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孤儿2010

（有不关键情节讲解，自认所有剧情透露不会影响观影乐趣，请各位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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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无疑是一个熟谙观众心理的导演，他总会让你看到你想看的，但绝对是在你最想不到时候。

比如说，你绝想不到《赵氏孤儿》是一部靠卖腐和YY的男人撑起来的大戏，那些不够腐或者不敢于YY的角儿们——即使他们是多么大的腕儿——都争先恐后的见了阎王，历史到底是有胆量的人来创造的。不管电影质量如何，陈导的这个立意已经让我很受用了。

但陈导毕竟是将近六张的人了，玩弄这些新时代元素，他还是欠缺火候。

《赵氏孤儿》绝对够腐，我大胆猜测剧本中那些卖腐的文字，都透出一股三十里外可闻的腐味。那些台词，就跟老王的表演一样，处处用力过猛，直白的让资深腐女也要脸红，生怕你看不出这是腐，这是在搞基。过犹不及，台词虽然生猛，毕竟只能过过嘴瘾，又不能真枪实干，非腐观众抓耳挠腮，腐女腐男大呼不过瘾，两头不着岸。比起《妙警贼探》《神探夏洛克》那种基情若隐若现，似有似无的微妙情调，陈凯歌真是大大落了下乘。

两大主角，都是YY高手。开场不到一分钟，老王就因嫉妒和野心驱使，凭空做起场面盛大的白日梦，才有之后的弑王杀相之举；葛大爷虽然身份低微，武功近乎没有，也敢凭借一点艺术家的天分在纸上翩翩起舞，大肆YY十五年后的壮举，要没有他那大笔一挥，哪有最后的拔剑相向。这两次YY，都在影院引起了哄堂大笑，看似显得唐突，但陈凯歌的用意正是如此，如此严肃的杀戮计划都能处理的如此爆笑，那么影片后半段大量的雷人笑点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2

一部影片保持一个统一的风格很重要，但有时候导演的这种职业追求效果适得其反，典型的例子就是笑满全片的《无极》。而像《赵》这样只让你笑上半段的电影，大有在前半段可圈可点的例子，有两处让我觉得十分惊喜。

一是谋反。从策划谋反开始，一直是以老王的乱党视角叙事，立刻就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张力，蚊子杀人，这个概念已经很新奇，让观众翘首以盼，甚至不自觉站在乱党一边，希望他们计划成功。而到了实施当日，蚊子出动，叮咬之际却遭遇一拍，顿时埋下一个刺杀是否成功的伏笔。这里陈凯歌故意拖延，吊起观众胃口，因而当王顺利倒下时，观众难免会产生一种大功告成的喜悦。但随后“听遗言”、大批守卫出动，又是之前计划中没有交代的，立刻将影片带入紧凑的搏杀，这个段落既遵守了“告诉你计划，但绝不是全部”这样的叙事原则，又相当合乎现实中的情理——相国自然有武功高强的守卫，必须要大军压阵才能灭口。

之后的情节依然不落俗套，按理要拍这种宫廷血洗戏，制造出一个极其惨烈的杀戮过程，表现一方完全被灭也就过关了，但陈凯歌加入了二次转折，他让相国一方的几名武士拼死相救，还利用屋顶吊饰等物件一度几乎扭转了局面，同时又对武士的誓死护主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观众的心理天平不自觉的倾向了相国一方，希望他们得以逃脱，这种预期在马车逃亡时完全达到了顶点。但随后情节就急转直下，车轮断裂，弓箭兵埋伏，陷阱等待——这些安排既是戏剧的高明，也是现实的必然，你想乱党怎么可能连这点思虑都不周全？整个阴谋实施过程始终紧紧扣住人心，没有丝毫松解或者出戏，相当出色。我唯独觉得美中不足的是，最后马车坠落，烟尘弥漫之际就该收尾，但影片中还加入了一个表现相国和车夫身中多箭的镜头，显得多余，省略的表现在这里应该更大气。

二是三人争夺刚出生的婴儿。婴儿到底让不让葛优抱走，形成了一个典型的戏剧矛盾，这个矛盾的解决过程十分巧妙。先是让三人表明态度，然后陈凯歌用一段长镜头拍摄了三人在走廊间的争夺，这种争夺并不是激烈的，甚至是有点儿戏的，以黄晓明的武功，要杀一个弱女和一个老医生易如反掌，但二人都没有受伤，因此这里已经表达出了他内心的两难，也为之后的转折埋下伏笔。

