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路

郑琼，48岁，纪录片导演，她的第一部作品《出·路》，即将在上海国际电影节进行展映。作为新人导演，她的年龄似乎大了一些。就连她的朋友，在十年前就曾翻着白眼打趣道：那么老了，才开始拍片。

但在纪录片界，郑琼并不是个新面孔。她是光线传媒的创始人之一，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专门发行纪录片的发行公司“零频道”，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获得官方合法许可的独立纪录片论坛iDOCS……

可以贴在郑琼这段传奇经历上的标签有很多，三次高考失败，只身闯荡北京，为了观鸟从光线辞职……但她自己却只想摘掉这些毫无价值的噱头。与她所热爱的那些纪录片一样，她更加偏爱真实的踏实感。

1.首先声明，我并没有执着于纪录片

采访郑琼，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面临的第一个困境就是，需要将准备好的采访大纲洗牌重来。

郑琼是个准备极其充分的被采访者，在采访开始之前，她先扔给了我很多资料，说：“这些应该会解决你大多数问题。”而于我来说，那些材料最大的价值，是避免我问出“蠢问题”，比如：你为什么执着于纪录片？

“什么执着于纪录片？”这是个让郑琼反感的问题，因为在她的眼中，这个问题存在严重的逻辑漏洞。纪录片，说白了只是一种形式而已，执着于某种形式，听上去就很本末倒置。但要说郑琼，不可能将“纪录片”三个字摆开不谈。

“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这句话总是与郑琼创办的iDOCS影展搭配出现。2006年，郑琼第一次参加了北美最大的纪录片节HotDocs。8天的电影节，她在看片室里整整呆了7天。结束那天，看片室只剩她一个人，最后一部影片放映结束，房间里漆黑一片，她就坐在黑暗里落泪。落泪是因为绝望：“你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但是这个世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样的绝望，让郑琼本能地萌发了把更多好的纪录片带进国门和更多人分享的愿望，也因此才有了后来一系列与纪录片有关的故事。

2.我一直都在当端茶妹，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能坐下喝上一口

从成立纪录片发行公司，办iDOCS影展，到自己拍片，这看上去这是个顺理成章的过程，但真实情况却没那么顺利。

郑琼的发行公司叫“零频道”，郑琼自嘲到：“又是‘正穷’，又是‘零’的，一听就赚不了钱。”

事实也的确如此。她常常自己带着片源、设备、人手甚至翻译，到处给人免费放映。很多人都无法理解她在做的事情，明知道不赚钱为什么还要做？而她觉得自己不过是选择了做真正喜欢的事情罢了。

但单凭理想是撑不起一个公司的，“零频道”从一开始的6人小团队，后来只剩下3个人，到2012年彻底解散，只留郑琼一个光杆司令和十来个志愿者。即便是这样的情况，郑琼还将iDOCS影展办了起来，到今年已经是第6届了。

不过，iDOCS的最初创立实属偶然。

2009年，郑琼正计划拍摄自己的第一部影片，没有启动资金，只能满世界寻求资助，刚好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IDFA）在为纪录片制作和推广发放专项基金。那时候，她也正好在为免费放映纪录片的事情东奔西走，所以她同时申请了两项基金。用她自己话说，是想试试看能不能“捞草打兔子”。

结果兔子打着了，更急需的草却没能捞上一捆。推广活动的基金申请下来了，制作基金却没了着落。更吊诡是，接下来几年依旧如此。iDOCS就这样“被”创立了，但巨大工作量几乎耗尽了郑琼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她自己的拍片计划只能被搁置在一旁。

郑琼把iDOCS形容成一个饥肠辘辘、永不满足的“狮子”，而自己就是孤独的驯兽师“用性命来抚慰它的撕咬”。办影展这件事情，逐渐成为了一个沉重的负担，压在郑琼胸口。每一届的成功，就意味着对下一届更高的要求，她还需要面对来自观众的满满期待，她感觉自己就像是站在马戏舞台中央，夹在猛兽与观众之间，不断取悦他人，压抑了自己真正的需求。

每一届，她都在死撑，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绝对是最后一次了！”但她总在食言。

2011年连办了三年影展的郑琼终于受不了，她大哭一场：“我太累了，连一厘米都爬不动了！再也不办了！”于是，她停了两年，回到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上——制作自己的纪录片。

郑琼的处女作《出·路》就是这样断断续续地拍了6年，期间BBC的一档记录节目（My Country My County）联系过她，问她手头有没有好的片源和素材。她在整理材料的时候，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的影片不就可以用吗？“我一直都在当端茶妹，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能坐下喝上一口。”于是她把《出·路》的片段附在最后交了上去，这也成了BBC唯一选中的一部片子。

2014年，iDOCS回归了，在闭幕式上，北京电影学院的展厅里777个座位上的观众，都在等待郑琼的发言。郑琼拖着近一米的长辫子，裹着旧棉袄，上台鞠了一躬，说了三个“谢谢”，就在观众诧异的表情里下台了。如果不是仪式必要，她连台都不想上，免得画蛇添足。“因为一场影展，片子足够好，就够了。”

在纪录片的面前，她把自己的姿态摆得很低，她把自己比作是一只搬运纪录片的小蚂蚁。“如果你收到了一个好东西，何必非在乎那个快递员呢？”

她不愿意被戴上高帽，贴上标签，被当成什么纪录片的“圣母”或是“拯救者”。在她看来，别人想要给她戴上的这些看似灿烂的光环，其实都是“虚幻的手榴弹”。她不会被这些所谓的美名绑架。

