兹山鱼谱

《兹山鱼谱》讲述朝鲜王朝末期，天主教文明与儒家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很多人说这是一部应该由中国拍出来的电影，却韩国拍了。

确实，甚至历史都是如此的相似。我马上就想到与影片中朝鲜丁氏兄弟相对应的明代常熟瞿氏，中国第一位天主教徒和他的兄弟的故事。

丁氏为五兄弟，若铨、若锺、若镛在本片中出现；

瞿氏为四兄弟，汝稷、汝夔、汝说，在我要叙述的此案中关涉较大。

瞿氏为江南大族，瞿景淳、瞿汝说、瞿式耜祖孙三代连中进士。

瞿汝夔为最早的天主教徒之一，因与长嫂通奸被家族除名，游荡至广东遇传教士利玛窦，与其成为挚友，在其影响下入教。

瞿汝稷为汝夔之长兄，属于阳明后学之泰州学派，受业与太仓管东溟，与钱谦益同为东溟门下高足。醉心禅佛，以禅证儒。

家中排行第四的瞿汝说及其子瞿式耜亦入天主教。

当时明末背景之下，儒释道三教合一，逐渐趋同，学者多以佛老解释儒家经典，又恰逢天主教传入，欲与儒教结合实现本土化，故实际上形成了四教融合的奇观盛景，此时的新奉耶教的士大夫

徘徊在中西传统之间，犹如首鼠两端的两头蛇。研究这段思想史是颇为有趣的，我硕士期间因为做过一些瞿汝稷、钱谦益之师管东溟的思想研究，便微微涉及到这个领域。其实若要把这段历史影视化，比《兹山鱼谱》故事更为有趣、庞杂、引人深思的多。

中国有这样的故事，却拍不出这样的电影，可悲可叹。我曾在豆瓣仔细搜寻统计，想找到一些可看的中国古装电影（除掉武侠、神魔、戏曲这种特殊类型片之外的普通电影），评分最高的是《笔中情》8.5分，然而这不过是一部表演非常程式化、剧情非常烂俗的才子佳人的故事。除此之外，古装电影更乏善可陈，倒是电视剧有一些《大明王朝1566》《大秦帝国》这样的精品。台湾去中国化，早已不拍古装片，日本的大河剧历史剧也日渐式微，古装电影也多是上个世纪经常搞的武士题材。而今东亚文化圈，仍然如此认认真真拍古装电影的，恐怕只有韩国了。

丁若铨给钱贴补家用，可居嫂婉拒了。丁先生说：知道了，那这钱你拿去买首饰或者买糖吃，随便花吧。那一刻可居嫂的眼睛里地震了。

丁先生说可居嫂有许兰雪轩的智慧。许兰雪轩写了许多许多感人的爱情诗，寄托美好的愿望：“向夜南湖明月白，女郎争唱竹枝词”。然而现实残酷，她像所有聪慧的女诗人一样郁郁不得志，27岁就离开人世，留下遗言把作品全部烧掉。

对爱情的向往，就像士对知己的渴望一样。不是为了贴补家用，而是对方能看到，她始终是一个向往自由美好的女子，并用心尊重。

写在520这一天。

非常喜欢近几年韩国电影的片名风格，看起来漫不经心、摸不着头脑但实际又有四两拨千斤的感觉。很酷。比如这部《兹山鱼谱》，不了解韩国历史的人肯定是不知所云。比如同样在第57届百想艺术大赏拿了大奖的《三振集团英语托业班》，韩影最近少有的女性题材电影，有我很喜欢的李絮。再比如《建筑学概论》，是一部不错的爱情电影。

《兹山鱼谱》是一部朝鲜王朝（1392～1910）后期的著名文献，是韩国古代最全面和详尽的鱼类学书籍，历史地位很高。电影讲述的就是本书作者的故事。主人公丁若铨年少时，因父亲去京城为官而来到汉阳，接受了阳明学，后又对西学和天主教产生浓厚兴趣，并从事天主教活动。1801年，朝鲜发生了大规模镇压天主教的“辛酉邪狱”，丁若铨三兄弟的命运也发生改变。丁若钟被杀死，丁若铨和丁若镛被流配。来到黑山岛上的丁若铨，安然接受命运，并对这里的海洋生物产生了浓厚兴趣，决定写一本关于海洋生物的书籍。岛上的青年渔夫张昌大一心读圣贤书，想要考取功名，丁若铨与昌大互相协助，一个读书，一个著书。

