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捕聂鲁达

如果你知道聶魯達怎麼死的話，或許你對《流亡詩人聶魯達》那充滿希望的結局會有截然不同的感受。

現實中的聶魯達，數年前曾被開棺挖墳，為的是調查他在四十多年前究竟是如官方所說的死於前列腺癌，還是被當時剛奪權的暴君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毒殺。電影中的聶魯達，經過一番「老鼠捉貓」的長途捉迷藏之後，終逃離智利，在歐洲的自由國度繼續吟詩，享受著政治鬥士和多情詩人的光環。那時候距離詩人之死還有二十一年。導演Pablo Larrain嘗試把聶魯達逃亡的歷程拍成詩一般的形式。追捕聶魯達的警察Oscar不單就史實而言是虛構的，他在故事中也是半虛半實，在追捕過程之中由詩人藉文字賦與血肉。分鏡與剪接違反了慣常的連貫性，節奏如Trailer一般跳躍，與懸疑緊張的情節互相干擾，刻意但沒驚喜。攝影強調天然日光，質感類似《復仇勇者》 （The Revenant），珠玉在前，動機和效果皆成疑問。

電影未提及的是，聶魯達後來回國、選總統、又換了一個妻子，並助其戰友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在1970年踏上總統寶座。三年後的9月11日，總統在政變中自盡，詩人則在十二日後逝世。人們懷疑他其實是被特務打毒針而死的。2013年，繼續步阿連德後塵，聶魯達被挖墳驗屍查死因，兩年後結論只是「很可能遇害而非病逝」。至今人們仍無法確定聶魯達的死因。法醫報告並不比他的情詩更真實，始終詩人應該躺在情人而非法醫的床上。

(刪節版原載於am730「730視角」2017年9月5日)

我记得你去秋的神情。 你戴着灰色贝雷帽,心绪平静。 黄昏的火苗在你眼中闪耀。 树叶在你心灵的水面飘落。 你象藤枝偎依在我怀里, 叶子倾听你缓慢安样的声音。 迷惘的篝火,我的渴望在燃烧。 甜蜜的蓝风信子在我心灵盘绕。 我感到你的眼睛在漫游,秋天很遥远: 灰色的贝雷帽、呢喃的鸟语、宁静的心房, 那是我深切渴望飞向的地方, 我欢乐的亲吻灼热地印上。 在船上瞭望天空。从山岗远眺田野。 你的回忆是亮光、是烟云、是一池静水! 傍晚的红霞在你眼睛深处燃烧。 秋天的枯叶在你心灵里旋舞。 (王永年 译)

开篇对共产主义者一通冷嘲，让大诗人的政治表演看上去滑稽幼稚，让人搞不清是庄是谐。后面随着对聂鲁达的追捕，把政治阴谋和自我表演生生表现成了逃犯-警察的一场华丽虐恋：狡猾而傲慢的逃犯，背负耻辱自卑的警察为了名垂青史展开的比赛，圣地亚哥一路向南，伴随拉美地区贫穷与浪漫的底色看上去跟政治半毛关系没有。最后一幕安第斯山的高海拔雪中落幕，浪漫的要死要活。

在我的人生里，

我是先知道“艾青”，后知道“聂鲁达”的。

因为，我是中国人，聂鲁达是外国人。

艾青是中国著名的革命诗人，高中语文里有他的诗《大堰河——我的保姆》

在我的观影记录里，

我是先看了电影《追捕聂鲁达》，后知道，在新疆克拉玛依，有艾青的一个石雕塑像，纪念他的一首诗发表30周年。

《克拉玛依》

“最荒凉的地方，却有最大的能量，最深的地层，喷涌最宝贵的溶液，最沉默的战士，有最坚强的心，克拉玛依，你是沙漠的美人。”

