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别离

<一次别离>（伊朗式分居）属于那种伟大电影。故事平平却拍的惊心动魄，取景简单，人物简单，却剪辑的行云流水。

对于电影而言，善恶分明的故事，电影中有好人有坏人，有非常强烈的善恶冲突，最后无论是大团圆式的惩恶扬善，还是好人不长命祸害一千年式的无奈结尾。都会比较好看，比较精彩，但也没什么内涵，不需要什么技巧，有一套成熟的公式，这是下等导演做的事---我们看到的大部分娱乐电影都是如此。

电影中都是好人，但好人和好人之间因为误会因为各自坚持不同的『善』而产生善与善之间的性格或者宗教冲突，结果好人互相伤害两败俱伤，这样的导演算是高手，像《巴别塔》像《单车窃贼》像《桂河大桥》。

电影中的人，都不怎么好，但也不是坏人，他们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冲突，甚至有着共同的宗教，但矛盾就如生活一样自然而然发生了，自然而然升级，并且无法解决。这样的导演，是大师，一百年出一次。像《一次别离》。

最终一次别离变成了永久别离--离婚。在简陋的，人来人往的法院大楼里，西敏和纳德的感情到了尽头。尽管他们十五岁的女儿和所有即将家庭破碎的孩子一样，希望大人们重归于好，生活复归正常，但这个愿望落空了。面对她的是艰难的抉择：跟爸爸还是跟妈妈。在她的泪水中，电影平静的结束了，止于当止，前面100多分钟的高潮迭起，惊心动魄，也不过是发生在一个星期之内日常生活。这种流畅成熟的技术，来自西方，但故事的精神内核，来自东方，来自伊朗。

恐怕每个看过这电影的人，都会对伊斯兰教徒虔诚的宗教信仰打动，无论贫苦与中产，都不愿撒谎，不想撒谎，哪怕门外就是债主，哪怕明天就要被『法律』判断，无情的拉去坐牢，也不能背叛真主，不能撒谎。看到这一层，这部电影看懂了一半，已经足以打动人心。

这电影更深的一层，在于人在制度下的抗争，宗教是制度（norm，范式）法律是制度，所有的事件，冲突，是人与人之间，但根本是人与制度之间。
如果伊朗不是一个女性无地位的国家，西敏不会千方百计想移民，如果法律真的公正公平，瑞茨老公不会变成『秋菊男』，生活不会到过不下去、无法收拾，后面的冲突都不会发生。或者如果再坏一点，像中国一样坏，像朝鲜一样坏，纳德也会千方百计离开。但并不是，只是温水青蛙。

电影开头的五分钟，为准备离婚，繁复的文件复印，和调查员的问答，已经像一束强光，穿透了故事的前半部分，紧紧抓住观众。看完这几句对答，我就崩溃了。
西敏：给我个留在国内的理由
纳德：我可以给你一千个
西敏：随便说一个
纳德：我父亲
西敏：他有老年痴呆症，已经认不出你是他儿子了，你在不在都他都无意义。
纳德：你怎么这么说话，但我知道他是我父亲。

。。。。
西敏：那你就不关心女儿的未来吗？
纳德：你怎么扯到女儿身上去了
法官：照你这么说这个国家的孩子都没有未来吗？
西敏：作为一个母亲，我不愿她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下
法官：怎样的环境？
西敏不说话了。这是个『天问』。

这段对话已经把整个故事说完了 ，它概括了这场电影中所有的悲剧，风暴的中心。

西敏和纳德是伊朗典型的中产，他们有坐落在中产地区的大房子，有两辆车，一个读书的女儿。原本是西敏照顾家庭孩子，纳德在外工作养家。他们俩堪称门当户对，西敏家也在中产区，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的样子，家境不错。纳德有一个老年痴呆的父亲。除此之外，生活中的一切都井井有条的进行着。他们不是社会的下层，照理不该对制度有任何不满。