编导最厉害的能力就是于细微处见大义，这也是韩国历史题材电影最精彩的地方。一部书，三两个人物，可以铺排成一段气韵悠长的苍凉传说。电影根据《兹山鱼谱》序言改编，有真实的历史基础，但也加入大量的虚构情节。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电影有意把丁若铨和张昌大塑造成既为师徒又互为对照的人物。丁若铨，功成名就，宦海沉浮，思想开放，心系苍生；张昌大，底层草民，家徒四壁，忠厚勤恳，渴望改变。

丁若铨问，为什么读书。张昌大答，为了活得像样一点。

古代朝鲜和古代中国一样，读圣贤书，考科举，做大官，是底层人突破阶层、向上流动的几乎唯一途径。对书本的崇拜背后都是对成功的期待。电影里经常引用《大学》开篇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昌大在昏暗油灯旁，捧着书本，反复诵读的时候，他期待的大概不是“至善”，而是“功名”。

读书，书本，知识，被简约为“成功”的代名词。

八零甚至九零一代大概都有这样的成长经历：从小学到高中，上学读书都是头等大事，拿名次，得奖状，全家光荣；十年寒窗苦读，终于榜上提名，家里最大的期待就是上大学，当大官，有出息；步入社会，酒文化，茶文化，圈子文化，办公室文化，潜规则，托关系，走门路，难得糊涂，权钱交易，溜须拍马，栽赃陷害，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胳膊拧不过大腿，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光脚不怕穿鞋的，这些书上从来没有教过的东西成了生活日常，而且美其名曰“社会大学”“生存智慧”。

学的是“真善美”，做的是“假恶丑”，学习知识成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高效方式。曾经的手不释卷，早已变成烟不离手酒不离口。

十九世纪初期的朝鲜吏治极为腐败，电影中出现的“黄口充丁（未成年人被算成军丁而征税）”、“白骨征布（死人被列在征税名单上被征军布）”频频上演。权贵阶层高谈阔论，不理世事，胥吏狐假虎威，盘剥百姓。穷苦百姓唯一能抗衡的武器就是自己的生命。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没有制度是完美的，“坏”制度下也会有善政，“好”制度里也会有恶行。所有的善恶都是人创造的。

如果你欣然接受，可能就像电影后半段靠学问成名后的昌大，终于看到人生曙光，接受曾经嫌弃他的父亲抛来的橄榄枝，“想抓泥鳅，自己要进泥塘” ，跻身儒林，研究仕途，推杯换盏，卖官鬻爵，鱼肉百姓。你会心安理得，因为这是你艰苦付出应得的回报。

如果你坚决拒绝，可能会像电影里的丁氏兄弟，为了心中执着的信念，抛洒热血，蹉跎前途，穷困潦倒，依然不坠青云之志，安贫乐道，笃志躬行。你会光明磊落，因为这是你一直追求的知行合一本真人生。

电影中的丁若铨代表一种理想人物，思想开明，心系苍生，忧国忧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会问昌大：“为什么你们就是负责钓鱼，我们就只是负责吃鱼呢”。东西思想交融和启发使他能跳脱出来，重新思考国家、君臣、人生和学问。他的“离经叛道”注定了不被理解，他的真诚耿直注定了郁郁终身。

张昌大实际上完成了两次启蒙。儒家经典和出人头地的梦想，让他精进学问，增益才智，一展身手；西学思想和官场现实，让他明辨是非，回归本心，如梦初醒。

知识是双刃剑，丁若铨和张昌大都靠掌握知识的秘诀一度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也因为信赖知识的纯洁不能同流合污而放逐自我。个人面对庞大的国家机器，是无力无能的。他们意识到了，所以他们愿赌服输。

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了吗？没有，现实意义上，他们都失败了。

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了吗？有，命运最终是被他们自己掌握了。

知识越多越好吗？

鲁迅在《呐喊》的自序中，曾有一段经典的“铁屋子理论”：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了就有了十余篇。”