到今天，离第6届iDOCS开幕还有半年，郑琼仍然斩钉截铁地声明：“今年绝对是最后一届了！”

3.做这么一个破片子，还没有出路

郑琼的第一部影片《出·路》，一拍就是6年，其间经历了无数次难产。

零预算，是影片面临的第一个现实问题。没钱就只能精打细算，设备全靠借。听起来挺寒酸的，就连拍摄用的摄影机，还得从四个地方分别借裸机、云台、电池、三脚架。

6年的拍摄，郑琼跟6个摄影师合作过，中间没少让她操心，其中一位拍摄对象，是一个生活在甘肃山区的小女孩。前期的调研已经做好了，拍摄计划也定下了，但到了要买机票的当口，摄影师突然跳票，死活打不通电话。

而到了拍摄后期，这位甘肃小女孩的父亲又突然变卦不给拍了，非要郑琼拿10万。这样的变故，让郑琼措手不及，跟拍那么多年的素材难道就这样废了吗？

正常沟通不行，郑琼只能想点“歪”招。首先是想来个自上而下的施压，她找到女孩哥哥的工作单位，请工厂的领导吃饭，拜托他们帮忙，可动用“权力”并没起到什么作用。后来她又找到这家人的亲戚朋友，想通过“舆论”的压力让女孩的父亲松口。亲戚们开着拖拉机进村就开骂，但老头依旧没有动摇。

郑琼被逼急了，因为知道不可能有钱再跑一趟，她甚至想到，要不然找一个朋友，假装黑道大哥打电话威胁一下吧。结果反倒被“大哥”打电话教训一顿：“你不提前花时间跟人慢慢建立情感，怎么能搞这种歪门邪道。”郑琼摸着兜里数得过来的几块硬币，心里委屈得要死，当时就想：老子不拍了!

历经磕磕绊绊，片子好不容易制作完成，但发行又是个问题。

一开始签了一个法国发行方，用郑琼的话说，那就是个“大忽悠”。一年基本没什么动静，到最后结算的，杂七杂八的费用加起来郑琼还倒欠2400欧。回到国内，遇到一个好心的制片人来帮着发行，可是片子交出去了，进展一直不顺利。更令人头疼的是，她自己做了2年调研的新纪录片，所有的申请都被拒绝。

走投无路的感觉让郑琼压抑到极点，当时就想：真他妈的倒霉，做这么一个破片子，还没有出路。那段时间，她说自己的心理变得很阴暗，凡是在朋友圈里晒幸福的，她全屏蔽了。

电影要能公映，还必须得拿到龙标，但和政府打交道，总让郑琼有点发怵。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影片是个反映社会现实的纪实题材：另一方面如果拿不下龙标，就相当于给影片判了死刑。但出人意料的是，反倒是这个阶段走得最顺。

摄影师、甘肃小姑娘马百娟和郑琼

《出·路》的名字里有个点，这个点也是有说头的。

一开始去申请公映许可证时，“出路”这个名字就没给通过，办事员让郑琼改一个。郑琼联合朋友一起开洞脑筋，想出了“出の路”、“出 a way out 路”等一大堆片名，办事员问她：“那么多名字，你究竟选哪一个？”郑琼很无奈：“我不知道，哪一个能过就选哪一个。”

这样打太极也没打出结果，郑琼只能两眼一抹黑选了个中英夹生“出 a way out 路”。到底合不合格，办事员也没直接说，只是反问了一句：“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这一问把郑琼给问蒙了，后来问他们领导才知道，名字里不能夹英文。郑琼追问，可不可以中间加一个点？对方让她先交上去看看。

“其实当时是以一个死人的心情申请，没想到过了。”接下来就是初审，除了交DVD之外，还需要刻录一份磁带。郑琼清晰地记得刻一盘磁带要400块钱。她当时就拿着钱就开始纠结：“要是最终没结果，这钱就花得太冤了！”

后来，《出·路》顺利地拿到龙标，将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进行展映，也顺利被大象点映签下即将和更多观众见面。现在的郑琼，就像一个功成身退又疲惫不堪的老母亲一样常对我们说：片子就交给你们了。

“选择走这条路，我就是弱者，我就是没力量保护自己，我也在我这个行业的底层。干这一行真是这样，经常觉得想死的心都有了，不过庆幸当时没死。哈哈。”

在这部处女作里遭的罪，还没来得及消化干净，去年，郑琼又马不停蹄地在准备自己的第二个纪录片了，这一次是关于一位盲人的。

4.他们就像压在闷罐子里的鱼

我问郑琼，你怎么评价《出·路》这部作品？她没有打分，也没有给出具体评价，只用了两个形容词“孤独”、“寂寞”。

《出·路》记录了三个来自不同城市，不同阶层的年轻人，6年的成长经历和重要的人生选择。

《出路》海报

马百娟，生活在甘肃山区，12岁的她才读二年级，村里就只有一个破败的小学。她在日记本里写到，她理想中的生活就是去北京上大学，打工赚钱，一个月挣1000元，给家里买够吃的面，够吃的水。但事实上，最后她连小学也没能念完。

徐佳，生活在湖北，是一名高三复读生，他已经复读了三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实现父亲的遗愿，考上好大学，分担家庭的压力，安安稳稳地成家立业。他将录取通知书带到了父亲的墓前，他今后一生也将按照规划毫无例外地走下去。

袁晗寒，生活在北京的艺术生，辍学在家。她有天马行空的想法，总是想一出是一出。她每天要对抗的最大的敌人就是“无聊”。优渥的家境、丰富的资源、出众的绘画天赋却始终没能让她找到可以坚持的事情，她依旧在彷徨。

