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基督者

       冯特里尔的电影从女性主义的立场来解读是再容易不过的了。但往往一个男性导演着手“反基督”（反父权）的主题难免会表现的多少有点做作，这不是先验论。包括冯特里尔前几年《黑暗中的舞者》，我都觉得有点做作了。
    这部电影从我内心深处来说是认同的，很奇怪。这个导演有很严重的厌己症，这就跟那些披着女性主义皮实则骨子里深刻厌女症的男性导演有了天壤之别。我并不是鼓吹女性主义和厌己症，而女性主义自然也不等同于厌己症。
    没有一个导演希望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枉自揣测和评判导演自身，用冯特里尔自己的话说，“我有整整两年的时间都非常沮丧，整天不知道在想什么，或者我什么都不想。这部电影就是在那段时间里拍摄完成的，灵感来自于我自己的感受、想法和恐惧。不过这不应该成为导演和观众之间的沟通的桥梁，我拍电影是想表达出一种接近真正黑暗的恐惧，而不是让他们来体会我内心的想法。我的电影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所以，观众能不能理解它不是大问题。”
    但是用导演系同学自己的说法，一般导演分为两类：窥淫癖和暴露狂。但是如果一个导演只窥不暴，那他拍的东西就没劲了。所以这就给无数影迷、影评人和学者们落下了口舌，所谓电影批评就是一个类似于“揪小辫子”的工作，用言语暴力让电影文本优雅地爆破。
    那么，我自然就可以很负责任地说这部电影表现出冯特里尔是一个性别模糊的导演，这跟他是否女性主义或者“女性化倾向”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如果导演的超我是一位有自觉意识的泛性别主义者，那么他的自我是男主角，本我则是女主角。我不太情愿用佛洛伊德词汇，正如导演在电影中也像大多数女性主义者一样表现出对弗洛伊德的爱恨交加。当佛洛伊德在对战女巫的时候，那种弱势感就像那只拖着半截幼鹿惊恐而过的母鹿。虽然导演残存的一丝自我让他最后战胜了女巫，但是电影最后在男主角回眸中无数没有面孔的女人向他涌来，那正是导演的本我们又像鬼魅一样飘回来了。
    其实我想说的，这一切让我欣赏的，是一种创作状态，一种极端厌己的创作状态。而我们往往忽略掉的是此己非唯一。本我、超我和自我只是一种更为人接受和理解的说法。这些“我”的交织是为了举证一种弗氏的抑郁，这和导演的自我阐释倒是不谋而合。既然导演说“这部电影只是讲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关系”，那么无数“我”的交织从根本上举证的是“此性非唯一”。这里没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虽然从故事层面来说无碍又是关于男性自我臆想的“阉割恐惧症”——更为优美、成熟和血腥的《水果硬糖》。但是电影中隐晦的表述是，16世纪的女巫大屠杀在导演看来究竟是性别屠杀还是性别的自我毁灭？这种思考其实不是反基督，也不是反女性。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命题。
    导演的有意识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泛人性论，所谓的神秘、黑暗与阴郁，从来就不应该是女性本体论，而对于男人而言也非再是幼稚却强大的“阉割恐惧症”。导演的无意识却是纠缠不清的，我说不清楚是他本身就不清楚，我突然意识到导演还有一个强大的“我”，也在电影中，这个“我”的强大是这部电影让我感觉到可贵的不做作的一个强大原因。
