饲养乌鸦

谁说童年一定快乐，孩子一定纯洁？在他们的世界里，父母就是一切，是他们幼小心灵的唯一依靠。但是，为什么，从成人的世界里，他们能看到的只有虚伪与残酷？
母亲躺在床上，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抽搐着，脸色发紫。她说自己不想死去，她说一切都是谎言。少女时代的她弹得一手好钢琴，抵不过父亲的疯狂追求，成家生子，也不得不放弃了热爱的事业。但风流成性的父亲渐渐对母亲失去了兴趣，以工作为由，整日不回家，陷母亲于寂寞的深渊。
她也曾扑到丈夫怀中求助、嘶喊：我病了，我病了，求你陪我，求你爱我！收到的，却只是冷漠的推开与告诫。
安娜喜欢妈妈，听她弹琴，讲故事，是女孩所能体知的全部温爱的唯一来源。可如今，是父亲间接杀死了母亲，也夺去了本该属于安娜的童年快乐。
年幼的她，尚且分不清现实与幻觉的界限。无数次，穿行在空旷的房中，她真的看到妈妈又回来了，坐在床边，为自己讲着小杏仁的故事。
她要为妈妈“复仇”，将“毒药”放在水杯中，杀死爸爸和姨妈。他们只顾满足情欲，全然没有忠诚的概念，不停欺骗，相互伤害。
冰箱中那盘姜黄的生鸡爪，正是扭曲的象征。成人世界，不过是尔虞我诈的地狱，丑陋无味。试想一下，如果没有精致的烹调，都是骨头的鸡爪，该如何下咽？电影《割草叔叔》中也有鸡爪出现，同样以孩子的视角表现了成人世界的虚假。
幽闭的空间，深夜静极，安娜总是睡不着，那双大眼，怔怔得，如深潭中凝固的水，闪着幽幽冷光。失去母亲的小女孩，何尝不是这大宅中的一只幽灵，寻爱而不得。
孩子能行走的世界是很小的，但正是这种地理上的限缩，使得他们的心灵可以异常丰富敏感。大人看来微不足道的事情，会对他们产生极大的冲击。安娜和姐姐弟弟穿上大人的衣服，画上浓妆，模仿他们的口气说话。那就他们眼中的大人形象，荒诞但真实。
父亲是弗朗哥政府中的一名军官，他的无情似乎也映射着独裁统治的罪恶。通过孩童的复仇行动，表达着绍拉对那段历史的控诉。
茨威格的家庭女教师和灼人的秘密，也都是通过对孩童心理细致入微的刻画，映衬了成人世界里无法言说的秘密和层层掩盖下的焦虑与恐惧。
安娜以为自己成功了，姨妈已经死去。正在被窝中与弟弟玩耍的她，在听到姨妈声音的那一刻，突然愣住：她不是被我毒死了吗？
原来，自己以为的毒药只是苏打粉，爸爸也不是被自己毒死的。
但如果这一切是真的，安娜真的杀了人，而且是自己的父亲和姨妈。这不是太可怕的事情吗？
乌鸟私情，愿祈终养。但你饲养的乌鸦，并不会报恩反哺，为什么？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给过他们爱，没有让他们在你的身上看到温暖和希望，却只有背叛与欺骗。
现实与幻想交织，并没有刻意的剪辑，仅仅是镜头的拉开推进，便是过去的时空，摇移间，又回来。
人的意识不也正是如此吗？我们身处此处，脑袋中想的却是另一个场景中的人和事。绍拉用镜头和调度巧妙地还原了潜意识，令人信服，给予我们情感的真实。
布努埃尔的白昼美人，大约也是同样的表现手法。人性的复杂多面，因为有着如此展现，而更加真实，亦或可惧，引人深思。
政治清明，人性自由，我们所饲养的才不会是灼伤你眼睛的乌鸦。
安娜的暑假结束了，音乐响起，她和姐姐弟弟穿戴好，向着学校走去。有了教科书的规制，小女孩再也不会胡思臆想了吧！
告别，她那无比苦涩的童年，还有，挥之不去的死亡。

