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面1966

影片谈及西方哲学所涉及的很多论题：价值体系、存在、生命活动、社会生产活动等，而要讨论哲学，就要设置一个形而上学前提。主观认为，若伯格曼把本片作为一次哲学探讨，那么他所设置的形而上学前提就是——世界是生成。以这个形而上学前提为基础，我结合影片内容论证影片可能表达出的哲学思想。

在口头语言上，影片的两个主角——伊丽莎白和艾玛，前者沉默不语，后者喋喋不休。从剧情上看，艾玛对伊丽莎白的暴力行为的动机源于此。从社会关系上看，艾玛是医生，伊丽莎白是病人，在这两者中爆发这种冲突是很不正常的，而要把它正常化，就要摆脱社会关系，从生命活动上来讨论这冲突的来源。

从哲学上看，口头语言的所指是神经刺激，而能指是声响。“神经刺激”的具体过程就是，声响作用于人的感觉，人再通过知性把感觉图像化，这也是人认识一个事件的过程。在认识论的人类本体论中，人在认识的过程中充当了本体，而事件充当了客体，而整个认识的过程就是客体的实体化，进而有了“本质”“存在”的概念。口头语言所属的语言，其实就是人类充当主体，世界充当客体，世界作为客体实体化的产物，而人在创造语言时并没有依靠经验或者先验概念，而是人自身的效用本能，具体表现为征服冲动和征服意志。影片开头的几个毫无逻辑关联的镜头，狭义上来说可以是某个人的回忆，广义上来说是一个人征服冲动的产物——图像，即存在。“存在”与影片的形而上学前提——“生成”正好相对。这是效用本能对人的认识能力的限制，人的认识能力不会超过对人类生存有益的范围，人类创造语言就是出于把握世界进而生存下去的冲动，同样在这种冲动的推动下，人类想要抬高自己在外观世界的意义，试图不断地扩大人类认识的范围，在这个过程中，语言成了关键，而结果就是，最开始仅仅只是作为人类把世界简化的一种范畴的语言，在一部分人心中成为了“真理”，也就是“唯一”，而外观世界之所以是“生成”，是因为解释世界的范畴很多，语言只是其中一个。这里的“一部分人”指的是征服意志疲软的人，他们懒得建立一种认识世界的范畴，而依赖于既定的范畴，即语言。但是征服意志疲软并不代表没有征服意志，他们走了一条捷径——在外观世界之外建立了一个“真正的世界”，之所以是捷径，是因为“真正的世界”实质上是一种存在，与外观世界的“生成”相对，因为他们仅仅只抓住了事件在生成过程中的一种状态，而把没有抓住的其他状态视为事件的本质，即生成的非生成载体。艾玛在照顾病人失利时就有表达过这样的幻想，她觉得自己没办法和病人沟通是因为经验不足，也觉得这是由于病人是个艺术家。在艾玛的幻想里，存在着两个“真正的世界”，一个是知性建构世界，一个是艺术审美世界。所以艾玛就属于“这部分人”，大多数观众也是。伯格曼就在影片开头用了这种技巧捉弄了观众。影片开头，有一组镜头展现了老人躺着时的状态，作为背景音的水滴声打消了观众“影像的静止”的推测，而推动了观众“老人的静止”的推测，老人在这一时刻的静止在观众疲软的征服意志的加工下成为了老人的特性，进而观众推测，老人是死亡的。在观众赋予了老人意义（死亡）之后不久，电影突然穿插老人睁着眼睛时的镜头，观众之前赋予给老人的意义被证明是无意义的，而且证明者还是观众自己，观众因此吓了一跳而更让观众恐惧的是，在观影过程中，不止观众是主体，电影也是主体。艾玛和观众一样，艾玛在与伊丽莎白的交往中，赋予了伊丽莎白倾听者的意义，而后来她发现伊丽莎白在交往过程中赋予了艾玛实验品的意义，这与艾玛的征服意志是相违背的，而且她发现，自己和伊丽莎白都是主体，不存在客体，因此也没有实体，当作为存在的世界失去了质，只剩下空洞的量，那这个世界就不存在，艾玛因此也就陷入了消极的虚无主义，但她疲软的征服意志依旧存在，于是她就依靠一种十分简单的方法征服伊丽莎白——暴力。