他们夫妻一起生活了十四年，因为这件事缘分走到尽头，从西敏的描述中看得出，当初纳德是同意移民的，最后又打了退堂，依他的性格，可能他觉得西敏根本办不成移民，所以他无可无不可，如果不是这件事，二人性格的矛盾一辈子都不会暴露出来---其实好多夫妻不都是这样过了一生吗？觉得自己挺适合对方，门当户对，志趣相投，彼此又能求同存异。所谓的日久见人心其实是指二人一起经历生活的起伏，生活如果一潭死水般安静，一辈子也就过去了，走过生活风暴而仍未分开的夫妇才能说功德圆满。而好的制度和坏的制度分别在于是否会制造种种麻烦考验夫妻感情---而人都是经不起试探的。


二人的争吵中纳德骂西敏，你就是这样，遇到事情要么选择投降要嘛选择逃避，你从来不面对。

纳德自以为自己在面对问题，但西敏面对的是更大的问题，作为一个女人，她很了解伊朗这个社会，比男人更了解，这个社会下，女人要戴头巾出门，没有任何发言权，做什么都要征得丈夫的同意，同性恋会被绞死。对此她无能为力，选择离开，尽力让下一代生活在别的地方。男人某种程度上却是这个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内心大概是认同这个制度的---这才是他们走向婚姻尽头的根本原因，而不是其它。

这部电影最打动人的是文明世界里的中产阶级，贫民阶级，用信仰拷问自己良知的情形，瑞茨夫人内心的煎熬和最后的坚持（宁可身败名裂，宁可家庭再次陷入财务危机也不愿发誓，她担心真主降祸给她女儿）纳德女儿的家庭教师去法院改口供，纳德本人也多次冒着坐牢风险不再隐瞒女儿真相--但女儿为了维护家庭，为了让父母重新在一起选择了撒谎，并在撒谎之后痛哭。这个题材的高明之处在于『正义』在所有人面前都是暧昧不明的，左右为难的，和桑德尔讲的『正义：该如何选择才好』一样，这些困境是无解的。

看似取景简单，其实细节处见功力，这部电影一句话也没交代伊朗的现状，我们仍可从匆匆一瞥中看到整个故事发生的主因。无处不在的台式风扇，法院大楼里各种各样的囚犯，贫民区的一个鸟瞰图，一闪而过的骑着电动车载着很高很高货物的小贩。都可以瞥见伊朗这个国家的现实。对于一个对伊朗一无所知的人，我们可以从这部电影中窥视这个陌生的国度。

当一切尘埃落定，纳德和西敏终于可以离婚，而女儿不得不独自面对破碎已成事实的家庭，选择跟着爸爸还是妈妈，这是非常残忍的，连导演也没有给出答案。导演对东方国家里压抑的情感，拿捏的也很到位，一切没有补白的故事，我们可以自己补白，看完最后的字幕，我想像他们的恋爱，结婚，他们生活中的幸福快乐。关于纳德和西敏的过去，导演说的很少，只是借女儿的口说，妈妈不会离开我们，我看到她准备留下，她已经带了行李来。但纳德并没有道歉，他固执己见，西敏失望的离开，一面开车，一面流着眼泪，对老年痴呆的公公说：他甚至没有挽留一下我。这是个失望至极的女人，到此时我们已经可以预知，分居走向离婚是不可避免，她的伤心来自纳德的不挽留，不道歉，而纳德的不挽留不道歉，一大部分来自整个男权至上社会从小给他的影响。

正如我在第一段说的，伟大电影即是如此，每个人都善良，真诚，每个人都是好人。但一堆好人凑在一起阴差阳错的演了一出悲剧。看似阴差阳错，其实一切都是一只无形的大手造成，命运早由他定。一切不可避免，无法挽回。