在百度百科里，

聂鲁达：诗人、外交家，智利共产党党员，1904年7月12日--1973年9月23日。

艾青：诗人、文学家，中国共产党党员，1910年3月27日--1996年5月5日。

聂鲁达，最高的文学成就，是1971年10月获诺贝尔文学奖。

生前，写的最后一首诗，《处死尼克松和赞美智利革命》

在推荐理由里，

我向民国粉，以及他们坚定的鄙视派，推荐一位革命诗人的传记电影《追捕聂鲁达》

并强烈建议：在55寸以上电视，观看1080P版本。

因为，光影是导演的立场。

导演用逆光拍了很多追捕的镜头，让诗人浪漫背后，百姓的狼狈，既实实在在，又看不清，惨。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如果一位革命者的一生都在浪漫地请客吃饭，他的政党，下场最好也就是个台湾。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当艾青被悄悄遗忘的时候，

2021年中国共产党将迎来它的百年纪念。

备注：

电影《追捕聂鲁达》Neruda (2016)

//www.iqiyi.com/v_19rr7pioxc.html

纪录片《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 : 第76集 艾青（上）》

//www.iqiyi.com/v_19rrg85mpc.html

画面美轮美奂，诗歌动人心房，导演构思巧妙，历史残酷无情

（诗人革命，就是请客吃饭的艺术，目标名垂青史，结果最好是诺贝尔文学奖）

是聂鲁达书写了警察，还是人民书写了聂鲁达

不止两三位珠玉在前的大批评家们强调了聂鲁达的”幼稚“，论据是他对所谓”斯大林主义“的态度；另外就是强调电影里“没有什么政治，把聂鲁达换成一个摇滚明星也一样”云云。这只能再一次证明德里克对中国的“后革命氛围”的准确刻画。后革命的认识装置足以把所有大写的革命都给过滤在大脑之外，不仅可以用来改写中国历史，而且还保证脑袋里装了这种安全阀的人可以把一切“政治”与“政治”的对抗压抑进潜意识，表现为“政治”与“远离政治”的张力。

电影文本的核心其实就是“叙事”。第一层叙事是聂鲁达如何叙述警官，这是显而易见的；结果是警官被“抓捕”了，被叙事彻底改写了，他最后一方面承认自己是“人民的儿子”而不是“警长的儿子”，一方面欣慰于自己被承认是故事里和聂鲁达一样的“主角”而非配角，含笑而去。另一面是“党”以及党所象征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如何叙述聂鲁达。看起来，党员、人民和毕加索代表的国际左翼文化运动都只是聂鲁达诗歌的读者，是聂鲁达和警官猫鼠游戏的观众，尽管是明显倾向聂鲁达一方的观众。聂鲁达写诗，传到他们手里，他们阅读，感动，聊以慰安自己。但其实，聂鲁达才是这对关系中被动的一方。这不仅是说，整个逃亡过程离不开党组织的谋划、安排乃至牺牲，也不仅是说，逃亡中聂鲁达一再受到人民的掩护（在妓院、在照相馆、在南部阿劳坎地区原住民的农场里），而是说，影片中，男妓、青年党员、中年女党员，以及国际左翼文化舞台上的毕加索，他们都对聂鲁达进行了“叙述”，就像聂鲁达对警察做的那样。聂鲁达在电影里一再要求自己不要僭越为“主角”；一方面他确实有着强烈的这一自我戏剧化的冲动，他扮演阿拉伯的劳伦斯，他追求逃亡过程的戏剧性；另一方面，他的这种倾向随时被党的声音打断，不论是聚会上中年女党员对他特殊地位的揭露，还是保护他的明显有印第安血统的年轻党员说”你只是想要盛大的逃亡“，虽然他在当时都好像只是开个玩笑或沉默，但之后却都立刻改变了自己的行动策略和路线。

所以，警官最后的含笑而去，其实依然是一种”误认“，他以为得到了聂鲁达的承认，承认为”主角“，其实在这部电影里，没有”主角“或主人公，也就是说，没有英雄（都是“hero”）；因为真正的“英雄”，是党和它团结的人民。让聂鲁达有力量的，不是他的诗本身，而是能静静地听他读诗的那“一万名工人”。而只是追逐着聂鲁达，想得到他的承认，当然也就不可能真的抓住他。这是一种布莱希特式的翻转，重要的是，请看这场追捕的“观众们”在做出怎样的选择！他们应该知道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