随后黄晓明夺到婴儿，却因为一个十分奇妙的意外得而复失，婴儿重新回到葛优手里。在这里矛盾达到了完全不可调和的顶点，黄晓明拔剑相向，表示他心中保命的一面已占了良心的上风。合理解决一个这样的矛盾，是很考验编剧功力的事，最佳的效果是“观众死活也想不到，但一旦影片交代了，他们又会觉得高妙且合理”。而本片里这个矛盾的解决恰恰就达到了这个效果，一方面，也许是我愚笨，但我的确想不出更合理的处理方法，另一方面，这样的安排为后续的夺孤和复仇情节完美铺垫，如果没有如此牺牲，之后葛优的行为动机就不再合理，观众也不容易被剧情感染。

好的电影激发观众的思维乐趣，而不是侮辱观众智商，后者的例子数不胜数，但《赵》毕竟还是在前者有所贡献。不管电影中还有其他多少滥俗的桥段，这两处之妙还是让它整体保持在了水准之上，陈凯歌毕竟还是陈凯歌，虽然不复当年。

3

同样是在前半段，还有两处令我颇不满意。

一是老王识别真假赵孤的段落。一开始他的判断接近于名侦探的水准，唯一没有到场的婴儿父母必有猫腻，这是个极其精准的推理。直到挖开墙壁之后，面对抱着自己孩子的女人，他说“你为什么抱着别人的孩子”，这又是一处洞察力的体现。至此，稍有头脑的观众都会被说服，老王已经识破了“假赵孤”的诡计，就看陈凯歌如何圆场了。可惜陈凯歌并未给我们一个如上述第二点那样的精彩收束，葛优的一个双手奉送，登时让老王信服。

陈凯歌大概也意识到过于牵强，在片尾又做了一番解释，老王说他“一开始都怀疑，只有到了葛优亲自献孤才完全相信”，但是这样的解释反而更是令可信度雪上加霜。大家试想，如老王般心狠手辣，做大事不拘小节（他曾威胁要杀死一百个婴儿）之人，既然已有怀疑，怎么会不保险起见，“把两个孩子全杀了”？他后来在养育赵孤时，还特地身体力行的给他上了一堂“不要信任何人”的课，细细想，简直是自打耳光。

二是群众演员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尤其是众父母跪地一场，寅时是最后通牒，他们深知老王掌握所有孩子生死，应该是极度忐忑不安的，而当老王开门宣布“寅时已到”时，却没有任何人有任何呼天抢地的表示，所有人都是直勾勾的盯着镜头，他们此刻应该以为自己的孩子即将性命不保了呀。

同样的，在之后宣布“你们的孩子得救了”时，也没有出现众人欣喜若狂的情景，虽然陈凯歌迅速把镜头切走了，但还是可以看出所有人始终是一副龙套相。倒不是说对龙套的演技要求有多高，毕竟他们也只是吃盒饭而已，但陈凯歌既然安排了这个情景，总也该适当表现出一点符合情景的人物行为吧？而如果他的目的是要表现群众对于强权的恐惧的话，那么一开头的磕头、求喂食又是为了什么呢？

4

影片的结尾和《无极》颇有相似之处，杀不杀，谁杀谁，如何杀，这些问题互相交织，变成了一个无比复杂的情境，其迷局比之前的真假孤儿的戏码更让人思维打结，而孤儿的心理和行为转变也显得比较仓促，仿佛了为了匆匆收尾而作。虽然陈凯歌在现场发布会上给出了比较合理的解答，但由此也可以看出观众其实并不认可影片结尾的逻辑。

《赵氏孤儿》中大部分转折都合格的增加了戏剧性，但当这种转折太多的时候，却反而无法建立起足够的可信性，尤其是当结尾连笑场都少了的时候，让我觉得倍加无趣。

文/方聿南

年前看的陈凯歌版《赵氏孤儿》，很不喜欢，
觉得陈大导演毛病更大了，电影的外壳毫无问题，装裱一新，
色彩，摄影，构图，演员，都像模像样，
但是内部却透露出腐烂的气息，臭不可闻。
但是我一直没想清楚问题在哪，不好在哪？