公交车上的袁晗寒

三个人，三种截然不同的人生，三种大相径庭的人生态度。郑琼将他们公平地放在镜头面前。这样的并列，很容易让大家想到“阶级固化”，但这却不是郑琼想要着力呈现的。让她感到寒冷的，不是可以推给体制的社会矛盾，而是人与人从精神层面上的无法沟通。

山区的马百娟，无法想象另外两种人的生活，因为1000元就已经是她最具体的梦想了。徐佳也无法像袁晗寒一样追求自由自在，他把家庭的压力抗在肩上，“以自我为中心”是他不敢想象的事情。同样，可以轻易放弃学业，有能力出国的袁晗寒，也无法想象这世上还有前两种单调生活的存在，他们生活中的困境，对于袁晗寒来说都是小事一桩。

无论是马百娟、徐佳还是袁晗寒，他们都不是这个世界的特例，在这三个人的背后，有一大群同类人。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地区，我们生活在彼此周围，但却如同活在平行时空一样无法沟通和交流，安静地凝固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不知道还有其他的生命，还有其他活法。生活的考题变成了按阶级分类的AB卷，我们对他人手中的试卷一无所知，拿着自己手中的填空题焦头烂额。

大学宿舍里望着窗外的徐佳

郑琼说，这是一部“孤独”、“寂寞”的影片。其实因为她所拍摄的，就是一个个兀自漂泊的孤岛。

郑琼不喜欢宣泄式的电影，她认为电影不应该只是发泄消极情绪，而是应该提倡什么或者张扬什么。当然这个体制也确实是不如人意，但是更可怕的是我们那些根深蒂固的习惯性思维。

“就像《盲山》的导演李扬讲的那样，把你捆起来放在缸子里，放久了，后来把缸子打碎了，把捆绑的绳子给铰断了，你还是不会动弹。我们比较习惯于给自己一个假想敌，而外部环境是最容易被装扮成我们的假想敌，有时候真正敌人其实是自己。所有的外在自由都可以被剥夺，但是你对一个短期无法改变的现实的态度，是任何人都无法左右的，你内心的自由谁都没法剥夺。”

郑琼不喜欢“拯救世界”这样的大主题，在她眼中拯救世界根本就不是人能完成的工作。我们能做的就是对身边的快递小哥好一点。

郑琼提到和她打过交道的快递小哥，她形容他们“就像压在闷罐子里的鱼”，他们普遍文化程度不高，不懂得怎么表达，也没有太强的理解力。他们觉得自己就是做着螺丝钉一般的工作，完全没有价值感。但事实上，他们却是构成城市正常运作的重要一环，这不仅不渺小，还能称得上伟大。但这些没有人告诉他们，也没有人因此感谢他们，他们以为自己就是一粒没有重量的尘埃。

郑琼说：“在这个被单一成功学统治的社会里，人人都是受害者。”在这拜物风行的时代，一支口红、一双鞋都能刷爆网络，价格翻上几倍。而最真真实实的活着的人，却反而显得廉价而普通，无人关注。

聊到最后，话题渐渐沉重，郑琼和我也沉默了许久。一开始说好了，只是一次轻松的闲聊，但谁都没能把握住话题最终的方向。就像她的纪录片一样，看似平静地展现一种真实，但这样真实的刺痛，最终是希望引起一份反思。

访问结束后，她发给我了一段最近参加一个豪华小学的感受。她看着眼前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称得上顶级配置的学校，很难不联想到去年大批外地人被迫离京的事情。她看到干净的楼道，想到了这里的清洁工阿姨。她不知道在这里读书的孩子，看到阿姨会不会想，这个阿姨的孩子在哪里读书？他为什么不能和我读同一所学校？又或者，在这里读书的孩子，根本看不见清洁工阿姨，更看不见她们的孩子。

“每个生命都需要被看见被听见，每个生命也值得被看见被听见。”这是郑琼写在最后的话。

这几日闹得沸沸扬扬的“明星考编”事件最终随着四字弟弟宣布放弃入职国家话剧而逐渐撤下热搜，而关于“小镇做题家”的讨论依旧不绝于耳。

“知识改变命运”、“高考是最公平的竞争”是多少出身小镇的学子们曾经笃定的信条，他们不顾一切地苦读、刷题，以为迈过高考这个门槛，便可鲤鱼跃龙门，实现阶层跨越和人生理想。

而现实却给了他们狠狠一记耳光，无需毕业进入社会，仅在大学校园里，那些来自大城市同学的学习方法、以及自身的谈吐、认知和眼界就已经足够把他们按在地上狠狠摩擦了。而这些分数以外的东西，短期内是无法通过学习和努力弥补的，因为这是大城市孩子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家庭给予的天然优势。

有句话说，“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

看似“小镇做题家”终于达成心愿步入了“小资”生活，然而两者喝咖啡的姿态、心态和对咖啡的品评却截然不同。

归根结底，这是贫富差异、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思想认知局限等社会宏观因素与家庭个体原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严重后遗症。而“明星考编”事件正是触动了“小镇做题家”的这根敏感神经。他们一直在努力寻找出路，却发现仅凭一己之力怎么也跑不赢那些“带资进组”的“优越者”。

郑琼导演的纪录片《出·路》记录了三个来自不同城市，不同阶层的年轻人，6年的成长经历和重要的人生选择。

其中来自湖北城镇的徐佳就是典型的“小镇做题家”，他两次复读、三次高考，终于考上了理想大学，可却迷失在对未来的规划当中。而来自甘肃山沟赤贫家庭的马百娟和中产家庭出身的袁晗寒两人虽处境千差万别，但面临的问题却都决定着各自的未来与前途，同等紧要。