首先，女主安娜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大眼睛黑头发，天真的眼神，优雅的气质。而卡洛斯·绍拉的这部影片讲述的，就是这么个可爱伶俐的小姑娘，在目睹母亲抑郁生病而死、父亲与情人交欢时猝死、阿姨与父亲已婚战友偷情、以及成人世界里种种丑恶行径下，如果逐渐远离善良的本性，并伺机杀害外婆及阿姨，成为无望而邪恶的一代。影片用多重闪回及超现实手法方式，回忆安娜与死去母亲及父亲的生活，当安娜被环境逐渐沦入仇恨而意欲杀人时，死去的母亲则越来越少甚至不再出现在她臆想的时空，当安娜一遍遍哼唱那首通俗歌曲及一遍遍诅咒他人之死，一个曾经善良天真的孩童则被饲养成了“乌鸦”，这种隐喻影射了在看似祥和的环境下其实已深入骨髓的社会丑恶。

Her greatest success, "Porque te vas" (Because you're leaving) was written by José Luis Perales and remained relatively unknown at the start of 1974. Only when the song was used in Carlos Saura's 1976 film Cría Cuervos (Raise Ravens), and the film went on to be honored at the Cannes Film Festival (Jury grand prize) and the Berlin Film Festival (jury special prize), did the song become internationally known and a hit. In Austria it reached number 13, in Switzerland number 4, and in Germany it even reached number 1.

cited from Jeanette of en.wikipedia.org

Criterion Collection邀请剑桥大学教授、西班牙电影学者PAUL JULIAN SMITH写的一篇精彩评论。我把它翻译成中文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看一下。
http://www.criterion.com/current/posts/527

昔日犹在
文／PAUL JULIAN SMITH
译／唐凌洁

卡洛斯·绍拉的政治和心理学杰作《饲养乌鸦》拍摄于1975年夏，当时西班牙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躺倒在病榻上。电影于1976年1月26日在马德里Conde Duque剧院的首映，又刚好是西班牙内战打响后的第四十个年头。绍拉对历史和记忆的思考恰到好处地摆在了这一重大时间点。电影被夹在了两个对西班牙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中间：1973年佛朗哥的继任者布兰科被刺，和1978年第一次民主选举。

绍拉出生在一个处于内战战败方的资产阶级家庭，并在政府的官方电影学校中接受早期训练。在《饲养乌鸦》上映前，他拍摄过十部影片并获得了一个特殊职位。他被西班牙评论界称赞为国内唯一一位有着完整职业生涯的电影导演，为西班牙那充斥着背井离乡者和无法履新的诺言的民族电影，创作出了一系列最为持久、独立、且始终如一的作品。在《饲养乌鸦》之前，绍拉的电影对佛朗哥政权的批判是隐晦的。它们大多围绕男性和暴力，如《狩猎》（1965）中绍拉用一场血腥的狩猎派队替代了内战。因而不难想像，从一开始绍拉就与国家审查制度痛苦斗争着。即便是到了1973年，《安娜和狼》（或译《安娜和贪婪者》）的后续剧本仍遭到了拒绝。《饲养乌鸦》是第一部绍拉能够行使完全艺术掌控的电影，他一人担任了故事、剧本和导演三个角色。

但是尽管绍拉因为其独特的个人声音，特别是他对于幻想和现实的复杂融合，饱受称赞，绍拉的“作者”身份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其他人的努力。绍拉长期合作的制片人Elías Querejeta对其职业生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为其参加国际电影节做好准备，当时的评委们正急切地想要把奖颁给一位富有天赋的反佛朗哥主义导演（《饲养乌鸦》获得了加纳评审团大奖）。更重要的是，绍拉从1967至1979的伴侣与合作者Geraldine Chaplin，给予了他创作和财政上的支持。经济上的稳定和海外声誉，使得绍拉能够相对免受佛朗哥派的审查，因为后者惧怕禁播绍拉的高知名度电影会对公众声誉产生负面影响。与其他一些反对题材的作品不同，《饲养乌鸦》对政权尽管充满谜团却清晰的批判，在未经删剪下通过了审查。