前几天读了武志红的心理学文章，说到“边界”的问题，
大意是说，中国的家庭成员过分亲密了，缺乏边界感，
所以大多数事情上，我们不讲理，讲情。
在过分粘稠的情感面前，理变得不重要。
小孩享受了父母过分多的付出，所以，
也不得不承担本不该承担的压力。

回头再看《赵氏孤儿》，我突然明白了那种不舒服从何而来：
第一个不舒服是程婴将赵氏孤儿送入屠岸贾的府中，
要利用孩子与屠岸贾的亲密，来捅仇人一刀。
这里头其实有一种不合理，反人性。
先不说屠岸贾是否会对一个陌生小孩亲如己出，
这个举动，是超越边界的，对孩子人生的强硬安排。
从这里开始，观众对弱者程婴刚刚建立的同情和认同开始崩解。

最后一个不舒服，是故事的高潮，
赵氏孤儿在两个父亲之间摇摆不定，不知该听信谁的版本。
在这个时候，难道不应该是揭晓真相，晓之以理，昭显大义的吗？
不，这个时候，成为了一场“干爹亲，还是亲爹亲？”的感情大拉锯。
理性不重要，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白发苍苍的亲爹的嚎哭，
是感情争夺，是“我是你爹啊！我怎么会骗你！”的煽情戏码。
在感情面前，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小孩抽出了钢刀，冲向了不够亲的干爹。

越来越觉得，故事的逻辑虽然重要，
但是有一个东西在故事之上，就是人性。

最被人记住的电影，是充满了人性光辉的，
是《肖申克的救赎》，是《十二怒汉》，是《杀死一只知更鸟》。

华语电影导演里，清楚的反思中国家庭，
反思这种过分沉重的亲情，没有边界的痛苦，
既为之挣扎，折磨，妥协，又感到伤怀，心痛，难舍，
是李安。
似乎也只有李安。

另外，看了一堂网易公开课《公正》，
我明白了绝对主义道德和结果主义道德的区别，
也明白了为何《英雄》的价值观总被人诟病。

因为西方社会认同，哪怕为了救天下，也不可杀一人，一人就是天下；
而我们的大导认为，为了天下，可以杀千万人，天下就是一人。
前者的一人，是一个平民，后者的一人，是一个君王。
前者虽太理想，但是后者太危险。
我们大导的电影反人性，怎么能冲奥。

自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之后，陈导的牌子就算砸了。

不过就前三十分钟来说，至少陈导还是极力展现了他们那一代（是第五代吧）导演普通具备的某种……算是优点吧——各种无意义的构图好看。于是这些都是应该拍无意义大片的主儿啊。整部电影竟然是有一个地方本人想落泪的——就是那谁（众：灵辄！）拉着马车奋力救主的时候，配上那“啊啊啊”的背景音乐，陈导有意义的漂亮构图，还蛮有几分悲壮感的。至于后来出场不多的庄姬死去，非要摆出那种pose，镜头再拉上去，特么的做作无意义，特么的好莱坞。

于是大家都想——哟，果然是大片啊！如果你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前三十分钟果断地快节奏地介绍完故事的大背景之后，这部电影就变成室内情景三爹教子基情脉脉的家庭伦理片了。这几十分钟观众欣赏到的，除了程婴与韩厥之间“不能让孩子知道，不能让老屠知道”的秘会，就是程婴和屠岸贾在针对程勃（这名字是古人取的，咱不能怪导演，但你特么的还专门让庄姬来取这名儿是恶趣味啊）的教育方式上的冲突。

回头来看，这整戏的剧本大约是出于这样的一个生产流程下：作为一代文青代表的陈导想要拍摄一个关于人性、仇恨与命运主题的片——虽然本片结束后我根本看不出陈导的中心意思到底是什么，是在用屠岸贾的结局来说明“只要你不当对方是仇敌，你就没有敌人”应该放下仇恨呢，还是想用程勃和程婴的决定来说明“人性中的仁与爱永远敌不过仇恨，个人只能承担先辈种下的因果活下去，而无法选择自己的道路”，然后不知怎么的相中了这个无论在史记还是元杂剧当中都意在表现“士为知己者死”的中国传统侠义精神的故事，为了将这个中国人熟烂于心的故事扭曲成陈导想要的主题，剧本创作者对于故事中的人物与故事的情节都做了大刀阔斧的改编，然则可惜，编剧君们不是太史公的对手，难以自圆其说，于是故事的后面就要慢慢给“找回来”