我从小对门的声音超敏感
从甩门，开锁，的速度和力道
我可以准确判断是妈妈还是爸爸
甚至 从爸爸的力道可以判断他今天的心情

我依稀记得有那么几次爸妈吵架
爸爸把铁门泄愤摔下的瞬间
我都会有种冲动把手伸进去
希望用我的血肉模糊来让他注意到我在父母关系中受到的伤害

这部电影 就是在那一声关门声 我被共鸣了

记得我7岁的时候 同学过生日在家开趴体
那天的小寿星在跟其他同学一阵音量不小的窃窃私语后
表情凝重的对我说：“黄蓓，你爸爸说他们离婚了，问你跟谁”
我当时极其淡定地说：“哦我知道了，我上个厕所啊”
然后在她家不到一平米的厕所里
无声地 在心底 放声大哭
因为 原本开心的一天他们离婚了 而且还迫不及待地让我的朋友转告我
隔着漏缝的门 小朋友们还在议论“她是在厕所考虑跟谁么？”

电影里场景的跳转 从妻子收拾行李的匆忙 到家庭主妇操持家务的熟练
再次勾起我小时候的细腻神经
我喜欢看我妈妈洗衣服晒衣服叠衣服不紧不慢的样子
我顿时也突然能理解男人对于会做家务的女人的一种传统情节
这是一种非常peaceful的安全感
起码证明妈妈今晚会留在家里相安无事

夫妻间的小游戏 孩子都看在眼里 此时就会显得大人比孩子还幼稚
我有一个纸张超厚实的素描本我心爱不已悉心呵护不敢乱涂鸦
一次爸妈吵架 在妈妈匆忙收拾行李的时候 我飞速画了一只笔迹肮脏的草莓
拿给妈妈看 妈妈你看我画的
妈妈撩过一眼 画得不错 咱们走
于是我才踏下心 扔下心爱的素描本屁颠颠地牵着妈妈
在路上她问 刚才你画草莓是不是怕妈妈不带你走 我说是的
那时候我4岁
也不知道是几岁的时候我已经油了 知道妈妈不可能离开我一个人过
然后每次离家的时候我第一句话就是问 这次咱们离开多久？
妈妈就会说看他表现 我也早就心里不痛不痒了
有一次甚是严重 妈妈跟我在外面秘密地租了个房子
一个月后被爸爸找到的那天 我吓地胆都快破了
妈妈似乎还娇嗔 嫌爸爸找得不够迅速
但是我的那种惊恐从何而来 我原来竟希望和妈妈两个人秘密地过下去不被打扰

这部电影一次次挑战我大脑里关于信任危机的一块
女佣原来不是不负责任擅离职守，但却也不是淳朴得毫无私心
女佣的老公竟也没有大家臆断的那么不堪，其实只是无能无奈的郁闷之人
至于出走的妻子，对家的牵挂丝毫不减，绝情的表象下是卑微地想要被挽留
至于当家的丈夫，被女儿一直信赖爱戴的那个支柱，到头来却伤人匪浅