在经过早期与新写实主义的暧昧期后（他的首部正片，1960年的《哀悼一个歹徒》，探讨了问题少年题材），绍拉的兴趣由社会转向了心理，即他所谓的“脑际里的幽灵”。《饲养乌鸦》的前一部电影《天使表妹》（1974 ）探索了一位中年男人的内心恶魔，他对自己童年时期爱上的年轻女孩的迷恋。绍拉通过用成年演员分饰儿童的冒险技法表达这一精神创伤。巧妙的角色分派对《饲养乌鸦》同样不可货缺，只是主角由男人换作了试图从过去的束缚中寻求解脱的女人。普鲁斯特式的对逝去年华的寻找用一种女性基调重新演绎。

故事在一栋巨大、阴郁、将马德里的嘈杂生活隔离在外的房子中展开。《饲养乌鸦》讲述了八岁大的安娜的故事，安娜由维克多·艾里斯的电影《蜂巢精灵 》（ 1973）中的新人Ana Torrent扮演。在安娜母亲（由令人着迷般神经志的Chaplin扮演）的痛苦死亡之后，安娜目睹自己的父亲与其已婚情妇通奸时猝死，冷漠的姑妈 Paulina前来照料她和她的两个姐妹。清一色由女人组成的一家人，还包括了孩子们瘫痪在轮椅上的不会说话的奶奶，以及一位个性好强、填补了安娜对性的好奇的肥胖女管家Rosa（经验丰富的个性演员Florinda Chico )。

但是这些相对简单的前提并没有揭示任何观看这部电影的体验。因为随着《饲养乌鸦》那明显平淡无奇的叙事逐渐展开，死去的父母持续以一种不可预知的方式侵入现在，就像成年的安娜（同样由Chaplin扮演）从遥远的1995年讲述过去一样。令人不安的是，Chaplin本身带有英国口音的声音，在扮演母亲一角时保留了下来，但在扮演长大后的女儿时则由一位本地西班牙女演员配音。但是追溯这一点仍然无法解释电影的许多谜团：成年安娜忏悔说她无法回忆起或理解孩童时的经历。

现实与幻想的相互穿插在电影开场就巧妙地展开了。摄像机非常缓慢的横移，一小束光穿透苍白的窗帘。安娜穿着她整洁的白色睡裙走下长长的楼梯。当摄像机紧紧地定格在Torrent那苍白漠然的脸上的时候，一扇禁闭的门后隐约传来急促的成人窃窃私语（“我爱你，”“我不能呼吸了”）。一个衣衫不整的女人在与孩子交换了一个焦虑的眼神后落荒而逃，她的胸罩在敞开的蓝色外套下赫然可见。走进寂静的房间，安娜看到床上的父亲和他那裸露的躯干。毫无表情地，她将玻璃杯拿进厨房，在水漕中将它洗干净。当她打开冰箱的时候（我们瞥到了里面谜一般的鸡爪），她的母亲从她身后进入镜头并温柔地称呼她。直到后来我们才知道她的母亲已经死了。

这儿，现实与幻想交换了位置。安娜父亲，一位法西斯军国主义者，的离奇死亡是真实的（后来女孩儿们被迫亲吻她们父亲那穿着军装的尸体）。相反，母亲在冰箱边的平淡出场却出自于悲痛孩子的想像。通过带有欺骗性的简单拍摄风格（Chaplin的角色随意地步入画面），绍拉展现了生者与逝者间的亲密无间，尤其当脆弱的神经被创伤尘封在时间中的时候。