三人的背景条件到底是如何影响他们的求学成长以及一步步将他们推向各自的选择的？正是这部纪录片要和我们探讨的问题。

出·路 (2017)

导演: 郑琼

生而为人，我很抱歉

导演将三个年轻人的学习、成长经历交叉剪辑，没有刻意对比，但很多网友在看完片子以后纷纷发出了“人与人的差距比人与狗的差距还大”的感叹。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出生在甘肃大山里的孩子马百娟，全家住在窑洞里，一家四口全年开销（2008年）不超过50元，吃饭是糊糊或者白水泡馍馍。除了上学，马百娟每天还要从井里打水、喂猪、做饭以及农忙时帮家里收糜谷。

12岁了，马百娟才上小学二年纪，这个年龄在城市里至少也应该是个初中生了。尽管如此，她依然很感激这个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

在崎岖漫长的上学路上，我们可以看到马百娟穿着艳丽的衣服孤零零地奔走。她不协调地摆动双手，兴高采烈的样子像极了终于吃到蜜糖的孩子。

马百娟的梦想也很质朴“我以后要去北京上大学，上了大学后要去打工挣钱。我要一个月挣1000块钱...”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嘲笑她的梦想，就像当年我们嘲笑“井底之蛙”和“燕雀”一样。但其实井底之蛙和燕雀又有什么错呢？他们站在自己的位置，穷极想象才制定了当日的梦想。

就像马百娟这样一个买4本作业本都需要摩挲着手里的纸币一毛一毛去数的孩子，成长在一个全家一年开销才不过50元的家庭，对月薪过万又能有什么认知和概念呢？大概相当于我们对元宇宙未来的发展还处于一片茫然的想象吧~

很多时候我们嘲笑别人的狭隘或者高傲，只不过是一厢情愿把别人带入了自己的位置和视角。这种评判是不公平也不合理的。

就好像影片中的袁晗寒，出生在北京中产家庭，家境殷实，生活无忧。母亲会主动帮她从美院附中办理休学，待在家里无所事事的她最大的“敌人”就是无聊，只有通过胡同口写生、看电影甚至开酒吧来打发无聊的时间。

袁晗寒说，“我没有想过我以后的生活，想要做在哪一个阶层的人，反正不会饿死就行了，而没有人会被饿死的，如果你不想饿死，你是不会被饿死的，如果你想饿死，就算你再富有，你还是会饿死的。”

有人说这番言论是一种“何不食肉糜”的无知优越感。

实则不然，袁晗寒只是代表她自己。

她只是站在自己所拥有的物质和认知之上去感叹生活。因为家族的积累，他们早已远离“挨饿”的生活，经济基础也早已不是困扰他们生活的要素，而如何有品质有价值地活着才是。

对比之下，马百娟和袁晗寒似乎生活在两个极端，她们无法想象对方的存在。

而处在中间状态的城镇青年徐佳似乎更能代表我们普通的大多数。

他没有丰富的物质生活，背负着家庭负担，但起码不必为吃穿发愁，还可以得到父母的支持通过读书这条路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和追求。

有压力也有动力，这是每个普通人的生存状态。

马百娟、徐佳、袁晗寒或许就是社会的三个分层。

每个阶层都希望通过自身努力而晋升到更高的层次。但我们必须承认赤贫以及阶层壁垒的存在，凭一己之力突围实属不易。

但，依然没有人愿意轻易放弃生活。

生而为人，我很抱歉。这不是我预料的贫穷，也不是我精心选择的人生。

来自父辈的羁绊

在一个家庭中，父母的观念和认知往往决定了孩子的未来和发展。

在这三组家庭中，家长对读书有着不同的观念和看法。

马百娟爸爸的想法应该是大多数相对落后的偏远农村父母的普遍观点，认为“女娃就是找个对象，靠女婿就是出路”。但也并非完全否认读书的用处，多少还是会让孩子读点书，够用就好了。

影片开头，我们可以看出马百娟对于读书从内心所散发出的渴望。

她在上学路上颂诗，认真听老师讲课、做作业，在山头画画，她无时无刻不在憧憬着未来，她有多渴望走出大山就有多渴望读书。

就像影片开头她朗诵的那首儿童诗《云儿哪里去了》：

“我想知道，云儿去了哪里；我想知道，风儿在说什么；我想知道，天上为什么下雨；我想知道，什么藏在海底；我想知道，鸟儿怎样飞翔；我想知道，鱼儿怎样呼吸；我想知道，花儿怎样开放；我想知道，世界为什么这样神奇。”

带着浓重口音的朗读听起来没有那么美好和诗意，但是这首诗却为马百娟添上了想象的翅膀。

她急切地想要搞清楚这个世界是怎样运作的？大山之外除了云雨、鸟儿、大海，还有什么新奇玩意儿？

尽管在学习上一直不得窍门，

但她依旧在坚持，即使是用最笨的方法。

她的努力和渴望还是抵不过父亲的“一声令下”。

全家后来搬迁至宁夏，生活环境有了很大改善，马百娟的父亲不愿让女儿再费事去读书上学，16岁便安排她嫁给了表哥。

哥哥带着马百娟办理退学手续时，马百娟不愿进去，老师亦百般挽留，但结局没有改变。

在这样的偏远山区，父亲的话犹如圣旨，温顺的马百娟终究过上了父亲为她预设的生活。

徐佳接连两次没能考上理想的大学，他不甘心，顶着压力又一次选择了复读。

对此，收入拮据的母亲没有敦促他尽快打一份工补贴家用，而是选择了支持，“已经成这样子了，那也不在乎这一年了，那就再赌一年了。”