    这个“我”就是，电影一开始就死掉的男人和女人的小孩。

    以上评论非学术评论，毫无逻辑，纯属主观臆想，允许随意阐释。因为我跟赤陶陶同学说我是要做学术研究他才愿意把碟借给我们看的，奉上伪学术文一篇，嘿嘿。

西方电影中，以耶稣基督为主角的电影隔三差五就有一部，《基督最后的诱惑》、《蒙特利尔的耶稣》，还有04年吉布森那部争议极大的《耶稣受难记》，现在我们迎来了拉斯·冯·特里尔的《反基督者》。这部电影中尽管没有出现基督本人，但是那位救世主很显然是题中之意，而整部电影又显然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产物。
        先来解一下片名。基督，愿意是指“受膏者”，在犹太教传统中指要成为先知、祭祀、国王于一身的人，后来到了基督教中，基督指拿撒勒人耶稣·基督这个特定的人。至于“反基督者”，指否认基督权威的人，或者冒充救世主的人。在这部电影里，“反基督者”很显然指撒旦，还有夏洛特·甘斯布演的那个被撒旦所控制的女人。这是一个女人在原欲中与撒旦秘密结合，反抗基督（男人）权威的反圣经神话。电影为这个神话搭建了复杂的观念与隐喻的迷宫，观众能否从这个迷宫中走出来，是理解这部电影的第一步。
        电影是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激情的性爱开始的——打引号的部分并非为了说明该片不是同志电影，而是因为电影中的人物没有名字，导演确实想把他们表现为历史最初的男人和女人——在这对男女达到高潮的同时，他们的幼子不慎从窗口掉落夭亡。为了治疗女人的心灵创痛，恰好是心理咨询师的丈夫带着她回到了以前女人与孩子度假的地方，一片叫做“伊甸”的森林。在圣经神话中，偷食禁果的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了伊甸园，作为对他们的惩罚，上帝剥夺了他们永生的生命，相反，却赐予了他们生儿育女繁衍后代的能力，以让“原罪”永远延续下去。《反基督者》中，这对男女已食了禁果，却又丧失了后代，他们除了重返“伊甸”之外，似乎别无选择。问题是，伊甸园还是以前的伊甸园吗？
        随着叙事的推进，观众知道，原先女人与儿子在“伊甸”森林中的小屋度假时，女人正准备写一篇关于历史上女性大屠杀的论文。丈夫在木屋的阁楼里找到了大量妻子当初作为论文资料的照片，其中大部分都与历史上的女巫迫害有关。丈夫凭职业敏感感到，妻子当前的“精神病理学症状”不仅与丧子之痛有关，可能还与她的学术研究有关。当初女人带着儿子在“伊甸”度假时，可能遭遇了某种精神危机。这种危机很快就通过女人与丈夫的对话揭示出来：女人告诉丈夫，“自然是撒旦的教堂”，这里的“自然”并不是指大自然，而是指人的本性的那个“自然”（nature,天性、本性）。我们知道，在文艺复兴之前，西方人观念中的自然一直是充满着魔鬼、精灵和各种恐怖事物的场所，是撒旦的乐园，这个自然不仅指外在的大自然，也指人的内心，所以说魔鬼就在所有人的心中。问题是，被魔鬼所控制的人的自然是什么？女人把它等同于性欲，特别是女人的性欲。因为性欲，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因为性欲，他们的孩子夭亡。儿子死后，丈夫的心理治疗根本治不好她，她只能借性欲一次次麻痹自己。但是，当她带着对性欲的忏悔回到伊甸，以前的学术研究经历开始将一种“历史的真相”告诉她，结果产生了一种心理“倒错”：历史上的女巫迫害无非是男人们将存在于两性之间的性欲全部归罪到女人头上，而男人们则充当理性的化身和历史的救世主，基督不就是一个男人吗？就像现在，眼前这个男人以一副理性地姿态对我进行心理治疗一样，其实是将责任全部推到我头上。既然撒旦存在于所有人的“自然”中，而男人的虚伪不肯承认这一点，还用权力迫害女人，那么，就让撒旦化身到我这个女人身上吧！我要对男人展开疯狂的报复。这里，电影或许触到了精神病的边界。正如福柯所说，“精神病不是一种医学诊断，而是一种文化诊断”。电影中，这个女人的行为当然包含着精神病的因素，但是不也具有颠覆男权神话的文化动机的合理性吗？