正如许多评论家指出的那样，这种创伤与压抑有关。电影中历史与社会的参照与它所探究的心理结构栓在一起。因而，发生婚外性关系的私人房间，在下一组镜头中挤满了前来参观他们同僚尸体的公众政界显贵。在片头的开场字幕中，安娜（即使在海滨也显得深邃而空洞的眼睛）的家庭快照让位给她父亲跨在马上的职业肖像。每日生活的例行公事（管家Rosa梳理安娜的头发，或是与她一同铺床）出人意料地指向更大的问题。当安娜与她的姐姐Irene一起帮忙打扫房间的时候，Irene问Rosa战争是什么时候结束的（Rosa正确地猜到是在1939年），接下来女孩儿们炫耀着她们父亲留给她们的枪（安娜把枪瞄准了她憎恶的姑妈）。没有什么比这个符号更清晰和令人不安地表达了从一代人传到下一代人的暴力遗留物，从有罪而健忘的父母传到不知情的孩子。这一不良的家庭教育也正是绍拉谜一般的片名的意义，它取自一则西班牙谚语：“你饲养的乌鸦，长大以后会来啄你自己的眼睛。”

容易使人产生幽闭恐惧的房屋本身清晰地隐喻了当时的政权。即使是到了《饲养乌鸦》时期，它仍在疯狂地对其碉堡外的生活搭起障碍物。它那缩绒呢百叶窗看上去像极了监狱的铁窗。富有但是颓废，好似那些支持佛朗哥的有闲中产阶级。屋外的空游泳池象征了患得患失的感官享受。但是家庭死一般的沉寂持续被街道上刺耳嘈杂的枪声打破，还有那耀眼的商品海报和使人压抑的交通堵塞。绍拉似乎在暗示记忆，无论是个人的或政治的，或许会被压抑，但就像城市无法逃脱噪音一样，它们会像幽灵一般回来，如《饲养乌鸦》中的角色那样缠绕着每一个西班牙人。

受到他当时的编剧Rafael Azcona的影响，绍拉的早期电影时而展示的是令人惧怕的女性厌恶者（《安娜和狼》在Chaplin扮演的角色被强奸和谋杀中结束）。但在《饲养乌鸦》中，那个用来再现这个混乱国家的内心是女性。女性主义评论家赞扬电影对女性社会化过程的敏锐描写：女孩儿们如何学会接受、反对、或磋商协调强加于她们身上的角色。女儿们顺从于梳理她们的头发，但直截了当地拒绝饭桌礼仪。比起叉子和缝衣针，小安娜更加出色地举起手枪。她那沉默而反叛的表情常常直视着摄像机，一种对观众的含蓄挑衅。当姐妹们玩角色扮演游戏的时候，她们巧妙地再现死去父母的冷言相叽。年轻的演员们用画上去的小胡子和借来的口红告诉我们，男性和女性角色只不过是一场化妆舞会。

来自父权的压力，在一栋没有男人的屋子里仍然笼罩，但有时也会遂愿消散，就像在女孩儿们一起跳舞的迷人画面中那样。在别处，母亲与女儿间被中断的互动用一种感人的方式表现出来。安娜幻想她死去的母亲温柔地对她讲述《小杏仁》的故事，但当她醒来的时候再一次哀伤地发现自己孤独一人。留存的记忆即可以是一种恩赐也可以是一个诅咒。

在当时的历史时期，西班牙女人开银行账户仍需要得到她们丈夫的允许，《饲养乌鸦》中的成人角色，独裁政权的女儿们，并不比女孩儿们来得轻松。安娜的母亲因为害怕失败而放弃了一个前途光明的职业生涯，最终陷入了一段没有爱的婚姻中。女孩不会说话的奶奶失去了她的记忆和说话能力，除了终日对着她已婚过去的照片沉思，便什么也不能做了。安娜单身的姑妈在爱情中并不走运，受到了与一位已婚朋友发生婚外情的诱惑。但如果说女性的地位在1975年是无法容忍的，那么到了1995年也未必有任何改善。镇定的成年安娜频繁地向着摄像机说话，却什么也没有透露。并且如果扮演她母亲的演员也扮演了她，那是因为她注定要去重复她母亲的错误。在《饲养乌鸦》的公共宣传照中，Torrent和Chaplin并排而立，她们深邃的眼睛和半透明的苍白皮肤相互呼应。清楚暗示了绍拉电影中的女人们，被锁在心理与社会的周而复始中。