在城镇打工的母亲，应该是见过不少高考改变命运的成功案例。

另外，在母亲眼里，也许也认为女孩的出路是嫁人，但男孩的出路一定是“考学”，因为他将来是家庭的顶梁柱。

母亲的支持让徐佳更加笃定自己的选择。

第三次高考，他成功了！

接下来是顺理成章地读大学、找工作、成家立业。

徐佳的成长与蜕变可以说是每一个普通家庭孩子的范本。

袁晗寒的母亲很酷，直接一个电话告知闺女她被办理了休学，卷铺盖卷回家吧。

经济自由，便有足够的选择，就会发现教育并不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高考也并非所有人的必经之路。袁晗寒的母亲给了女儿选择的空间，袁晗寒也不负所望，解放天性，任由自己满世界“瞎逛”，看看环境缺少什么，再为未来做打算。

在影片尾声时，23岁的袁晗寒终于找到了自己心目中的那片“空缺”，创建了“艺术投资公司”，成为一名年轻的企业家。

“选择”是一种特权

我们在新闻上经常看到某山村小学又走了几个老师，某市学区房被炒到了几十万一平米。

说到底，教育资源本质上也是一种商品，有购买力的家庭才有权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

马百娟的小学，全校一共只有2名老师、5个学生。

老师的教学方式传统而刻板，没有任何趣味性和拓展性，教学质量和竞争力不言而喻。

这里并非指责老师不好，而是偏远山区贫乏的教育资源便是如此。

在城镇中成长起来的徐佳在读书的过程中清楚地认识到“每个人的命运都是不一样的，很多东西都是不公平的，但这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我现在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存在，但是我会努力去改变这个现状。”

这种不公平在于个人的出身，在于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在于未来发展将受到的种种限制。

为了对抗这种不公平，小镇青年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和成本，才能达到资源优渥的城市孩子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的东西。比如稳定的工作、在城市落脚的资格。

影片中有一组镜头切换令人唏嘘，一边是徐佳找工作时屡屡碰壁、落寞孤单的背影，一边是袁晗寒在德国留学时无忧无虑的笑脸。年龄相差无几的俩人，因为家庭环境、教育背景、社会资源的差异，对待生活和世界的方式和态度正在逐渐走向两端。

选择从来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

而是财富、声望、能力...累计到一定程度的特权。

优质教育资源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对家庭购买力的的检验。

影片结尾耐人寻味，在袁晗寒关于“机会和选择”的解读中，是三个主人公生活现状的交叉剪辑：袁晗寒在快速行驶的地铁上、飞机上，继续寻找自己人生的方向；徐佳成家立业，过上了还算满意的城市生活；而马百娟终于还是滑出了自己12岁时规划的人生轨迹，不自觉中迈进了祖祖辈辈命运的沟壕。

袁晗寒说，“我没有办法选择要出生在我现在的家庭里，所以这都是一个我不能选择的事情。这个事情它不是机会...”或许有人觉得这个出生在中产家庭的小妮子在无痛呻吟，其实并没有。

人的出生的确不是按照个人意愿来分配的。

但它却是你人生最大的底牌，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你接受教育的程度、结识的圈子、从事的职业，以至你人生所能达到的高度。而这种高度，或许是已经走出城镇的徐佳子孙再奋斗三五代也无法企及的，而马百娟之流甚至都不具备这个想象的空间。

影片简介：一个是来自甘肃大山深处的小女孩儿，喂猪、做饭、背谷子，笑嘻嘻地走十几里盘山路，去只有5个学生的小学念书；一个是来自湖北的高三复读生，天未亮就起床从出租屋赶往学校，在被书本、试卷围起的课桌上紧绷着脸备战他的第三次高考；一个是向往自由的北京女孩，高中退学后的她画画、写诗，一边准备申请留学，一边自己做家具开咖啡厅。6年的时间里，他们长大成人，寻找各自的出路。（来自网络）

先谈谈三位主人公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甘肃农村女孩马百娟念课文时的发音和笑容；湖北小镇青年徐佳的那句“我知道命运是不公平的，我接受它，但尽力改变它”；北京城市女孩袁晗寒语气里的随意与豁达，言辞中的浪漫和想象。

马百娟是三人中最底层的存在。

十二岁的她在只有五个学生的学校里读二年级，不加修饰的外表下是看起来永远洗不干净的脸蛋和头发，身上穿的是脏出硬块的不知从谁身上淘汰下来的不合称衣服。很明显，她没有让人一眼看到就想她的捏脸蛋、想拥抱她的吸引力。但是，当我听到她用带着陇地口音的普通话一字一顿的将课文念出来时，我的心止不住地跟着颤抖，我的手臂不自觉地起鸡皮疙瘩，我的眼里一瞬间积满了未落的泪。

一眼望去没有人烟的黄土高坡上，蜿蜒陡峭的小路，留下的是马百娟兴高采烈地去小店买数学本的身影，是一家四口顶着厚重的秸秆被压驼的背，环绕的是她语气中对未来充满憧憬的想象：上大学，出去打工，每个月赚1000块钱，买面，因为家里面不够吃。两座黄土垒成的小平房里，黑板上端正的板书写的是“我的家乡真好”，老师教仅有的两个学生看图说话：过去我的家乡，农民叔叔爷爷套着毛驴车去集市上赶集，现在柏油马路上车辆穿梭，人来人往……足球场外边楼房林立，鳞次栉比……镜头扫过飞扬着黄沙的土操场、没有一座楼房的大土坡，耳边传来的是老师念错的lín cì jié bǐ……