        撒旦，就是反基督者，她化身为一个女人，要报复以耶稣为代表的男权神话。这一点不仅通过作为电影核心的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故事来表达，也体现在电影的象征和隐喻层面上。最引人注目的或许是“三个乞丐”这一章。当奄奄一息的男人问女人为什么还不杀他，女人回答，“还不到时候，三个乞丐还没有来。当三个乞丐从东方到来时，就会有人死去。”三个乞丐实际上指的是三只动物：分娩到一半的母鹿，啃食同类尸体的狐狸，还有洞穴里的乌鸦。这三个乞丐对应了新约圣经中的东方三圣。新约中说，当耶稣诞生的时候，从东方来了三位博士，带着黄金、乳香和末药，把它们献给耶稣。那么，作为反基督者的撒旦，当他送一个人死去，无疑也应该有三种与撒旦的特点相匹配的东西来对应圣经中的三位博士，导演通过这种戏仿来颠覆圣经文本。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导演的意图是站在女权主义者那一边告诉人们“历史的真相”。在这部电影里，颠覆是为了重建，怀疑只是为了再次确认。电影中的女人不仅是撒旦的化身，而且具有真正的恶魔气质。她贪婪的性欲、她的残忍和疯狂，她的自虐与施虐，让所有的观众不寒而栗，这样的女人的存在无论何时何地对于世界和秩序都是一种威胁。将女人作这样的表现使我不得不揣度导演对女人怀着深深的敌意，这或许和特里尔拍这部电影前长达数年的精神抑郁不无关系。在电影的结尾，男人终于用自己的双手掐死了女人，获得拯救的男人站在山坡上，沐浴在一片圣洁的光中，这时他身上不能说没有耶稣的影子。男人用自己的强力扼杀了女人所代表的性欲，使世界恢复了秩序，同时也赋予了自己的行为以正当性。最后，无数的女人从山脚下向山坡走来，她们都是一些安全的、温柔的、性欲得到控制的良家妇女。观众和站在她们中的男人一起体验了秩序恢复后的安全感。
        至今为止，我们所谈论的都只是电影的观念架构。一部电影包含复杂的思想观念，只能说明导演的抱负不小，却不足以论证电影的好坏。复杂的理念有可能成就一部好电影，也有可能成为电影形式无法承受的负担。在我印象中，拉斯·冯·特里尔的电影总是指向很宏大的观念，在他最好的时候，他能够把这些观念隐藏得几乎不露痕迹，比如《破浪》，而更多的时候，他却总为观念所累。
        《反基督者》有意题献给塔尔科夫斯基，后者的电影也总是包含着深刻的观念。《反基督者》中的伊甸园和《潜行者》中的“禁区”，还有《索拉利星》中的外星一样，都是一个超现实的区域。但两者不同的表现方式透露出特里尔和塔氏在电影影像观念上的不同。对塔尔科夫斯基来说，即便是表现梦这样超现实的事物，影像也应该是自然主义的，“那种神秘的朦胧并不能营造真实的梦境和记忆的映像，电影不应该借用戏剧的效果（《雕刻时光》）。”而特里尔则正好相反，在《反基督者》中，他让一只狐狸说着人话，他让画面呈现出波浪状以表现超现实的效果。我想，塔氏之所以避免使用这种“戏剧效果”，是因为它太易得了，以至于我们在粗制滥造的电视剧中才经常看到说人话的动物和波纹状的画面。而特里尔之所以还敢用它，大概是他对自己十分自信吧：即便用滥了的手法我也能用出新意来。