这种不能处圆其说，一则体现在人物塑造上。
原作中为了体现中国古时代极普遍的后来东渡去日本演变为武士道的取义精神，将屠与赵分成了“奸”与“忠”以合理化程与公孙的选择，最后图的就是正义得张冤仇得血。
本片中丑化赵氏的做法倒是没什么——反正不出几分钟就全家死光光了，然则对屠氏的编写却显然的自相矛盾——如此多疑之人为什么不干脆将程氏的两个孩子都杀掉以断绝后患？又为什么明知程氏与自己有杀妻之恨又收人做食客且极力抚养其子视同己出？（屠氏肯定不止这一个食客有儿子哂）为什么在已知程勃身世后还奋力将其救出，之后又故意同程婴当面对质？（考虑到之前赵氏有讲“你的儿子假如没死，现在也应该有儿子了”，这里似乎插入一段当年屠公子被围困，屠氏救援不及目睹自己儿子丧命的情节才合理，不过据说剧本是两拨人写的，估计写乱了）

原作中的程勃乃程婴一人在深山中养大，每日耳濡目染只知道替父母报仇，后来手刃仇人，实在顺理成章。
本片虽然名为《赵氏孤儿》，但程勃的出场时间甚至都不及刀疤叔叔，亦无任何内心戏份可供观众围观其思想转变过程。程勃是在屠氏的护佑下长大，从小不知道有什么血海深仇，与屠氏感情其笃，亦父亦师亦友，只怕比对程婴还要亲密。于是这孩子怎么能在一知道自己的身世之后就立刻向前一刻还深深敬爱的刚刚救过他的义父拔剑相向，实在超出正常人的理解能力。这孩子……是脑残吗是冷血吗？

原作中的程婴乃是为赵家尽义。献出自己的儿子以保护赵家的骨肉这一点也许不符合现代人的价值观，但是放在当时的环境下（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妇女儿童保护意识，小女孩被爹娘亲手弄死的也有）也不算太离谱。含辛茹苦不只为赵家复仇，也是为了保存赵家这一滴骨血成人不让赵家灭了香火。
本片中的程婴根本不在乎赵家是死是活，当初一念之仁导致自己的妻儿被杀，与情与理来说，已经了无生趣。况且换成看片的任何一个观众，只要得到机会何人不想手刃屠氏？谁会想到“十几年后叫赵儿斩杀屠氏”的神经病idea——你丫就能保证赵儿不夭折（当时没有抗生素，小孩得病死亡的机率很高的好吧）？你丫就能保证屠氏不寿终正寝（你也不看看当年的平均寿命是多少）？你丫就能保证最后自己不嗝屁国家不打仗？在有百分百把握的时候不亲自下手，非要等赵儿长大，程婴的思维也实在异于常人。

至于韩厥……这个角色的用处纯粹是为了搞笑兼搞基的吧。

至于情节发展上。程婴夫妇一开始明明就打定了主意要献出赵孤以自保，既然如此，为何后来却一再错失向屠氏澄清的机会。
其实在公孙找上门时，声称自己的孩子乃是赵孤，然后在屠氏已然起疑的情况下果断承认他手中的孩子就是赵孤任由屠氏弄死，再回头向公孙申明自己的亲骨肉被屠氏当成赵孤杀害，自己当遵守庄姬的嘱托将赵孤抚养成普通百姓，从公孙哪里抱回自己的孩子，不就既救了那一百婴儿也救了自己的骨肉？中间怎么的绕来绕去演变成片中的结果，实在与情与理都说不通。你说做爹的脑残也就罢了，程夫人一介女流，在性命关心居然也没说溜嘴……

编剧自己也知道这些地方不通，于是后来借韩厥与程婴，借屠氏与程婴之间的对话，努力来圆这些不通。但不通就是不通。

其实我不懂，如果陈导如此想要拍一个有关人性的故事，中国古代这么多故事可供选择，甚至以中国历史之丰富，你要自创一个也未尝不可，又何必要吃力不讨好的给程婴等人写同人呢？还是这般OC情节又不讨好的同人……

最后，虽然这几年对于古装片渐渐的也已经心死了，但还是忍不住吐槽——这个故事是春秋时代，像面条这种东西，你就是用大拇指去想也会觉得不对劲吧！还有馒头什么的！还有辣椒！当时根本连茶叶都没有啊！这根本是连考据都不用考据的东西啊！还有兵车兵种马上的装备，去找个相关历史学家稍微请教一下会死是不是？！为什么每次都要搞到这么雷！