徐佳是复读过三次高三的勇者。

为了完成爸爸的遗愿，也为了让自己和家人更好地活着，他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克服恐惧，最终考上湖北工业大学。看似通过了高中老师们口口声声念叨的“人生最重要的关卡”，可是生活并没有停止它不断给人磨难的步伐——就业。

徐佳知道自己的家庭没有能力支撑自己继续深造，于是奔波于各种宣讲会、面试，行走的背景是满宣传窗的考研考公大海报，还有那扎眼的“没有不可能”红色大标语。徐佳在毕业前与一家电力公司签约，影片中他回学校的路上，旁白里说，签约完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好像把自己给卖了。那背影，可见的是强烈的不安与落寞。

当无数高三学子坚信高考完迎接自己的是晴空一片，人生最大的坎已经被抛掷身后时，没有人告诉他们“一件事的结束意味着另一件事的开始”同样适用于高考。早点看清这点的人大概会有规划地安排自己的大学时光，而迷茫堕落的灵魂从踏入大学门口的那一刻开始，便为将来埋下悔恨交织的伏笔。但是前者一定比后者幸福吗？一定更容易取得世俗定义的成功吗？如果你无比清楚地知道这世界和命运总不是公平对待众生，如果你参透出苦难是生命的永恒主题之一，你一定不会轻易作答。

袁晗寒有着令人羡慕的命运。

出生于皇城北京，从来不必过于担忧来自现实世界的种种刁难：没有耳提面命着她好好学习的父母，没有无法满足温饱的生存窘境，也没有非要遵循着过才能安身的轨道。所以她可以将自己眼中的世界用五彩颜料描绘出来，可以没有顾忌和扭捏地表达内心的真实所想，敢于将不稳定的漂泊与寻找视为常态。

2012年，袁晗寒退学后，租了一小间店面，面对一年两万的房租，她语气平淡地说“觉得还行，我承担得起”。她亲手布置小店，彩绘、购置、打理，店里传出的流行音乐与整个街区是那样的格格不入，又或者说独具个性。三年后袁晗寒已经在德国留学，那家小店的生意怎么样早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别让自己闲出病来。苹果电脑被她像案板一样使用，不在意钢片是否会刮花显示屏背后的磨砂面；钱包丢了她有点烦，但不恼，和妈妈说起这事儿时，袁妈妈也云淡风轻，话题转而询问女儿是否知道英国特牛的音乐人埃尔顿·约翰。相比之下的是徐佳买到2600块钱的iphone4时脸上藏不住的喜悦和有面儿，是马百娟年迈保守的父亲得知纪录片不是政府拍摄之后索要两万元“继续拍摄费”的决绝。

每个人都无法脱离这个时代，环境和经历决定了你的视域，你对人生的想象决定你人生的轨迹，所以不得不束手投降。……所以马百娟们才被放弃了10%的收获可能，16岁被嫁给表哥，过早地关闭生命突围的大门；所以徐佳们总在重复大人的期望，重复着附加的责任；所以袁晗寒们过早察觉生命的无聊。（来自点映群里分享的截图，因为没有名字，所以无法备注这段话的主人）

我们不是看了这部电影之后才知道环境对人发展的重要影响，只是当三个如此典型的例子被放置在同一部影片中进行对比时，我们才发现人生百态如此不同的背后隐藏着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是原生家庭对人在教育观念上的影响。马百娟的父亲认为女儿就是别人家的人，读太多书也没有用，还不如找个好人家嫁了，这才是女孩子最好的出路，所以不顾老师的多次劝说，让马百娟辍学、16岁便嫁为人妻；徐佳的妈妈坚持高考可以改变命运，只有上了好大学才能有好工作，将来才能买车买房子结婚生子，所以当徐佳一步步完成她的期望时，脸上是藏不住的欣慰；袁晗寒的妈妈相信女儿有艺术天赋，支持女儿张扬天性，不以传统的眼光局限孩子的未来，所以她可以笑着和袁晗寒说“袁晗寒你又被退学了，我去接你回家”，任由袁晗寒满世界找生活的意义。

其次是生活条件对人在理想目标上的影响。对于生活在穷乡僻壤的马百娟来说，上大学只是为了打工赚每个月1000元的钱买面吃，填饱肚子生存下去是第一要紧的事情，如果能够餐餐吃上肉，那就是美好的生活；对于徐佳来说，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在一家有五险一金和发展前景好的公司上班，而后结婚、生子、买房、孝顺母亲是有模板可拓的人生之路，如果能够多赚点钱，让生活变得更好一些，那就是可期望的未来；对于袁晗寒来说，只要饿不死就行，学历高低与工作好坏并不一定成正比，想做什么就该去尝试，反正只要失败的代价是自己能够承受的就好，如果能够在社会发展的潮流中找到一个需要自己的位置，那就把自己填进去，发现自己不适合之后，大不了跳出来再去寻找。

再者是学识水平对人在自我实现上的影响。马百娟连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都没读出头，连延绵的黄土坡外花花绿绿的世界都没见过，就嫁人了，她的一生开始向父母的轨迹靠拢，迟早有一天会重合在一起，她不会知道马斯洛，更不会知道“需求理论”的最高层次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徐佳沿着社会大多数人所认定的“晋身之路”踽踽前行，他知道世界很大，诗意和远方的田野不是无法实现的白日梦，只是目前还要忍耐，即便他的一生无法到达自己梦想的境地，那他也一定要将这美好的愿景实现在孩子身上；袁晗寒认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大家只不过是做了各自的选择，无关对错，她不看重物质，而是渴望找到能够寄托自己精神的点，所以她不愿意留在德国做“被国家码好的小石头”，而将自己放置在变化的需求之中。