除了影片简洁的对白（影片中的人物不愿也无法与彼此交流），《饲养乌鸦》用摄影技术将这些微妙之处表达出来。从第一个镜头开始，绍拉用主观镜头拍摄小女孩儿凝视她死去的父亲，就将我们摆在了她的视角。在安娜与她死去母亲的对话中，绍拉使用简单的正反拍镜头，不去提醒我们这些镜头仅是幻想，并鼓励我们参与到想像出来的夫妻谈话中。相反在那些现实生活场景中，冷漠的成年人间的互动常常用远景镜头表现，将我们和孩子们与人物行为疏远开来。当孩子们在她们那与世隔绝的花园里无精打采地玩耍的时候，令人不安的俯拍从周围建筑的屋顶上望下来。当安娜幻想自己从这一诡奇位置纵身跃下的时候，摄像机疯狂地打着转，再现她幻想中的自杀角度。

如果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绍拉熟练地使观众参与到“观看实践”中去，他同样带领我们介入到一种听的实践中。在《饲养乌鸦》中，三段音乐强迫性地重复着：母亲演奏的由加泰罗尼亚作曲家Federico Mompou创作的轻柔古典乐，为祖母播放的传统舞曲《“¡Hay, Maricruz!》（演唱者Imperio Argentina是佛朗哥政权的早期拥护者），以及歌手Jeanette演唱的流行歌曲《Porque te vas》（因为你要离开），又似乎是安娜拥有的唯一一张唱片。人物装束（女孩儿们的休闲牛仔裤与成人们的正装形成反差）所反映出来的传统与现代间的冲突，在《饲养乌鸦》的声音层面得到重演。但是撇开它那活泼轻快的旋律不谈，这首表达了安娜的叛逆的青少年流行歌曲，实则唱出了失落的爱与丢弃的希望：对演唱者来说，即使阳光照耀下的窗户，也成为了爱人即将离去的信号。现实与记忆同样令人忧伤。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难以捉摸的电影技法和忧郁的主题思想并没有影响《饲养乌鸦》的票房。这部彻底的艺术电影是当年排名第六的卖座影片，吸引了超过一百万的国内观众。当左翼评论家们指责绍拉将注意力过多的放在了有闲资产阶级，因而忽略了工人阶级的时候，西班牙观众们似乎并不认为解读《饲养乌鸦》的历史寓言是件难事。在国家处于一个分叉路口的特殊时期，他们将《饲养乌鸦》个人化的、甚至有些难以泛化的视角与对自己国家的共同担忧联系起来。

正如绍拉在《饲养乌鸦》中反映的那样，1976年的西班牙人们恐惧地回望过去，并不安地前行。30年后，我们获知西班牙的民主转形，尽管被一些人唾弃为是一个“遗忘的约定”，将是一个完全的成功。然而绍拉那多产的职业生涯从《饲养乌鸦》开始走得愈加的不平坦。80年代舞蹈片取得的成功（《血婚》，1981；《卡门》，1983），与失败的历史史诗片（《黄金国》，1988）和社会主义写实主义影片（《飙向死亡线》，1996）相抵消。

尽管绍拉苛刻的电影制作风格已经在西班牙过时，他的成就直到今天仍然无可争议。2002年，阿莫多瓦在《对她说》中起用绍拉的前灵感女神 Geraldine Chaplin扮演一位紧张的芭蕾舞老师，这个角色与她在《饲养乌鸦》中表演的神经质的钢琴家大同小异。阿莫多瓦向多年来在西班牙电影界最为人熟知的导演致敬。《饲养乌鸦》与当时看来同样感人和扣人心弦，它并没有因为时代的逐渐远去而退色，其价值反而因为电影本身对追溯问题恰如其分的探讨而得到了提升。

有一天，母亲打扫房子的时候，她从壁橱里拿出一个罐头。
她把罐头递给我说：“安娜，把这个丢到垃圾桶里去，不该放在这里，更何况也用不着了。”
可是我很好奇，于是我问她：“这里面是什么？”
“你操什么心”，她回答。
“是毒药吗？”我问。
母亲微笑一下说：“是！非常可怕的毒药，一勺这样的粉末就能杀死一头大象”。
然后她说：“快点丢出去吧。”
我吓到了，不知道究竟为什么，我没听母亲的话，我私藏了罐子。