由于意义本身不只是物质概念，所以肉体上的征服并不能算彻底的征服。针对精神上的征服，艾玛的强力意志起作用了。回到本片作为哲学探讨材料的形而上学前提——世界是生成，之所以这样定义，是因为世界本质上是关系世界。定义作为生成的世界，这看起来像是一个矛盾的概念，这是因为“定义”在人类的范畴中是合理的，但对世界来说是值得商榷的。根据影片剧情，故事大部分发生在海滩，海滩之所以成为一个治疗场所，是因为在主治医师看来，伊丽莎白不正常的行为是因为她的关系世界，而并不是她单纯的意识或者情绪冲动的结果，伊丽莎白原来的关系世界的形成是人际交往，与之相对的是大自然，海滩正好可以让伊丽莎白忘掉以前的关系世界，建立一个性质与原来关系世界相对的关系世界。作为与主治医师职业相同的艾玛，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就想通过为伊丽莎白虚构一个关系世界来彻底征服伊丽莎白（为伊丽莎白赋予一个能够说服自己的意义）。于是，艾玛利用自己对伊丽莎白的印象推理出了她的家庭关系。在艾玛看来，伊丽莎白是冷漠无情、神经质的，而且她在艾玛面前亲手撕了自己儿子的照片，并且艾玛一直也没看到她的丈夫。以此为基础，她虚构出伊丽莎白与儿子丈夫之间不和谐的关系，并用这来作为斥责伊丽莎白的筹码，并且对之深信不疑，这就是她强力意志的产物。但这种虚构对伊丽莎白来说并没有意义，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当艾玛准备用开水攻击伊丽莎白时，伊丽莎白出于人固有的效用本能，大声喊叫，这对平时一言不发的伊丽莎白是很罕见的，而当艾玛在揭露伊丽莎白的关系世界时，伊丽莎白并没有像那样强烈的反应，难道一个人的关系世界还比不上肉体吗？这不是人的意识说的算，而是效用本能说的算。艾玛虚构的伊丽莎白的关系世界也只对艾玛本人起作用，在这个事件中，艾玛同时充当了主体与客体，而实体化的是一个她虚构的假象，当她在知性层面上意识到自己深信不疑的是一个假象时，她再次陷入了消极的虚无主义中。而真相仅仅只有她疲软的征服冲动。

本片的片名是“假面”，对片名的大多数解释都说是“人在生活中虚假的一面”，既然有虚假，那肯定有真实，那么真实是什么？人可以凭借知性找到自己真实的一面吗？这些问题的解答需要看在什么前提下。在“世界是生成”的形而上学前提下，“假面”的解释其实就是“虚构”，也就是人类出于效用本能去寻找世界的意义，因此对世界进行的简化、图像化。但现在人类的精神危机就是像影片中艾玛那样，由于疲软的征服冲动，陷入到了自己对世界简化、图像化的产物中，强力意志只是昙花一现。如果人能够保持自己的强力意志，保持重估一切价值的勇气，那么就不存在像艾玛那样两次陷入消极的虚无主义中去。

演员与护士

伊丽莎白是一名演员，每天面对无数虚构的场景，把虚假的感情“真实”地表达出来是她的天职。艾玛是一名护士，承担着救死扶伤的义务，而在这里，她更多需要去“拯救”的是病人心理上的阴暗和创伤。

伊丽莎白有一天在排演中突然失语，诡异的是当时舞台前并没有任何观众。她缓慢地转过身，从面向舞台到面向镜头前的我们，把郁积于她思绪中的困惑和痛苦抛给“第四面墙”背后的电影观众。沉默由此开始。对自我的审视由此开始。