然而最终推动社会变革的不是文化启蒙，批判的武器最终被武器的批判代替。

知识“无用”，但还是可爱的。

家居嫂用朴素的语言说：“种子重要，土地也很重要；播种的父亲重要，辛苦怀胎的母亲也很重要；看了这么多书，这些都不懂吗？孩子们得知道母亲多么不容易，男人也得知道自己婆娘多么不容易。”

因为捡到一个地球仪，丁若铨借机教导昌大：“那些西洋人，明知道世界是圆的，依然相信天主教。所以我也运用圣礼学接纳了西洋的几何学和修理学。圣礼学和西学绝不会是敌人，而是要一同前进的挚友。”

豆瓣上很多朋友评价这部电影的时候都多少带着遗憾，“这种历史题材本该由我们述说，但这是一部韩国电影。”国产电影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文化和题材的所谓归属其实不用过于纠结。人类的文明史已经一万多年，国家和民族只是近二百年的新概念。文化始终是流动的，每个群体都可以采取自己认可的部分接纳吸收，塑造自己的文化。同在东亚儒家文化圈，这部电影水墨画般的气质与民贵君轻的价值观可以说是“中国”的，也可以说是“韩国”的。学习知识本来应该是让我们求同存异，殊途同归，不该用来定高低，别贵贱，分敌友。

导演李濬益接受采访时说：“丁若钟把天主教当作宗教，丁若镛将其作为性理学的补充品吸收，但丁若铨把‘西学’当作哲学来接受,《兹山鱼谱》是其成果之一。”“如果你想轻描淡写地看，那这部电影只是描述丁若铨和弟子昌大的关系，但再深入一步，就会发现价值观念的对抗，这是关于世界观冲突的故事。丁若铨是以自己的方式接受西学，追求新哲学的人。相反，丁若镛以性理学为基础，接受了部分西学。而昌大是想在现有的秩序下取得成功的人物，因此比起丁若铨，他选择了丁若镛的道路。在此过程中，与老师的观念冲突、思想的碰撞等等，都以电影的方式讲述着。简单远观，你可以享受两人的友谊，如果深入挖掘文本的话，这将成为一部可以从哲学角度思考的电影。”

电影里的丁若铨说“我所期望的是，没有两班和贱民之分，没有嫡子和庶子之分，没有主人和奴隶之分，也不需要君王的那种世道。

无论是西学还是圣礼学，只要是美好的都可以用，我运用圣礼学接纳了天主学，但是这个国家，却连一个渺小的我也容不下，这个国家的圣礼学究竟是为了谁。这个国家的主人是圣礼学，还是百姓？”

一个绵延了至少两千年也没有完美解答的问题。

韩国电影越来越以民众代言人的身份积极发声。制度上韩国有标准西式民主政治的自信与骄傲，但骨子里也许依然东方色彩浓厚：强烈家国情怀，期待明君贤吏。

《兹山鱼谱》用一个非常传统和简朴的故事再一次讨论了人何以安身立命，完美世界也许永远不会到来，但人还是一代一代继续活下去。“昌大啊，活成不断向上飞的鹤虽也不是坏事，但是即便被泥垢污秽沾染，也选择活得像兹山一样，荒凉黯然却生机勃勃自由惬意，也未尝不是有意义的事啊。”

流放一词对于中国文坛大家并不陌生，凡是落难时往往成就佳作，更有“国家不幸诗家幸”夸张之言。可惜这样的题材，却为韩国影视文学所选取所呈现。随着国籍身份的转变，主人公所写也为百科全书，偏实践类的兹山鱼谱。 一、 士大夫与渔民

士大夫与渔民，不是高官关心民间疾苦而相遇，因为一场流放，一本鱼类百科全书，让两个毫不相关、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命运紧紧交织在一起。地位悬殊，一个是两班，饱读诗书、出身高门的士大夫，一个是贱民，学问有限、生活贫苦的贵族私生子。 但因为丁若全相信“人人平等”，他对待张昌大只是在学问上有所差距（而这种差距可以缩短，张昌大也有丰富的鱼类知识），若说待他和待岛上人有什么不同，那应该是等待这个小岛青年主动奔向自己的怀抱，求学问道，当然也是爱才惜才。 追求不同，一个是信奉异端邪说的叛徒，一个是拥护性理学的野小子，也注定两人的分道扬镳。如同一开始咒骂、唾沫星子淹死人的汉阳百姓般，张昌大对丁若全避而远之，即使在学问上困惑多多，向学之心也抑制着。 之所以产生退让，一是因为两人做了一场知识互换的交易。“越了解朋友，我也会变得更有深度”。