姨妈是我要杀的第三个人，在这之前我杀死了我的父亲。

那是几月以前母亲死后的日子里某天发生的事情。那一天，管家不在家，一个很漂亮的女人来找父亲，我为父亲泡了一杯牛奶，加了一勺粉末，之后他们进了房间。

我时常在半夜睡不着觉，母亲在世的时候，她也睡不着，她是在等待父亲。父亲是个军官，总喜欢在外面找女人。母亲问他外面怎么样时，他总会说，玩的可以。虽然几乎每日都会在夜里碰到母亲，但是母亲的话总是那么一句：“你知道现在都几点了”。我很多次都是去厨房给我的仓鼠拿蔬菜，而母亲一般都在谱写自己的乐谱，偶尔也会弹弹钢琴。母亲的钢琴弹得特别好，听那些熟悉她的人说，她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杰出的钢琴家，当她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她就显露出来超人的音乐天赋，每个人都说她会有一个绚烂无比的未来。多年的时光里，她都全心全意地投入到钢琴事业里，甚至举行了几次音乐会。其中一次音乐会上她与道路我的爸爸。他们相爱了，并且很快结了婚。妈妈彻底放弃了钢琴，而将整个身心奉献给了她的三个女儿。我想她一直很怀念以前的时光，一定是后悔自己放弃了一份职业，一份能带来自由的职业。很多年后，回想母亲当时的抉择，我又深深觉得，她同时也害怕自己成为不了朋友们曾经预言的那种天才，她宁愿选择平淡的、中规中矩的生活，而不愿选择独自面对责任，独自冒险的生活。


那天晚上，我到了客厅，站在父亲门外，我听到那个女人弄疼了父亲，父亲一直都在喘息，最后没有声音了。我听到女人嘟囔了几句，像是受了惊吓。我很好奇正要准备推门进去，那个女人出来了，披头散发，衣冠不整，急急忙忙地收拾了自己的手提包，甚至没有看我。我站在一旁看着她收拾，有些好奇，她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可能觉得有必要跟我说一声，但最后她还是什么都没说，还没收拾好她的衣服，她就匆忙离开了。

我想她可能要告诉我父亲已经死了。

父亲的房间具有代表性，我习惯了这种屋子的黑暗，充斥着压抑，像是跟我一样，缺乏了母爱。走进屋子，父亲躺在床上，赤身露体，我喊了一声爸爸，他没有应声，也没有转身。我不确定，又叫了一次。还是没有回答。父亲真的死了。

那杯牛奶已经被喝完了，杯子立在桌子上，我想我最好洗干净。

葬礼在几天之后举行，姨妈就是这个时候来的。按照父亲的遗嘱，姨妈搬了进来，负责照料我们，就像她说的，刚开始可能有点困难，但是我想相信只要我们努力就会变好。

父亲死后，我们姐妹三个并没有因此而陷入悲伤，相对于母亲，父亲的死根本不值得我们伤心。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要杀了父亲，那个时候，我相信父亲是有罪的，母亲生命最后几年的悲伤与痛苦都是他早上的，我相信是他的错，他一个人的错，是他给她带来了病痛和死亡。有天夜里，父亲很晚回家，母亲等了很久，她说他想跟他谈谈。父亲有些反感，说他接受不了母亲的抱怨。母亲可能意识到了父亲的心理，她试图说的客气一些，又问父亲晚上玩的怎么样。后来，她又觉得有必要直接说清楚，便告诉了父亲她的忧虑，她觉得自己已经生病了，而且很严重，她得到的却是父亲的谩骂。

我的生活充满了恐惧，那是对未知的恐惧，有些事我怎么也忘不了，真难以想象记忆的力量会那么强大，怎么也抹不掉。临死的那些日子，母亲蜷缩在床上，脸色抽搐着。我不知道她已经病入膏肓，大家之所以把她从医院接回来，是为了让她能够死在家里。父亲常常不在家，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管家婆充当了护士的角色。管家是一个很胖的女人。她毫不避讳地告诉我，她跟父亲有一腿。后来她跟我说起了她跟父亲的事情，称赞父亲追逐女人很有一手。我想她跟父亲的故事绝不是她说到的那么一点。