三位主人公是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这三方面原因的关系恰好又是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出·路》里所呈现出的阶级固化问题，背后隐藏着的或许是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的问题，是社会忽视甚至遗忘了部分群体的问题。

观众用怜悯的眼光看马百娟的生活，恰巧印证了我们习惯于用“精英眼光”去看待别人的生活，哪怕本身不是精英，也要把自己拔高一个等级去俯视比自己更艰难地活着的人们，然后安慰自己要珍惜眼前所拥有的。然而，当观众发现人还可以像袁晗寒那样肆意张扬地活着，但自己又没有勇气和底气承担变化会带来的风险时，便暗暗放任欲望增长，将自己一脚踢进踮踮脚也够不到梦想的循环中，同时抱怨生活艰难。至于徐佳的生活，它太稀疏平常了，这不上不下的处境，这在无知与通透之间左右摇摆的心思，是绝大多数人正拥有着却想逃离的生活模式，我们感同身受徐佳的迷茫、无奈、妥协，也如徐佳一样相信终有一天会将命运不公平的指针往0那里掰一点过来，再掰一点过来。

导演郑琼说“每一种生命都渴望向上的人生”，黄豆豆老师说“出路就是找到自己的信仰并坚持”，有很多观众都表示“突破思维和阶层局限才能找到出路”。

对于大多数的人而言，看完一部影片，即便产生些许思考，也实在无力插手别人的人生，只能依照他们的经历摸索自己的出路。最终发现还是回到了“活着”这一主题。“活着”是首位的，我们在此基础上一步步去发现、思考、寻找、安身。所有的思考与追求是为了让自己获得更好的生活，而这“更好的生活”又是一道完全主观的题目，没有标准答案。我们阅读、旅行、欣赏艺术只是为了在生存的基础上为余生添点光，求个自己心安罢了。

导演为找寻青年人的出路在何方聚焦三个背景、阶级、性别不同的青少年，将从他们在象牙塔到步入社会的故事娓娓道来。三个主人翁分别是：西北偏远乡村热爱读书的小女孩马百娟；湖北农民工二代复读三次的徐佳；衣食无忧辍学的北京女孩袁晗寒。 三人都想摆脱目前的生活困境：马百娟想通过读书考上北京的大学摆脱落后的乡村；徐佳想通过复读考上好大学获得心仪岗位；袁晗寒想通过远游国外摆脱精神世界的虚无。 当镜头转到她们走出社会，三人的经历纷纷写下“出路”的答卷：马百娟因家贫退学却因年纪过小无法就业，最后与表哥结婚生子；徐佳穿上不合身的西装就业并与女友结婚负起家庭重担；袁晗寒考上心仪的艺术学习为对抗无聊开始实习并创办自己的艺术投资公司。 从三个人的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我们不难看出他们背后的阶级差异与巨大的隔阂。青春难重来，可是有些人的青春就是奋斗的牛马；有人出生在罗马。当下的社会阶级固化显露，读书是少有跨越阶级的通道了。 印象最深的一幕：年迈的老师在简陋的教室教授唯二的两个学生 学生念着“从前乡村是土路，现在家乡的路是宽敞水泥路……”但镜头之外却是层土飞扬的土路和低低矮矮的土房子，老师对此都羞于教学。马百娟与袁晗寒除了性别相似外，人生境遇天壤之别。一个为生计15岁嫁作人妇，一个认为现在不会饿死人。 时过境迁，导演为大部分庸碌无聊的青年找到了出路在哪点答案，可是面对日益严重的阶级隔阂，需要耗费几代人的努力才能为后代支撑起能随心所欲生活的出路吧？

因为片中的三位主人公分属于三个被定义的所谓“阶层”，所以对于这部纪录片的关注点很多集中在“阶层固化”的问题上。很多人会问：徐佳或者徐佳的下一代，会通过努力变成袁晗寒吗？

对于这样的提问，我会想要反问：变成袁晗寒有什么好吗？从整部纪录片所反映出来的袁晗寒的人生，值得羡慕吗？

导演郑琼的一句话是打动我、让我一定想要看这部纪录片的原因：要把很多在这个社会里面，在这个教育当中植下去的一坨一坨的屎都得挖出来，然后你才能变成一个真的人。

我知道很多人会觉得，无论袁晗寒本人感到自己的生活是多么的无聊，对自己的人生是多么的迷茫，甚至导致了情绪的不稳定等等心理上的问题，她的人生依然因为优渥的家境而令人羡慕。我觉得这种想法，也算是社会给我们脑子里灌进的“屎”之一吧。钱解决不了马百娟的问题，也解决不了袁晗寒的问题，或许可以解决徐佳的问题，但能解决的只是他人生诸多个问题中的少数。

整部片子是压抑的，唯一发自内心的快乐的笑容来自那个走在上学路上的十二岁的马百娟，那是一种依然感到生命的丰盈与希望的快乐。而难以相信，这种谁都曾有过的快乐，在我们十几二十岁的年华间很快地褪去。到底是这个世界快乐太稀有，还是我们对生命的感知愈发愚钝？我理解中的所谓出路，大概就是抛光这个社会的所谓期待也好所谓禁锢也好，找回那个依然欣欣向荣的自我。 正如导演自己的话：出路不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心灵的；出路不只是外在的，更是内在的；出路不只是社会的，更是自我的。