在这位双重叛徒的身上，有张昌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更何况“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明知地球是圆的，西方人不放弃天主教的信仰；西学东渐，对于舶来的科学文化，曾经的朱子信徒也曾用性理学所丈量过。 实在的道理打动他，也让两人真正成为师徒，度过一段平静而丰富的时光。 此外有限的学识也让他无法摆脱贱民的身份。张昌大终于成长一个合格的儒生，分岔路口出现在面前。曾经熄灭的想法再次点燃，对君君臣臣仍抱有幻想，科举入仕，谋求官位想为百姓做事。 但现实证明，大鹏展翅高飞，看到的却是满目污浊，触目惊心，整个国家都烂透了，没救了，这就是为什么丁摒弃儒者之道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他放弃功名重返黑山岛。张昌大直到此刻才明白为什么他的老师只有寥寥作品，为什么只写这本百科全书。

二、兄弟情深：本是同根生，分飞似落花

如果放在中国背景，文人家族数不胜数，古有三曹、三苏，近代有三周。

只不过曹氏兄弟如同死敌，相亲相爱的树人、作人决裂，苏轼、苏辙的情谊深厚难能可贵，正如影片中的丁若铨、丁若镛。

丁氏兄弟，性格不同，选择各异。

老二在片头早早殉道，老大丁若铨（主人公）被流放黑山岛，寻出世超脱，走的是无君无父的道路。老三丁若镛仍是地道的儒者，著书立说，希望后辈能扛起重任兼济天下。 但凡兄弟，有一主导，有一跟从。弟弟丁若镛，甚至先王，皆求教于丁若铨。连流放事件的始作俑者也说，哥哥比弟弟更可怕。可怕在哪？可怕在丁若铨更豁达，更大胆，洞明世事，才会一叛儒门再叛天主。弟弟的流放都已经解除了，他却至死仍为罪人。

因为流放，兄弟两人被迫分离不得相见，只能通过书信来往。栗亭店分别，貌似呈现的是弟弟的不舍，哥哥的豁达自如，但当身处穷山恶水的丁若铨，同样会心境落寞，一边望月吟咏，以表思念，一边拿着酒坠入大海。

豁达是苏轼自我宽慰的一种体现，对丁若铨也是如此。所幸他遇上昌大，所幸他挖掘出黑山白水的宝藏。即使到最后都没有呈现相见的画面，却并不妨碍两人心心相印。 三、意象丰富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恋人音信相通需请青鸟为信使，而青鸟在本片中也传递着希望。

从头到尾的黑与白，这是唯一的一抹亮色。

从海胆嘴里露出头和喙的雏鸟，一开始以为是死，结果确实生。死中孕育出生，孕育着希望。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师傅还在念叨着徒弟，强撑病体书写着鱼书。

类似的好意象很多，比如写书用的乌贼墨汁（乌贼虽从污秽中来，喷出的墨汁却是上好的宝贝）等等，留待观众们挖掘。

四、后记

百想艺术大赏结束一段时间了，曾经也为薛景求、卞约汉无缘奖项遗憾，但好在导演李濬益获得导演奖，也让我们看到南韩对文化电影，传记电影的肯定与认同，即使没有高票房。 如果拍一部天朝的《兹山鱼谱》，拍徐光启，结果可想而知，最新例证是上周末上映的《柳青传》。 tc的传记电影在20世纪60和80年代曾掀起一波小高潮，毛病一样，内容、思想性不够，放到当下更是做不到、要求不得，以至于萌生念头，拍纪录片好了，比如《柳如是》导演最新的《王阳明》。 不过想象的翅膀当然可以大胆展开，如果拍三苏，或许从苏辙的角度去拍；如果拍三周，可以从周建人的视角去看，这是本片予人的一大启发，也是导演匠心之处。 可我们的故事在哪呢？