        在电影主题方面，撒旦、魔鬼、女精神病人还有关于巫术的伪学术研究，这些元素无疑让人联想到被称为“黑暗王子”的罗曼·波兰斯基。事实上，本片中的女人不无《冷血惊魂》中凯瑟琳·德诺芙的影子，同样具有精神病理学的状况，背后又同样有被撒旦占据的迹象。在制造神秘与恐怖的气氛方面，《反基督者》也向前者借鉴了元素，比如《冷血惊魂》中桌上那盘慢慢腐烂的鸡肉与本片中的狐狸尸体，比如德诺芙穿过一条从两边的墙壁伸出无数只手的走廊和本片中男女交欢时从橡树根须中伸出的手臂。但波兰斯基尽管“偏爱”撒旦，撒旦却通常只是他的一个道具，他真正在意的只是某种氛围或者某种惊悚的心理，撒旦不是他的主题。而《反基督者》尽管也制造了心理惊悚，但女人的精神病，她的自虐与施虐，弗洛伊德所谓的死亡本能与性欲的结合，这些都只是一件心理外衣，电影指向的是撒旦本身，是人身上的恶魔，是历史中的道德和权力。
        拉斯·冯·特里尔自诩为“世界上最好的导演”，他在本片中对萨德式性欲表现上的惊世骇俗与他的狂妄是相匹配的，从我狭窄的电影眼界来看，或许只有帕索里尼的《索多玛120天》能与它相提并论。如果《反基督者》不能在影评家们的电影排行榜上留名青史，它也必然会被作为最“极端”的电影之一载入史册。而作为一名影迷，我则期待着走出精神抑郁的特里尔在一如既往地追索理念的同时，创造出与这种理念相匹配的更完善（而非更惊世骇俗）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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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电影讲的不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事，它讲的是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男人代表了理智，女人代表了欲望。那个让人害怕的树林，正是原始而本能的自我，在那里，有着许多被压抑的欲望。
当悲伤，痛苦和绝望聚集时，不是理智被消灭，就是欲望被压抑……虽然电影中理智最终消灭了自私的欲望，但更多无名的欲望悄然聚集（那些无脸的女人走向树林），理智面临更大的挑战。
孩子代表了人的责任和“产出”，孩子坠落代表了心理的疾病影响到了人的尽责和外在“产出”。整个电影讲述的就是人试图重新找回内心的平衡的过程。
理智一开始试图一直试图去理解自己的欲望，合理化自己的欲望，但后来差点被这个欲望所消灭，最终她不得不扼杀了代表着欲望的女人。
在城市中的时候，女人表现得比较温顺，很听从男人的指导，但到了树林以后，她变得越来越强势。 这就好比在社会中，受到各种规则的制约，欲望必须听从理智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但当一个人独处时，远离社会规则的管辖范围时，欲望会变得更强大。

毫无疑问Lars Von Tier的新片《反基督者》将是2009年最血腥最阴暗，也是最晦涩最具有争议的一部电影。可以想象，导演将两年来的精神分裂的所有阴郁与暴躁全部发泄在这部影片之中。在这部影片中，Lars又回到了他早期的对视觉技巧的着迷，同时又不失《狗镇》简洁有力的戏剧张力。因此，尽管很难称这部影片是Lars的代表作，但对于他的整个导演生涯，或许是一个不小的转折点。

序言部分：在福音唱诗班的天籁之音的背景音乐下，夫妻享受性爱高潮的时候，儿子坠楼死了。而妻子则是背后的始作俑者。第一，从电影结尾的闪回来看，妻子是看到儿子爬上窗台，但并没有阻止，也因此她始终经受着心理折磨，以至于最后用剪刀将阴蒂切除，是对自己沉溺欲望的一种最极端的仇视。第二，潜在的，儿子爬上窗台并失足坠楼更多的原因是在于他脚踝的旧伤，而这旧伤则是由于他的母亲在伊甸发生心理变态而虐待所致。

第一部分，悲伤：很容易理解，丧子之痛，夫妻都过于悲伤，而妻子陷于自责无法自拔。最为心理医生的丈夫希望能够治愈妻子的心理创伤。妻子说自己最害怕森林，于是丈夫带着妻子回到一个叫做伊甸的森林。在第一部分结尾丈夫看到一只正在分娩的鹿（三个乞丐中，鹿代表悲伤）。