艾玛出场时，双手背后笔直地站着，背后是肃穆的白墙，象征着秩序和规则。她对即将到来的工作有些忐忑，远不及对自己的个人生活前景来得有信心。这种忐忑，既源于二人身份的不对等（功成名就的演员 vs. 初出茅庐的护士），也源于她对沉默本能的抗拒——似乎冥冥之中，沉默会通向她心中那些不可告人的恶魔，和看似平静生活背后更深一层的不安。而后来的故事情节也印证了，艾玛与伊丽莎白接触的过程，正是她“卸下”护士这一身份角色的过程。

一名演员厌倦了自己身为演员，一名护士发现自己不仅是护士。

沉默与言语

电影最精彩的地方在于沉默和言语之间的交锋。这两者既二元对立，又同根同源。如果说，伊丽莎白的（有意）沉默是通过对外界生活的封锁而进一步接近自己的心灵，那艾玛的喋喋不休，又何尝不是对自我进行“碎片式”的解剖和挖底呢？两人只是借由不同的方式，在尝试感知和触及自身的灵魂。

与此同时妙就妙在，电影同样表现了沉默和言语之间的相互依附。沉默是言语的容器，而言语又让沉默变得更加舒坦和自然——两者间的交锋，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彼此的滋养。试想想看，如果“信件门”没有发生，她们俩这样“一说一听”的状态其实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但是，沉默和言语毕竟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物”，是两种不同的“游戏规则”。沉默是沟通让位于自我沉溺，而言语则是在呼唤人与人之间信任和坦诚。伯格曼把这两者并置在《假面》中，通过伊丽莎白和艾玛的遭遇讲述了这两者各自的局限，而且很有可能，沉默和言语在“卸下盔甲”正面交锋的时候，会带来更大的危险与灾难。

社会机器和规则

护士，言语，把它们两者组合在一起，背后即潜在的社会机器和规则。医院的意象再明显不过，而故事的全过程也可以概括成对伊丽莎白失语的“修复”。不管用何方式，有意还是无意，让伊丽莎白重新开口说话，重新回到演艺舞台，才是对她真正的“治愈”和康复。

言语在影片里表现为“击退”沉默的武器，而且这个武器相当“无情”，因为它更是对沉默的“不允许”而非善意的填充，而护士角色的纯洁和神圣身份也是对这种“治疗”方式的“正名”。同时，艾玛对生活和生育的态度也代表着一种“社会声音”，它是对伊丽莎白的教育，是对她个人生活中的“污点”的指控，也是对这属于伊丽莎白一个人自我之沉默的响亮反击。

然而，伯格曼并没有让影片停留在这单一层面上，叠加在艾玛打破伊丽莎白沉默之上的，是后者企图站在更高的视角对前者的“study”和冷眼旁观。且不说灵魂之间绝对意义上的沟通和分享是否可能，艾玛在看到信件前后的反差无疑反映了所谓真诚和沟通背后的脆弱，与由此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规则的不堪一击。

女性与母性

电影聚焦在两位女性，一位在婚姻生活面前看似信心满满，一位在婚姻生活之中其实步履维艰。艾玛早年果断地堕胎，因为她“知道”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成为母亲；伊丽莎白在社会压力中生下孩子，因为她曾经仍想成为别人眼里的“合格”母亲。艾玛向伊丽莎白坦诚自己心中的恶魔，海滩上难忘的性经历是她在婚姻大门前内心最深处的踌躇；而伊丽莎白沉默的背后，则是她和儿子之间的隔断与疏离，这个恶魔也在影片后半段被无情揭开。

在影片的不同阶段，艾玛和伊丽莎白分别被推上“审判席”，接受众人目光对自己女性和母性身份的定义和评判。艾玛讲海滩经历的那一晚和她其他的倾诉过程相比显得是那么不同，场景的明暗布光，背景的船笛声，而她和伊丽莎白的距离也被拉得很开，似乎这个时候电影已经不再呈现的是她们两人之间的交流，而是艾玛面向所有人，面向群众和社会的无言审判。在这段自白中，她头一次具体地讲明自己是如何对即将到来的婚姻关系感到不安。