啊啊，写完评论是真的生气了。于是再扣掉一星。

即便从《史记·赵世家》算起，赵氏孤儿的故事也已在中国流传了两千余年。一个情节并不复杂的故事铺展于历史的长河中如此之久，能够与各个时代的人产生精神共鸣而不衰竭，它便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而成为文化的一个母题。在这一母题上承载着复杂而连续的价值象征，每个时代对这一故事的不同改写则反映出这套价值象征是如何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发生变异的。
        《史记》中记载的故事充满了政治斗争的险恶和个人智慧狡黠的光芒，这与“春秋无义战”的时代氛围是相契合的；待到元代纪君祥的的杂剧《冤报冤赵氏孤儿》，程婴的身份由门客变为民间医生，同时情节也更为离奇曲折，这是元杂剧更为贴近市民心理的情感取向的反映；当这个著名的中国悲剧被伏尔泰介绍到法国时，俨然成了“透过剧中几个中国人的嘴巴向欧洲人宣扬启蒙时代的精神。”而根据赵氏孤儿改编的两个当代话剧中，复仇的主题都被有意淡化（甚至放弃），被强化的是个人在政治斗争和命运漩涡中的无奈这一具有现代人性论高度的主题。
        把赵氏孤儿拍成电影，当然也意味着对这种原型故事的改写。为了与现代观众达成心理默契，电影必然会在这个故事中加入当代观众感兴趣并能够理解的价值和情感。同时，商业电影的市场化运作方式、电影媒介本身的特性以及导演个人的趣味和艺术追求也会对这种改写产生影响。放眼望去，中国导演中无论就文化修养还是艺术水准而言，最有可能用电影对赵氏孤儿完成文化改写的，非陈凯歌莫属。也正是因此，普通观众和文化人士都对这部电影充满了期待，因为它是有可能酿成一起文化事件的。
        改写的第一步是对依附在赵氏孤儿这个故事之上的原有价值系统的解构。从《史记》中、从元杂剧里，从程婴这个人物身上陈凯歌看到了什么？他是一位大忠大义之士，或者换现在的话来说，他是一名英雄。忠是臣对君、仆对主之间的一种关系，而义则是人与人之间超越阶级关系主动建立的一种情感契约，但无论是忠还是义，放到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中，都是贵族的道德，唯有士才有可能舍身取义，这与民是不相干的。陈凯歌对忠义的解构和重建带着他浓厚的个人色彩。经历过文革，不断声称自己的“青春被政治绑架”的陈凯歌必然对“忠”有着深刻的个人理解和揪心之痛。对他而言，忠除了是对领袖的无条件服从，还意味着一种刻板的成见，意味着完全接受的被动性。而对于英雄，陈凯歌那一代人所受的教育中只知道一种英雄：一种高、大、全，为了集体利益可以完全牺牲自己的英雄。西方式的悲剧英雄始终是他的文化基因中完全陌生的东西。于是这两者，便成了青春期过后重新接受启蒙的陈凯歌极力要消除的价值。如果说《孩子王》的结尾，乡村教师叮嘱学生王福的话“永远不要抄书”是对“忠”的否定的话，《刺秦》中则以来到秦王宫殿的荆轲突然讲起方言，变成一个小丑的方式展示了历史英雄猥琐的一面。所以，到《赵氏孤儿》里，陈凯歌的程婴延续了元杂剧中的身份，不是必须对主上“尽忠”的家臣，而是一名原本可以置身事外的江湖医生，是一介草民。整部《赵氏孤儿》，用陈凯歌自己的话来说，可以归纳为“民干了士该干的事”。并且，这个民不是像士一样出于某种信念去主动牺牲，而是当命运把他卷入到这个漩涡中来时，在苏醒的人性面前，几乎被动地完成了他的义举。当庄姬“托孤”之时，程婴并非不怕，是对赵孤的同情使他选择了冒险；当屠岸贾全城“搜孤”时，程婴也像所有的父母一样首先想到的是救自己的孩子，是程妻无意间的举动导致了最后的牺牲；之后在公孙府上，当藏在隔墙中的妻儿被发现时，程婴才真正地面对一种道德决断：是牺牲自己家的孩子还是让一百多婴儿遭受屠戮？这时，他“草根地”意识到这就是他的命，接着他做出了对得起他人性的选择。所以，陈凯歌的程婴不是任何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他不是为了忠与义去选择牺牲，他是最真实意义上的普通人（民），但这普通人却干了英雄才能干的事。