第二部分，痛苦（混乱之治）：很难说清楚结尾处狼（三个乞丐中，狼代表痛苦）对丈夫所说的“混乱之治”是什么意思，或许是任何有意义的或者理性的治疗都将归于混乱和自相残杀。对于最后一个场景，丈夫拨开草丛看到的场景，我更情愿相信那是两只狼，从而隐喻了当前夫妻的心理状态和情感关系。

第三部分，绝望（女性屠杀）：代表绝望的是鹰，但在这部分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出现，反而是在第二部分中出现，将自己死去的雏鸟吃掉。这部分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丈夫发现了妻子心理问题的根源----自己。这里涉及的“自己”不仅仅是欲望，而是女性内在的缺乏安全感。而且，这部分中通过妻子所写的沦为更为根源的表达了导演内在想法----对女性的屠杀来源于女性内在的邪恶。

在过渡到第四部分之前，我们先看看为什么存在女性屠杀现象。《圣经》中，导致亚当堕落的就是夏娃的欲望。因此，女性的存在是男性堕落的根源，因此忠诚的基督徒和教堂势力大规模屠杀女性。

第四部分，三个乞丐：三个乞丐分别是“鹿，狼，鹰”，而“三个乞丐”的概念来自于叶芝的诗，主要讲述的是人的欲望越多。在影片中，妻子象征了女性最本初的欲望，她总是无法控制自己对性的要求，也无法控制对自己和他人的伤害。然而，妻子最后还是死在了丈夫的手下，暗喻了妻子的欲望最终战胜了丈夫的理性，女性用自己的身体引诱男性走向堕落。这实际上是符合《圣经》的描述，是基于基督的。因此电影题目《反基督者》或许仅仅是导演的一个玩笑，也是一种反讽。

尾声部分：丈夫杀掉妻子之后，走出伊甸，走过一群一群的女性尸体，但还有数不尽的女人走进森林。

       我看的第一部拉斯冯提尔的电影是《破浪》，印象不佳。我不喜欢故事一开始就将主人公推向绝境，这类情节设计已经用的很滥了，是催泪电影的必杀技，先激起观众的同情心，接下来就描绘逆境中的不屈人性，以此感动观众，令他们瞬间以为自己获得了精神升华。《破浪》确实有不少煽情成分，女主人公的善良没有赢得上帝的眷顾，她的丈夫在意外中瘫痪，令她陷入悲苦，只能凭借荒谬的信念对抗厄运。她坚信自己多和陌生男人性交就能挽救垂死的丈夫。影片令人疑惑的地方是，这个女人所做所为，是牺牲自己，还是自我拯救？当时我的第一观感是前者，因为在剧情里，她所做的都是她的丈夫要求的。正是这样的印象，令我对这位作家导演颇不以为然。我认为他是一个庸人，靠制造悲情来博取喝彩。但看了他的《白痴》后，我彻底扭转了自己看法。这个故事同样有一个陷入绝境的女主人公，她同样有不容于世俗的怪异行为。她跟着一群有反社会倾向的年轻人，到处扮演智障人士捉弄别人，以触犯道德规条为乐。不过在此片中，导演的意图非常清晰地呈现了，受苦的女人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她尽最大的努力是拯救自己，将自己从无边的绝望中拔出来——她的儿子意外死去了。
    《白痴》是我钟爱的电影之一，它有一种极端迷乱的氛围，电影史上很难再找到第二部能与之匹敌。一个母亲的丧子之痛，本来是值得同情的，却表现得令人厌恶。她像一只蠕虫，随时依附在任何一样东西之上，只为了让自己活下去。这个人形生物，一个败坏了的人，逃避着儿子的葬礼，全情投入在嘲笑人类同情心的恶毒游戏里。她挑衅地告诉观众，眼泪和施舍对于受苦者一无所用，她此刻的快乐就是看见别人的窘态。剔除了《破浪》中多余的煽情，《白痴》拥有一种非常可贵的品质，它使导演尖锐的提问更加简洁：什么是“恶”？假如恶能够从绝望的深渊里救出一个人，它还是恶吗？实际上，这也是拉斯冯提尔作品的钥匙。他追问善恶的界限在哪里，人类如此脆弱，一瞬间就能从“善”倒向“恶”：《破浪》里贞洁的妻子犯了奸淫罪，《白痴》里仁慈的老母亲犯了欺骗罪，而到了《黑暗中的舞者》，本份的单亲妈妈犯了杀人罪。从宗教的角度，这也是约伯式的呼喊：上帝存在吗，为什么让好人蒙受不幸，而且还要背负“不洁”的罪名。