而电影末尾对伊丽莎白“缺乏母爱”的控诉，伯格曼极其自负地重复了两遍，分别从两个机位去描摹指控者的振振有词和被控者的惊惶错愕。但不要忘了她们二人也共享着女性和母性的身份，今天的伊丽莎白，有可能就是明天的艾玛。即便实非如此，她们各自的困惑和“过错”，犹疑和执着，都是对这重身份反思和审视。

镜子与脸庞

镜子和脸庞是《假面》中导演最着力表现的符号。电影开始小男孩想要触摸的女人脸庞，艾玛睡前擦脸时候的自白，两人在镜子前的凝视，以及在两段一模一样控诉时对两张脸的聚焦，和最后的“合体”，穿插着整个伯格曼讲故事的过程。而电影的名字“假面”也恰恰与脸庞有关。

脸既是个人身份，也是内在心理的外化表现，连通着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情感。两张脸庞的相似，暗指两颗心灵在追逐背后的相互融合。在镜子面前，艾玛看着自己也看着伊丽莎白入神，幻想自己成为了与之相似的另外一个人。

与此同时，脸庞也指代面具，影片着力表现了两人各自卸下面具之后探索内心和自我的过程。但当面具被撕开，两张尽管相似的脸被生生拼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却感觉极其不适。或许，面具背后的“真实”原本就是这样不堪和让人后怕，因此人类太需要这样一张“假面”去面对和承担生活的重压。

电影中最惊悚的一幕，出现在艾玛差点将滚烫的热水泼向伊丽莎白的那一刻，伊丽莎白惊叫出声，尽管肉体的脸庞仍在，但沉默的“伪装”被揭穿后，等待她的是进一步的不信任和言语上的攻击。这个场景的惊悚源于更深一层的对“毁容”本身的恐惧。艾玛收住了手，伯格曼没有残忍地告诉我们脸庞尽毁之后我们还剩下什么，也许这残留的惊悚本身就是“假面”的意义吧。

参考：The Persistence of Persona By Thomas Elsaesser

第一次看《假面》的时候以为自己看了另一部《搏击俱乐部》，心中最大的疑惑大概是艾玛与伊丽莎白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片子开头小孩用手抚摸玻璃上隐约的面孔，丽芙乌曼与比比安德森的脸交替重合，结尾两人的脸庞在一明一暗的光线中再度拼接，他们非常相像，几乎像是同一个人。后来当我再次思考两人的关系时，疑惑消除，片中二人是独立的个体，伯格曼想要提出的问题恰恰在于个体与个体之间是否能打破认知的牢笼？困惑的灵魂能否得到回应？二人的关系又近似于上帝与信徒的关系，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他人的不可知性与信仰的痛苦。

到处都充斥着生活的骗局

艾玛是护士，伊丽莎白是突然失语的病人。在沉默的法罗岛上，艾玛不断的向伊丽莎白倾诉自己的内心，吐露自己曾与陌生人出轨并意外怀孕的秘密。伊丽莎白写给医生的信里，她这样写道：感到自己的心灵在愈合，艾玛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宠溺着“我”，研究这样一位感觉与行为不一致的人变得很有趣。这封信被艾玛偷看了，剧情急转直下。艾玛认为，伊丽莎白的沉默是一种引诱，引诱自己讲出秘密，利用她的同时又抛弃她。她想尽办法希望伊丽莎白能开口说话，为此不惜用各种办法伤害她，比如可以让伊丽莎白受伤的玻璃碴，泼向她的滚烫的热水。

说到这里，我们来回望一下医生的话：

医生似乎看穿了这位戏剧演员的病因，同时也告诫她沉默并不能卸下表演，生活的骗局无处不在。不断倾诉的艾玛也是一个渴望暴露与被看穿的人，但人和人之间的孤立并非仅仅因为语言，人们隔着不可知性的迷雾，在清晨微弱的光熙中张望对方的脸，既远离了自我认知的自我，也达不到他人认知的自我。