        现在的时代既不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也不是殷切期盼英雄横空出世的时代，大多数人对真正天资禀赋超群之人怀着本能的戒备之心。好莱坞的策略是让一个个平庸之辈鬼使神差地成为超级英雄，使人人都过把英雄瘾。而反对英雄的最好策略之一就是抬出一种普遍的人性来：只要想想英雄也和最普通的庸人一样具有一种共同的人性，那英雄也便没有什么了不起了。《赵氏孤儿》前半部分对程婴人性的挖掘是非常成功的，但并不代表电影处理任何情感和现实问题时抬出人性就都是合理的。实际上，由于过于频繁地祭出人性这面大旗，电影在人物关系和情感方面始终处于失控的状态。
        电影刚开始，便在几位人物的处理上让人出乎预料。一是晋灵君竟如此之蠢。尽管《左传》有“晋灵君不君”的记载，但电影中的晋灵君不仅完全不懂为君之道，而且缺乏任何贵族教育的修养，智商也显然在常人以下，似乎活该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二是赵盾父子居然如此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他们的被灭门倒是应了“做人不能太嚣张”的江湖道理。如果也按照史实记载的话，孔子倒是称赞过赵盾：“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之后随着故事的发展，观众便将领悟到这样的人物处理是为了给屠岸贾的弑君与灭门行动提供某种合理解释。如果一部电影不需要英雄，那它同样也不需要真正的恶人，因为过于极端的恶也是让普遍人性感到尴尬的东西。屠岸贾并非真正十恶不赦的坏蛋，陈凯歌显然想在普遍人性的高度下赋予这个人物复杂的矛盾性，但在效果上，并没有前半部分对程婴的刻画成功。摆在观众面前的，是一个被各种前后不一致和莫名其妙举动撕碎的人。电影前半部分中这个人物诛杀赵氏亲族的冷血、挥刀劈向韩厥脸部的凶狠以及摔死程婴儿子时的阴毒到电影后半部分完全消失了，在继子面前，他成了一位慈父，一个让人尊敬的长者，一个快乐地享受着天伦时光的老人。
        由于一味地堆积人性的复杂性，电影的编剧过程出现了太多的硬伤，许多人物的行动缺乏前后一致，且充满扭捏之感。在“搜孤”、“救孤”阶段，电影花费了太多的时间让屠岸贾去区分哪个才是真正的赵氏孤儿，几经曲折之后，屠岸贾仍旧摇移不定，当终于确定并摔死赵孤后，导演以为观众搞清楚了，实际上观众却觉得导演自己搞糊涂了。因为，只要观众不是苍白的人性面前已经丧失了任何历史常识，他们也会明白对于那个时候的人性来说，杀一个与杀两个、甚至杀一百个之间是没有区别的。在各种古代文明中，都曾出现过出于政治或宗教的目的大规模屠杀婴儿的事。所以，表现普遍人性是可以的，但却不应该抹杀人性标准的历史差别。
        电影中的韩厥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人物。陈凯歌无法让他像在元杂剧中那样作为一名英雄及早死去，同时又要为黄晓明预留戏份和表演空间，最终，韩厥在几经转折之后，终于沦为一个打酱油的角色。更大的问题出现在电影后半部分（既完成救孤行动后）对程婴这一重要人物进一步刻画上。陈凯歌说的好：“在没有任何危险的前提下，救一个孩子，常人也能做到。可是程婴15年抚养孩子报仇，未必人人都能做。”