    应该说，拉斯冯提尔的电影是“存在主义”的。通过“极限境遇”说故事，将“死亡”、“灾变”、“劫数”等偶发事件，作为人的命运舞台，以此观照人的自由选择，是典型的“存在主义”的思考方式。眼下这股思潮早过时了，它最大的问题是，将“极端体验”当成了“日常经验”，一个人在特殊情境下展现的人性，被当成了人性的全部。存在主义文学曾兴盛一时，但它们寓言式的写作，带着强烈的道德说教的企图，很快就让人腻味了。不可否认，拉斯冯提尔的作品有同样的缺陷，一种知识分子腔调，不免矫揉造作。但假如拉斯冯提尔仅止于此，他不可能吸引我，我也不会对他的每一部电影感到好奇。实际上，就像所有第一流的作家，他有一种特殊才能，那就是对人物的心理有惊人的洞察力。我甚至毫不怀疑，他有过非常不幸的经历。他崩溃过，他知道那过程，他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其实，那种感受我也有过，一脚踏空，不停地坠落，像是永无尽头，然后你很想抓住点什么，阻止自己下坠。我曾经有过那种极度沮丧的时刻，爬到楼顶，望着地面，想纵身一跃，不是想死，而是想让地面托住我，助我摆脱久久悬空的痛苦。这种隐秘的心理不容易描绘出来，拉斯冯提尔却很成功，他通过描绘女主人公伸手紧紧攥住点什么，呈现出了她们心中的无底深渊。《白痴》里，那个丧子母亲的描画最为精确，当时我看的时候，立刻想起了一件往事。我在国企工作时，隔壁办公室有一个中年同事，平时沉默寡语的，也没什么来往。突然有一天他跑到我办公室，和我聊起天来，神叨叨地，讲的净是公司里其他同事的闲话。这种话题，我完全插不进嘴，但他很兴奋，一个人说个不停。很多话还说得十分刻毒，不胜其烦，简直到了想让人拿拳头塞进他嘴里的地步。正当我想着如何找个理由退避，他突然停顿下来，说，哦哦哦哪个明天我回老家，我妈死了。然后他就平静地走了。我清楚记得他的表情，就像《白痴》里的那位母亲一样，嘴角永远挂着虚弱的微笑，有点谄媚，有点奸猾。
    不幸是邪恶的近邻——拉斯冯提尔电影总给人留下这种印象。这是不容易消化的观点。在弱者的悲惨故事里，人们总是期待有人性之善，有仁慈和慰藉，但拉斯冯提尔不愿满足他们，执意给他们看相反的东西。即使那部大众最受落的《黑暗中的舞者》，拉斯冯提尔在商业考虑之余，仍然留下了自己恶狠狠的印记。他不满足于让女主角受病魔折磨，还让一个警察趁人之危，欺骗她、掠夺她。弱者无人救助，反倒成了有血腥味的肉块，引来了饿狼。这种人性本恶的逻辑，到了《狗镇》可谓发挥到了极致。一个落难女子来到一个“淳朴”的小镇，她尽力讨好这里的居民，以便融入社区。但很快小镇居民的伪善暴露了出来，每个人都试图在她身上压榨点什么，女人羞辱她，男人强奸她。连她那个自命“洗涤人心”的作家男友，出卖她时也毫不手软。在这个貌似与世无争的地方，每个人都潜藏着惊人的作恶能力，弱者的出现只会被吞噬，就像受伤的动物被扔进了狼群。片中女主人公受到的蹂躏过于残酷，令其扮演者妮可基德曼十分困惑，她质疑拉斯冯提尔是不是仇恨女性，不然为何他总是热衷于描绘受苦受难的女性，让观众看她们困窘时的丑态，以及被欺凌时的无能为力。妮可基德曼很敏感，她意识到了拉斯冯提尔身上的病态，但她弄错了一件事情，拉斯冯提尔电影里的女主人公，并不是“女性”，而是他自己。拉斯冯提尔患有各种奇怪的恐惧症，对“生命无常”十分害怕，例如不敢坐飞机等等。1995年，他的母亲去世了。可以想象当这种不测的灾祸真的降临了，他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他是多么地煎熬。