了外面，摄影机上了火车，我知道周浩会这样干。满车的媳妇们，互相关照、依偎在座位上、座位下、过道里，和行李架上。这里，男性的摄影机是个异类，也许正因此，它才能够见证这些已婚妇女们的勇敢与豪迈。当媳妇们起哄着要其中一位大婶唱一段，她唱了起来：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
谁说女子不如男。
男子打仗到边关，
　　女子纺织在家园。
　　白天种地夜晚来纺线，
　　不分昼夜辛勤把活干。
　　你若不相信哪就往身上看，
　　穿的鞋和袜还有衣和衫。
　　千针万线都是她们连哪！
这样，在咔……咔的火车声里，当镜头从一张张神色各异的“适龄已婚妇女”的脸上掠过，我差一点泪如雨下。
整个《棉花》里，可以看到绿色的小苗苗出土了，压在塑料薄膜里，爸爸带着孩子们蹲在地把它们一棵棵颤巍巍地拨拉出来；可以看到爸爸背着布兜兜趟在绿油油的棉株丛中逐个打尖，但是，很奇怪，没有棉花白了的特写镜头，影片并不赋予棉花以具体的美学形象。片子有人说，它拍的是产业链，从新疆的棉花种植，河南的纺织厂，到广东的牛仔裤生产车间，资本主义全球化席卷了、改变着中国。这一点，产业链最低层的人最有切肤之感，摘一段种棉花的爸爸语录：
发达国家欺负那些小国家，和我们这些事一样。弱肉强食，这很正常。有钱人会欺负穷人，剥削你的劳动力。你不干没办法生存，这就是一种剥削。总感觉毛泽东还可以，邓小平不是个东西。邓来自资本主义家庭，他和老毛的出身就是不一样。虽然这样发展快，但对于我们这样没本事的人，没有留下一条路。我们这样人没办法活，空间越来越小。
能够让这样的农民话语在自己的纪录片里出现，在今天的独立导演中很罕见。
影片不同空间的并置与推进，这种形式也会使人想起贾樟柯的《无用》、杜海滨的《伞》。但是，不同在于，周浩在形式上并没有太大野心，整个片子还是单机手持的手工活儿本色，片子有贴身拍摄的亲情感。棉花的确是一种无形的存在，是异在的资本力量，我们的生活和生命都不得不因此而改变。但是片子落脚的并不是这个改变有多快，而是在这个改变的过程中，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抵御。片子结束在种棉花的一家人，爸爸妈妈们围着女儿、儿子用小石籽在作业本上下棋，每个人都笑容温暖，逆光中，音乐慢慢扬起，——一个很保守主义的处理，很保守的美学。最后的镜头回到干燥坚硬的土地上，低角度拍摄挥动铁锹的父亲们的双腿，在他们的脚下，西北的风卷起尘沙飘洒在广阔的田垄上，字幕升了上来。
以一种保守和后退的方式，周浩给我们呈现的是当代中国一种典型的社会基质胶着状态。急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撞击和切割既有的社会肌体，那种彼此扭结在一起肉搏过程中的胶着感，打断骨头连着筋，血肉模糊的存在，从毛孔、从七窍，散发着热气，与外界的石头、水泥混合成为一体，成为当代雕塑。摄影机是雕刻刀，握在新好男人周浩手中。在作为商品的“棉花”所代表的市场经济的宰制下，我们还拥有生命的温度。是的，我们还拥有亲情、友情、传统、社会主义遗产以及基于其上的政治批评能力，我们并非一无所有，——影片站在了这一边。这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把周浩的《棉花》看成是妇女儿童片，这个视角与我有关，更与一个社会最温情的存在与意义有关。如果这个社会还活着，还需要活着，退守就是一种纪录的力量。
 
                     2014年1月16日星期四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