借由制作鱼谱，无名的黑山被知识化，变成了兹山。而知识与权力的紧密媾和，注定了知识的确立是经由文人（权力阶层）的指认来完成的——影片固然可以延伸出这样福柯味道的解读，但这又并非导演强调的重点。至少从表面看来，黑山/兹山还是承载着东方意义上的师徒二人虽殊途但同归的知己感。

很有意思的是，影片的两条脉络可以视为形成了两个逆向的运动。兹山被知识化，可以看做“边缘的中心化”，无名的岛屿经由中心的指认获得显名。而昌大选择抛弃两班身份回归黑山岛，未尝又不能看作“中心的自我边缘化”，是昌大与自己出身的和解，也是儒家官僚阶层的自我流放。两相结合，或许寄托着一种期许：儒家知识通过自我整顿和自我更生获得崭新的生命力。

分叉小径引着三人去往不同的路。

丁若锺自投罗网，大义凛然喊出信教宣言，让人联想起《沉默》里，愚昧贫穷的村民，即使耳朵滴血，被倒吊埋在坑中，仍拒绝踩踏木质圣像的坚守。

丁若镛心中有君臣父子，以儒士的高洁，愿意以死以示清白。

丁若铨一开口即不同，狡黠地宣誓与邪教划清界限。

所以丁若锺被处死，哥哥丁若镛和若铨得以苟活。

临别时，丁若铨安慰即将分别、忧心忡忡的若镛，“不要苦于一时的耻辱，既然还活着，就要努力挽回，连着已逝之人的耻辱。”他也是如此实践。

对于儒学一派，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刻印在脑海中，永不会反驳的鸿鹄之志。被流放，意味着再也无法实现抱负，对于所有心怀理想的儒生，是毁灭性的打击，在远离权力中心之地，蹉跎岁月，等待召回，多么难熬且无望。

但是丁若铨却像苏轼一样，“何妨吟啸且徐行”，在黑山岛找到了乐趣，和昌大一起识鱼，与可居嫂一同饮酒，埋首编纂鱼趣之书。

昌大发出圣礼学被践踏的感慨，是因为痛恨为吏不仁，为官不义，他背诵经史子集，望跻身两班，实现《牧民心书》的抱负。

丁若铨对着昌大痛斥“圣礼学就是因为你们这种人被践踏”。是因为从小熟诵儒家经典，践行其中“格物致知”的部分，暗合西学，摒弃“忠君”，所以不敢再著书立说，怕以“谋逆”株连家人。

“魟鱼要走的路，只有魟鱼知道；鳐鱼要走的路，只有鳐鱼知道。”

当昌大与跳出“君为臣纲”的老师决裂，出走官场，却发现《孟子》描述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大同世界，早已被颠倒，决绝地弃官而去，只可惜斯人已逝。

相比于他，丁若铨才是这昏庸世道的独醒之人，信天主教也可，当天主教宣扬禁止祭祀，与千百年的孝道文化相冲突，他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比起信徒的生命，不信也可。

与昌大站在小船上，讲解“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时，他的脸上仍带有虔诚。

可以说他识海物，悟心性，是“格物致知”，也可以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可以是基督平等的信仰。这也和《沉默》的人结尾相似，罗德里格斯在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被迫公开宣布放弃信仰，被火化时，妻子却偷偷丢进一个木雕的圣像。暗处寂静无声的反抗，也许才是丁若铨所谓的抽象“西学”精神，即实用主义为先。

三兄弟都没错，丁若锺选择坚信，始终不悔，丁若镛一直“先天下之忧而忧”，笔耕不辍，最终从山野被请回朝堂。丁若铨至死未受召唤，在书写《慈山鱼谱》时溘然辞世，无喜无悲。

在大浪淘沙的现今，《牧民心书》或《慈山鱼谱》都被渐渐遗忘，但是精神抉择的阴影却始终浮在东亚儒家文化圈之上，这才是导演隐然未昭的野心，即使是丁若铨，都未处理好其中的关系，难道所谓的平等，是建立在保留师徒之间的跪拜礼之上么？

有时候传来的一套价值体系，还需要整个土壤，仪式赋予宗教神圣的意义，有时候，也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留或不留，自成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