正是经历了这一变故，才让他有了“良心三部曲”的计划。这一电影系列中的三个女人，都是在宗教之外寻找自救之路。她们选择的不是宗教，却付出了教徒般的虔诚，同样达到了某种浑然忘我的境界。或许是慰藉，或许是麻醉，总之起到了镇痛作用。拉斯冯提尔也是这样，电影就是他的宗教，他甚至也有自己的“十诫”——著名的“Dogma’95”。他拍电影就是为了自救。《狗镇》虽然被视为政治电影，实际上一脉相承，拉斯冯提尔仍在讲述自己内心的崩溃，只不过这次牵涉到他的政治信念。他曾这样解释自己的政治立场：年轻时信过共产主义，现在仍是左派，却不是社会主义者。这种说法很有趣，他显然经历过层层蜕变，以前还能说是具体的某主义，现在只能说是笼统的某派系。假如《狗镇》谈的是政治，女主角所经历的不就是政治观念的重大转变吗？她来自大都会，是富有的黑帮老大的女儿，但道德良心令她觉醒了，她不再贪恋安逸的生活，选择了逃离。可是来到平民的世界，她的天真遭到了报复，原来善良的老百姓不善良，良心的文化人没良心，这些人个个如狼似虎，贪婪又自私，根本不是社会的进步力量。以前以为他们安分守己，虽然弱势，却有着更高的道德水准，但作为遇难者进入到这一群体，却成了他们争先撕咬的猎物。最后，女主角再次觉醒了，原来“弱者”凶残起来不亚于黑帮，所以当顺民变成暴民，就该对他们痛下杀手，以恶制恶。这部影片的结尾很决绝，世界黑漆漆一片，只有杀戮闪耀着光芒。当一个左派不再鼓吹 “真正的善”，转而宣布“全面的恶”，他恐怕已经不是合格的左派，因为他已经彻底撕掉了自己的伪装。除了反对一切，他无路可走，最后必须连自己也反对掉。或者这么理解吧，《狗镇》是拉斯冯提尔政治信念的大溃败：以道德完美主义始，以道德虚无主义终。而虚无之后，失去了一切意义，只能堕入深渊。
    拉斯冯提尔垮了，陷入严重的抑郁症。左派情怀将他领到了虚无之中，并没有带给他新生，反而将他推到了地狱的下一层。《反基督者》是他精神康复后的第一部作品，当然其内容毫无悬念，就是他对这次精神崩溃的书写。影片回到了“良心三部曲”的叙事，以一场意外劫难作为起点，将人物推到“极限境遇”当中去。这次是一对夫妇，他们在床上作爱的时候，孩子在自己房间醒来了，独自爬上窗台，结果从楼上摔死了。看起来应该是两个人的哀痛，实际上它与“良心三部曲”一样，讲述的是一个女人的崩溃和拯救。电影里，孩子的父亲是心理医生，他很快克服了丧子的悲伤，接下来要将妻子从愁苦中解救出来。但这个男人的设计蛮奇怪，他过于冷静，既不像孩子的父亲，也不像女人的丈夫。当这个女人想通过做爱舒缓自己的焦虑，他断然拒绝：不要操你的心理医生。联想到拉斯冯提尔刚刚度过一场抑郁症，可以断定，他借助这对夫妻的故事，讲述他自己和心理医生的故事。在他过去的电影里，女主角是他本人的写照，这次不例外。不过，微妙的变化还是有的，之前他都是讲一个人的自救，这回则有了心理医生。有了专业人士会更好吗？这就是整部电影的悬念。当然，熟悉拉斯冯提尔的人猜得到结局，正如片名“反基督”所暗示的：世上没有救世主。
    影片从片名开始，似乎就在暗示某种宗教论辩。整个结构，则让人想起了齐克果的存在哲学，从“审美”被中断，到“伦理”的承担，最后抵达“信仰”之地。但我认为，这些都不重要，不过是些陈腐的修辞，知识分子经常用来装深刻罢了。相反，这些东西成了障碍，影响了作者的自我表达。拉斯冯提尔过度使用它们，反映的是他内心的枯竭，而不是创造力。片中分“悲恸”、“痛苦”、“绝望”三个章节表现心理崩溃的历程，其意图很明确，却缺乏足够的细节去支撑。拉斯冯提尔试图探讨自己的恐惧症，其中有一个段落，女人向丈夫说起自己的神秘体验，有一次仿佛听见了孩子的哭声，就疯了一样冲出来找自己的孩子，结果看见他安然无恙地自己玩耍。丈夫告诉她，这是幻听，但女人拒绝承认，她认为这是命运的征兆。两人的争吵甚至变成了扭斗。从女人这边看过去，心理医生是冷酷的自大狂，对世界的神秘力量缺乏敬畏。这也是拉斯冯提尔的视角，他实际上在用宗教的宿命论，逃避着心理医生对自己的恐惧症的追问。他一直声称自己害怕任何东西，唯独在电影里才勇敢，但他没有勇敢到剖析自己的恐惧症的地步。他的恐惧症背后一定有故事，但他从不提及。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还是放掉了。