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穆旦

人活着，到底图个啥？

处在不同境遇的人，一定有着不同的答案。

昨天看了纪录片《出路》。

三个人，三个地方，三种人生模式。

生活在一个世界，却又好像完全不在一个世界。

一 马百娟，甘肃会宁人，简直人间极苦

山沟里的娃娃，家里穷，啥活都要干，早饭吃点开水泡馍馍，午饭是面疙瘩就咸菜，尽管挺爱学习，但智力发育迟缓，十几岁了算数还要掰手指头，小学没上完就辍学了，16岁近亲结婚嫁给表哥，紧接着便是怀孕，不知道下一代人会怎么样。

二 徐佳，湖北咸宁人，社会中的大多数

小镇出身，十分努力地学习，复读两年后进入大学，之后便是找工作、结婚……，像极了大多数人的生活轨迹。

三 袁晗寒，北京人，卵巢彩票获得者

辍学于全北京最好的美院附中，然后是画画、开咖啡馆、留学、注册艺术品投资公司，时常觉得生活无聊，想要找点什么事做做。

每个人都在找出路，每个人也都有着不同的出路。看完之后，实在让人唏嘘：

1.人真是在精卵结合那一刻就开始不平等了，且这种不平等不可能完全消除。

如果说经济条件还能外部调节，那个人的先天禀赋，比如智商，外貌，身体素质，这些又该如何调节呢？即使后天开发，很大部分在出生前也已经决定了。

有些人出生在罗马，有些人天生是骡马，简直无解。

不过承认并不代表认可，总该有所反思才好。社会公平永远值得追寻。保护弱者和少数，也是因为谁都可能成为弱者和少数。

2.人是被环境塑造、驯化的动物，人的观念与其所处环境相适应。

没有一个人的眼光是纯洁而无偏见的，人们所看到的世界，是一个受特定风俗习惯、制度和思想方式剪辑过的世界。个人的行为也都是基于彼时彼刻其对现实世界的想象。

就好像马百娟的父亲觉得，“女娃娃是别人家的人，多少念一点书，个人能用就对了”；徐佳的妈妈则认为，文凭高一点，肯定强一点，支持儿子再复读一年；而袁晗寒的母亲却主动让袁晗寒退学，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人都是同样的人，但就像“仓鼠厕鼠论”所说的，厕上的老鼠东躲西藏，仓里的老鼠膘肥体壮，“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

可见，环境挺重要，有时换个环境也挺重要。毕竟，在一个固有的环境或单一的文化体系里，人们很难突破原有观念的桎梏。但如果制造点文化碰撞，或有外部的旁观者进行思想灌输，结果可能会有很大不同。

3.勤奋是个好品质，但有时候真不是勤奋的事儿。

马百娟的父亲十分辛苦，自称是“苦怕了也饿怕了”，看着他苍老的模样，我一度以为他是马百娟的爷爷。但是，在那个山窝里，就是挣不到啥钱。甚至于作为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哥哥，得了牛皮癣都没钱治。

罗翔老师说：“其实我不是宿命论，宿命论会导致懒惰。同时我个人其实也不太相信天道酬勤，它会导致人走向骄傲或者虚无。当你成功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你努力拼搏来的，你配拥有这一切，所以你就瞧不起那些失败的人。但当你努力了拼搏了，最后依然失败，还是一无所成，你会陷入一种极大的抱怨，会认为天道不公。”

“我认为人生95%的事情可能是你自己决定不了的，但是我们依然要用5%的努力去撬动这95%你无法决定的事情，凡事尽力而为。”

我相信罗翔老师的话，尽管我不知道这个比例是否准确。

而影片也展现了这一点，尽管阶层落差依然存在，马百娟一家还是省吃俭用搬出了大山，徐佳经过复读，也考上了满意的大学。

希望他们都能走得更远一些。

落后的地方不值得留恋。

4.出身很大程度上确实决定出路

相比穷困的出身，富裕的一大好处是，容错空间大，试错成本低，选择权比较多。

袁晗寒能够尝试很多事情，画画、开店、留学、办公司……，徐佳大学毕业，立刻就要去挣钱养家，后来他还结了婚，总感觉像牛套上了轭；马百娟小学没上完就嫁给了表哥，她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去北京上大学了。

有句诗叫，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亡国的君臣，未必就比缔造盛世的君臣差到哪儿去。但亡国君臣的悲剧在于，他们的政策选择面过窄，缺乏辗转腾挪的空间，一旦有纰漏，很少有余地去纠正。而盛世的皇帝，家底丰厚，经得起折腾，有机会从错误中成长。

两者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外部环境越差，对该环境中个体操作能力的要求就越高。

但现实却是，穷人为了应对穷困的生活，往往会形成相应的认知状态，这种“具有合理性”的状态，会让穷人锁死在现有的生态位上。

不过命这玩意，你要不认，还能折腾折腾，你要是认了，可能也就真那样了。

生活的惯性，极其强大。

5.无论境况好坏，人都是各自有各自的悲欢。

无论贫穷还是富有,疾病还是健康，所有的人都是各有各的烦恼，各有各的欢欣。马百娟可以笑的很灿烂，袁晗寒也会感觉很无聊……，不过情感或许类似，我们为之动情的内容，却可能大不相同。

我们就好像“一个个兀自漂泊的孤岛”，安静地凝固在自己的小世界里，由于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永远不可能全部看见，甚至根本不能看见，于是，我们也就失去了理解彼此的可能性。

如果没有这部影片，马百娟、徐佳、袁晗寒，也可能就像三根平行线，永远不会有交集。

最后，用袁枚的一首小诗结尾：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总之，愿他们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