上帝永远躲在忽明忽暗的地方

一面是艾玛不断的吐露内心的伤痛和内疚之事，另一面是伊丽莎白的沉默，不难联想到信徒对上帝的坦白与上帝的失语。

《第七封印》中也有类似的对话发生在骑士与死神之间，骑士在生命延续的日子里质疑上帝的存在，认为上帝永远躲在忽明忽暗的地方不肯给与人们回应。

在《假面》中，倾诉了一整夜的艾玛趴在清晨的桌子上仿佛听到伊丽莎白对她说“上床去睡吧”，也仿佛在那个早上感觉到伊丽莎白摸着她的头发抚慰她。醒来后，她问伊丽莎白是否曾经对自己说过话或到过自己的房间，伊丽莎白都否认了。无疑，全片伊丽莎白唯一说过的只有那个面对镜头的“不要”，发生在艾玛激动的想要向他泼一锅沸腾的热水的时候。但这反而加重了艾玛的痛苦，因为这样一句回应是出于恐惧与怯懦，此前二人互相理解的幻境被打破，艾玛说出，你也知道害怕了，你看看你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伯格曼塑造了一个信仰反复摇摆的人，不断的质疑是否有神灵真的与自己同在，最后艾玛痛苦的伏在海滩上大叫着“你不肯屈服，因为没有必要”。

在伯格曼自述的书《魔灯》中，他也坦言饱受这种信仰的痛苦：

“我一生都在处理我与上帝之间那痛苦又不快的关系。信仰与缺乏信仰，惩罚、蒙恩与弃绝，所有这一切对我都是真实的，又是专横的。我的祷告充斥着痛苦、恳求、信任、憎恨和绝望。上帝说过些什么，又什么都没说过。不要转过脸背向我。”

永恒的理解穿透永恒的非真实

前面说了人与人的孤立与不可理解，我们来看电影的最后一段对切镜头。是否在某个场域下，在某段谎言之中，人和人之间还是可以发生理解与碰撞，哪怕一切都发生在一个编织的故事里，甚至可以说是一段台词中。

艾玛看到伊丽莎白用手盖住自己儿子的照片，于是以“让我来告诉你发生了什么”的口吻，讲述了一段伊丽莎白因被观众指责没有母爱所以勉强生下这个儿子，儿子成为了自己虚伪与悔恨的证明。这当然不是伊丽莎白本人的故事，也并非艾玛亲眼所见的故事。但却同时刺痛着两个人，牵动着彼此生命中敏感的记忆。这时，真实已经失去了重要性，人们还是可以在广泛的感知上理解互通。

非常想提一下影片结尾处出现的穿帮镜头，就是一台摄影机和两个拍摄中的工作人员。这个镜头在我看来是整部影片的绝妙之处。它为画面创造了第三维度。通常，电影只有两个维度，剧中人物关系和观影者观看剧中人，在本片中，这台摄影机的暴露非常坦白的告诉观众，没错，你所看到的，是摄影机呈现给你的，你与影片之间也永远的隔着一个叙述者，你渴望触及的真实是被创造出来的，你的体悟与电影本身存在着多少个这样的夹层。当我用截图放大来看这一幕的时候，你又会发现，摄影机中倒映的是丽芙乌曼的脸，而实际电影中存在的镜头是比比安德森。我惊觉这是一个伯格曼的玩笑吧，你这样深邃的灵魂是要饱受痛苦的！

同理，隔着磨砂玻璃触摸女人面庞的小孩，是否同样创造了一个夹层，存在于先验的真实之前？

比较幸运的是我在今年的上影节上观看了这部影片，放映前赠送了一段采访伯格曼的纪录片，伯格曼说该片被世界广泛播放，也被各种解读，但在各个放映版本中都有1/8秒的剪辑，我有幸看到了这1/8秒，但对理解本片似乎也没什么帮助，再说下去可能就很弗洛伊德了。

最后想用乐观的陀翁《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句话作为对伯格曼的回应：“没有来自上天的征兆，相信你的心声勿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