   结果，这是又一部拉斯冯提尔的常规电影，只是语言更晦涩，场面更惊悚。该片再次探讨了不幸与邪恶，这个话题他始终不肯放下，而这一次似乎有了答案。全片的重头戏是最后一章，名为“三个乞丐”。乞丐，低贱者，即人的动物本能。电影用三种动物表示，鹿、狐狸和鹰，分别是胆怯、狡诈和凶残。在这一章节，男人找女人探讨她的一本书，里面收集了很多屠杀女性的历史资料。女人说，女性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她的身体是由“天性”控制的。男人非常震惊，指责说，你研究的资料都是说邪恶的事物迫害女性，你却解读为女性本身是邪恶的？你不批判邪恶，反而与之为伍？女人没有否认，只是闪烁其词地说，我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后来，男人再次穷追猛打，告诉女人，“邪恶”是你的妄念，而不是现实，焦虑会让你做一些平时你不会做的事情，但是这不是你的本性。女人不置可否，又含混了过去。但从此剧情急转直下，男人发现，这个陷入丧子之痛的母亲，竟有奇怪的虐子行为。然后，像是为了向男人证明自己是邪恶的，这个女人突然爆发了：砸晕了男人，用绞钻钻透他的腿，穿过一个杠铃。到后来还要自残，剪掉了阴蒂。这一章节令电影备受抨击，许多论者认为这是极端男权主义的表现，用血腥残暴的场面来宣扬“女性本恶”论。但就像妮可基德曼一样，这些评论者都被表象蒙蔽了。因为，这个女人就是拉斯冯提尔。这个有严重心理问题的导演，他像女人一样脆弱和敏感，也有着许多压抑心头的秘密。这一段落，实际上是他第一次非常肯定地表达这个观点：受苦的人是邪恶的。之前在他的作品里，不幸与邪恶总有着某种联系，但从未真正引向过这样的结论。当然，这个结论惊世骇俗，注定要遭到反驳，像那位心理医生就反复指出，邪恶造成受苦的人，而不是相反。不过，对此拉斯冯提尔立刻予以回击，他让电影里的女人——他自己的化身——用实际的残暴行为做了更强硬的回答：我知道受苦的人是邪恶的，那是因为我就是受苦的人，我就是邪恶的。
    不过，虽然拉斯冯提尔承认自己的邪恶，却并不认为自己是最邪恶的。接下来，在电影里，他让心理医生掐死了自己，并且放上一把火，毁尸灭迹。这是恶毒的讽刺：心理医生没有救人，反而杀了人；他本来不相信世上有邪恶，最后竟然去扑灭邪恶。拉斯冯提尔说，看看吧，这个心理医生才是最邪恶的人。当凶手以胜利者的姿态，一瘸一拐地走出欲望的山谷，又有一个新的讽刺降临到他头上。本来他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一瞬间却凝固了，因为在他面前，一下子出现了无数的“女性”。他刚才杀死了一个，现在却涌现更多。显然，拉斯冯提尔没有死，他有千千万万的化身。这个结尾非常糟糕，除了一个病人对心理治疗的阻抗，它什么也不是。拉斯冯提尔还是不够勇敢，从心理的角度，他不敢面对自己的病态；从伦理的角度，他不敢面对自己的邪恶。为什么受苦的人是邪恶的呢？他始终没有解释，只是用“人性本恶”或“原罪”搪塞了过去。一个人将所有人（包括他自己）看得如此丑恶，一定有经验性的起源，来自某处隐秘的心理创伤。或许，某一天在拉斯冯提尔的传记里，我们能够找到答案。但目前来说，这是我仍然期待他的下一步作品的理由。我太想知道他还能说些什么，在他终于承认自己邪恶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