父亲死后，管家依然留在家里照料我们，姨妈起初会抱怨我们家收拾的不够整齐，后来不知什么缘故，她对管家的态度有些好转，但仅仅局限于好转。

葬礼那天，姨妈卷起头发，打扮的很漂亮，不过跟葬礼的格调并不冲突。管家也很仔细地把我们打扮了一番，当她梳着我的头发的时候，我又有一种错觉，彷佛母亲又在身边，我似乎感觉到了她在我耳边吻我的气息。管家打断了我的思维，葬礼已经快要开始了。姨妈送给我一个十字架，据说可以辟邪，因为是我杀死了自己的父亲，所以我觉得自己戴着为好。葬礼中，姐姐和妹妹都吻了死去的父亲，轮到我的时候，我躲到了祖母身后。那时候，祖母脸色很好，并没有因为死掉儿子而难过。她坐着轮椅，一言不发。我知道她一定需要自由，一定很想死。

以后的几个月里，祖母一直坐着轮椅，偶尔会去公园，但很多时候她总是一个人坐着，面对着花园，我想她一定会厌倦的。后来，我又推着她去看了早年的一些照片，她很乐意回忆过去。无论什么时候，祖母都保持者一个微笑姿势，礼节性地，我想可能是年轻的时候留下的病根，虽然这根本谈不上是病根。不过，有一个当我拿着他跟祖父恋爱时的一张旧照时，她的脸色变了，我问她是不是想死掉。她一如既往地沉默让我觉得她是在默认，我拿来了毒死了父亲，剂量足以毒死一头大象的毒药。可祖母拒绝了。我要杀的第二个人拒绝死亡。

现在，姨妈是我要杀死的第三个人。

父亲死后，我越来越想念母亲。可即便是姐妹，姨妈和母亲之间也是有差距的。起初我并不觉得，后来我注意到姨妈葬礼那天的打扮可能是为了父亲的一个战友。葬礼之后，那个男人一直来找姨妈，可那个男人和父亲死之前的那女人是夫妻关系，他们一起出现在了葬礼上。姨妈曾带着我们三个去了那个男人的家里。几乎没有那段记忆可以和那个周末相媲美，我想不出是为什么，那次旅行竟会如此鲜明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我记得我穿着一件牛仔裤，裤子口袋装着花朵，一件印花衬衫扣子是红的的，还有一件海军蓝的羊毛衫，姨妈在开车，姐姐在前座，因为她是长女，妹妹和我坐在后座。我不知道，我只觉得自由，焕然一新，截然不同。这种感觉我一直都在寻找，父亲死后，我推着祖母去公园，我闭上眼睛，想象着自己从高楼飞下来。我想，我自由了。

我的仓鼠死掉的那天，那个男人又来找姨妈，他们坐在客厅说话。男人在规劝着姨妈寻找自由。寻找自己的生活。管家在楼上整理杂物，我找到了我的手枪，这是父亲死前留给我的，不论我作何处置，它都是我的东西。姨妈制止我，企图用暴力手段，不过我被那个男人骗了，交出了手枪。姨妈开始哭泣，像是很受伤的样子，嚷着说我把她给逼疯了。我不知道，我只想拿着属于自己的东西，仅此而已。

听着音乐的时候，我突然希望她死了。

我实施了计划，完全按照杀死父亲的步骤，没有任何差错。甚至我又重复了涮洗杯子的细节。可姨妈还没有死掉，早晨她打扮得花枝招展进来来叫我们起床，而我已经忘记了昨晚杀人的事情。

而在这天的餐桌上，姐姐到时讲了一个关于杀人的故事。故事的高潮是，一个人拿着枪对准了她的太阳穴。

结尾是，这时，她被叫醒了。

20年过去了，我想起来，那瓶毒药可能是瓶过期的“小苏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