对一部电影来说也是这样，能在一次戏剧高潮行动中把程婴的人性刻画出来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之后日常化的生活过程中，使这种人性保持一贯性并更为丰满。程婴在电影的后半部分仿佛死了，他由于缺乏真实的行动动机已经沦为行尸走肉，他最大的失败则体现在对赵孤的教育上。陈凯歌也许没有注意到他对元杂剧剧本的微小改动将会使故事的情节结构完全散架。被屠岸贾杀死妻子的程婴不可能再携赵孤改姓投到前者门下，屠岸贾也不可能收留他，这不是反人性，而是违背人之常情。同样，因“救孤”行动而人性丰满起来的程婴口口声声说要让长大后的程婴站到屠岸贾面前，说出他是谁，这一意在使屠岸的一生沦为笑柄的举动充满了深切的仇恨，但对于“被认贼作父”的赵孤来说，这种由别人安排的命运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走到了任何普遍人性的反面。由于其间的伦理关系没有理清，《赵氏孤儿》在后半段迅速地沦为一出闹剧，对赵孤的养育过程俨然成了两位“离异”的父亲对儿子监护权的争夺战，一方心怀不轨地讨好儿子，却又不敢对他明言，只是暗暗希望终有一天儿子能阴人家一着，以泄自己心头之恨；另一方则一边对养子爱护有加，一边人格分裂般地向他灌输虚无主义教育，让他“什么也不要相信。”而韩厥的身份则像一位“第三者”，一遍撺掇程婴把儿子完全夺过来，一边致力于把“原配”那方彻底整死。
        无论陈凯歌把普遍人性提到多高的位置，只要他没有完全解构复仇行动，《赵氏孤儿》便不可避免地会展现不同的人性之间的对抗与冲突，将暗示某些矛盾是不可化解的，是超乎人性原则之上的。只是，经由“养孤”过程一番无厘头的胡闹，当真正的复仇来临的时候，这一原本应带着血腥和救赎感的行动已经失却了力量。屠岸贾往程婴身体轻轻地一刺，赵孤再往屠岸贾身体轻轻地一刺，复仇便告完成了，这不是仪式，而更像是过家家，它带来的也不是救赎和重生，而是让人因终于可以不再纠结而长舒一口气。
        从《梅兰芳》到《赵氏孤儿》，陈凯歌这两年的电影都呈现出虎头蛇尾、艺术与商业彼此割裂的特点。《梅兰芳》的第一段，说好的人太多，可见他拍《霸王别姬》时的功力并未消退。《赵氏孤儿》同样是如此，一场宫廷喋血政变，拍得惊奇突兀却有条不紊，让人想起他状态最好的时候。两部电影中，陈凯歌似乎都在开头过一把艺术的瘾，把自己想表达的都表达了，之后便按商业的路子来，剧情、人物、情感各方面经不起推敲的地方全冒了出来。《赵氏孤儿》中对程婴成功刻画的部分也是陈凯歌从精英意识的角度对于人性展开的思考，就商业电影而论，陈凯歌并未能够放下身段与大众心理真正打成一片。而让他完全从娱乐大众的角度（像张艺谋那样）拍一部纯粹的商业电影，他也未必乐意。
        如果说民做了士该做的事暗示了群众与精英之间确实存在着人性沟通的通道，那么接下来的逻辑未必就是在普遍人性的要求下完全抹除两者之间的差别，或者像陈凯歌那样随意地从上半部艺术过渡到下半部商业，而是尽可能地理清各自的兴趣和责任范围，以谋求更深层次的结合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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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氏孤儿》第一次媒体见面会上，陈凯歌说：“自从《无极》后，我面对批评的态度是，照单全收。”那日，底下坐了黑压压的一排记者，大家其实都想到起了《无极》：古装片，大制作，《赵氏孤儿》会不会和《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一样成为陈凯歌的滑铁卢？谁也不敢开这个头，扫了导演的雅兴，倒是陈凯歌自己先说了，这是聪明的一招。

 

其实陈凯歌有点多虑了。《无极》是他创作生涯中的低谷，不可能再差了。那个年代，他昏了头，一门心思往大制作上奔，忘了自己安身立命的本钱。《赵氏孤儿》没有那么差，至少在前一个小时内足以证明他还是中国最牛导演。最初重要人物的出场，寥寥几笔，性格跃然纸上；那场血雨腥风的宫廷争斗也拍得极为精彩，最后赵家的灭门惨案把整个气氛推上了高潮。

 

不过前一个小时的戏也是各类版本史料呈现最足的。陈凯歌功课做得好，消化能力也强。无论是从剪辑节奏还是各项指标的把握，他拿捏的极为精准到位。

 

PS,我不得不说，范冰冰还是美死了。虽然只有不到十场戏，但那张脸一露面就惊艳动人。尤其是大屏幕上看，五官精致。相较下，扮演葛优媳妇的海清真像一个大妈。奇怪的是，私下看，范冰冰很一般，还有点胖。看来她真的天生适合大屏幕。

 

到了电影后一个小时，怎么形容呢？就像一场狂风大作后只下了星星点的下雨。各种不给力。陈凯歌在媒体见面会上曾说过，他做了一些改变，要用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去解读程婴和赵氏孤儿的关系。比如，为什么程婴要用自己的孩子换他人的儿子，这是不是有点太残忍？古人讲究的”义“字当先，在现代社会里，是否还能成立？

 

显然，陈凯歌没有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其实解读并没有错。无论京剧版本，还是元曲版本，赵家灭门惨案发生前，故事的脉络几乎一样的；灭门惨案发生后，各个时期的创作者都做了相应程度的改编。比如有的版本是程婴带着孤儿逃到深山，有的则是程婴和孤儿归入屠岸贾门下……

 

当然，任何版本都是可行的，但如何解读的通顺就成了大问题。在电影上映前，如果我没理解错误的话，陈凯歌的剖析是：程婴只是一个小人物，无疑卷入争斗，只是阴差阳错被迫成为了“忠义之士”。在抚养孤儿的15年中，他希望用爱化解仇恨。

 

可是，电影的后一个小时所着力描写的程婴和孤儿的关系中，观众看到的却是另一番状况。在此不剧透。反正故事的主线变了味道，各种莫名其妙和不知所云。

 

PS：葛优演的没有问题，王学圻再次证明了精湛演技，到是黄晓明在复仇的三角关系中显得最弱。他真的不适合演这类戏。每次他出场，明显接不住戏。做一个比喻，他的演技就好似和武林高手对打，人家是出拳于无影中，他虚张声势，拳拳不在点上。

于是，《赵氏孤儿》和《梅兰芳》一样落了个“虎头蛇尾”的评价。如果说，《梅兰芳》最后的仓促有各种难以言喻的现实理由，那《赵氏孤儿》后半程的苍白和无力就是创作者本身的问题了。

 

其实，我一直在想，这不是陈凯歌的问题。看《赵氏孤儿》前，我特地翻出三联做的那期《凯歌老了：一个人与一个时代》。那是意气风发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第五代导演的黄金时期。从禁锢的体制内解放后，艺术的创作力如井喷般奔涌，《黄土地》《红高粱》哪一部电影不是经典？

 

难怪人们总爱问：”为什么陈凯歌再也拍不出《霸王别姬》？是那个时代造就了《霸王别姬》。时代不再了，《霸王别姬》也就没了。

 

在中国电影票房一路高涨的当下，中国电影却再也没有旷世精品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你可以说是电影变得商业化了，也可以说是电影人不思进取了。但很少有人去反思是电影的创作能力在急速退化。每一个电影的黄金年代，背后都有一批优秀的编剧在支持，而编剧的工作即等同于创造——请让我们看清一个现实：今年的鲁迅文学奖颁布后，骂声一片。当人们不再相信任何国家文学奖项时，还有哪部小说能成为时代精品呢？

 

8月采访张艺谋时，他谈了自己无奈。不是他不想拍戏，而是真的没有好本子。所以这几年，他的作品都是改编而来。从《三枪》到《山楂树之恋》。

 

陈凯歌没能成功的改编《赵氏孤儿》的后半部——他大可不必自责，一个人是无法脱离时代和他所处的制度去干做事情的。就算你的品质在好，能力再强，都不重要，你的成功与否一定取决于制度空间的大小。

 

其实，在三部贺岁大片中，我到最期待《非诚勿扰2》，王朔出山，不知道他还是不是那个飞扬跋扈目空一切的北京顽主，亦或是变成了个谨小慎微，无功无过的中年怪叔叔？

我又想起了去年华表奖上陈凯歌和冯小刚同获最佳导演奖。冯小刚絮絮叨叨，语无伦次，一一感谢了诸多兄弟；陈凯歌从容不迫，字字珠玑，看似跑题的讲起了国家山河和命运。

 

这一幕，是中国两个最知名导演的典型写照。

 

时至今日，陈凯歌一定还是那个少年凯歌，他的气节，野心，情怀和对电影的无限热爱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削弱，正如他说的，他对那些对历史人心起推动作用的人和故事，始终关注，且心存敬佩。在大时代的洪流中，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导演对生命个体的尊重，对在体制下被异化的人们发出的反抗的赞扬。

 

陈凯歌的情怀始终是美的。只是时代，没有给予他合适的讲故事的方法。这，也是我们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