法律神马的着实是个生硬幼稚的东西
赋予孩子选择抚养人的权力
不是保护 而是最大的伤害
影片结尾很揪心 点到这里为止

转自《世界知识》一个“编码/解码”的游戏：一面精心编织着结构巧妙的家庭伦理故事以绕开审查制度，一面似又在试图煞费苦心地引导、激活观众心中的“伊朗现实”。面对西方力量以及内部阶级矛盾的双重撕扯，个人选择已不再是走出牢笼的希望。
　　
　　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在2011年可谓满载而归：其小成本新作《纳德与西敏：一次别离》（以下简称《别离》）继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影片金熊奖、最佳女演员和最佳男演员之后，又击败了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而获得了金球奖的最佳外语片奖，最近亦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荣誉收入囊中。
　　
　　激活观众心中的“伊朗现实”
　　《别离》的故事，似乎更像是从伊朗日常生活中截下的一个断面：为了女儿的教育而打算移居国外的中产阶级夫妇在成功申请签证之后却发生了分歧，决心离开的妻子西敏拗不过坚持留下来照顾患老年痴呆症的老父亲的丈夫纳德，也无法凭借法律程序带走女儿特梅，只得以分居相抗衡。这场别离令纳德陷入了接二连三的困局——因无暇照顾老父而不得不雇佣瑞茨做保姆，后又因瑞茨擅离值守而在盛怒之下将其推出房外，终被后者以暴力致流产的罪名告上法庭。故事原本简单而琐屑，却在导演匠心独运地将“真相”悬置后而变得充满张力，如同一座以谎言搭成的精巧迷宫，每个人都有自己坚定的立场，却都无法找到出路。
　　这部可谓大获全胜的伊朗影片看起来“基本上无害”，然而柏林电影节的评审之一、伊朗导演贾法尔·帕纳西因被伊朗当局监禁而导致的缺席所引起的声援浪潮，却也令《别离》的获奖多少染上了一些暧昧的政治色彩。此外有趣的是，曾因发表支持帕纳西等人的言论而面临禁拍危险的法哈蒂， 在获奖之后表示自己“只是个拍电影的，更情愿在不冒险的情况下自由创作”，并在谈及审查制度时说“我们也学会如何避开一些题材和内容的陷阱，如何在挑战官方的底线时又能说服他们过审”。而在另一次访谈中，法哈蒂的回答更像是别有深意：“当我拍摄电影时，我会预设我的观众像编剧一样聪明，能够看出其中的复杂性。”显然，导演在此有意地主导了一个“编码/解码”的游戏，一面精心地编织着结构巧妙的家庭伦理故事以绕开严苛的审查制度，一面似又在试图煞费苦心地引导、激活观众心中的“伊朗现实”。
　　
　　现实处境的隐喻：“外部世界
　　消失”的现实
　　“现实性”似乎是导演为本片选取的最坚定不移的地基，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现实”在此有着一个特殊的伴随物，即封闭空间。导演法哈蒂似乎钟情于将故事封闭在一定的空间之内：《别离》的主要场景都是室内，而在室外的场景中，人物也更多地被放置在汽车这样一个狭小空间之内，或者用主观镜头进行限定。这种倾向首先与出身于舞台指导专业的导演法哈蒂的剧场经验不无关联——在一次访谈中，当被问及这部实景拍摄的电影中压抑封闭的场景与剧场的相似性时，法哈蒂坦陈自己虽然试图将电影和剧场分开来，但是确也从之前的剧场经验中受益良多。
　　然而，除了服务于戏剧冲突与现实性的功能性作用以外，空间的封闭在本片中仍包含着另一个效果，即内外部的分离。影片的起始段落令人称道地借一场激烈的争执交代了“别离”的起因，却也因此巧妙地避开了对外在环境的表现，同时尽管从对话中可以得知冲突的焦点在于西敏的离开，但又无从得知她究竟是要去哪里。法官的一句问话“难道你的女儿生活在这个国家就没有机会吗”得到的回答是“作为母亲，我宁愿女儿不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而“这种环境”是什么却无法从西敏的回答甚至于整部影片中找到明晰的答案。在此，“外部世界”诱惑着西敏，并间接导致了两个家庭的冲突与分裂，但就其自身而言又十分面目不清。
　　可以说，《别离》意图呈现的伊朗现实，是一个“外部世界消失”的现实，然而伊朗所面对的国际困境却令这一选择显得颇为刻意。事实上，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孤立”便始终是描述伊朗国际局势的常见词汇。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尽管同属伊斯兰教，以什叶派为主体的伊朗很难在以逊尼派为主的伊斯兰世界寻找到盟友——在逊尼派穆斯林眼里，什叶派俨然与异教徒无异，而这种对立近年来在西方势力干涉下被不断放大，也已不再仅仅是“教派之争”能够一言蔽之的了。带来了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与接受了伊斯兰教却没有改变民族特性的波斯人之间的对立，也是使伊朗深陷“孤立”的原因之一。片中的一个细节颇可玩味：特梅在回答父亲纳德的口头听写时，按照老师所教答出了一个阿拉伯语词汇，纳德立刻纠正为波斯语，并且告诫特梅“错的就是错的，不管是谁说的”，对于女儿抱怨“老师会扣分的”也坚决回答“就让她扣”。纳德的固执无疑激活了一个事实，即中东地区所有阿拉伯国家尽管方言千差万别，甚至很难互相理解，但其书写文字是统一的阿拉伯语；与此相对，伊朗的波斯语虽然是以阿拉伯语字母拼写，且词汇很大一部分来自于阿拉伯语，却仍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语种。另一方面，地理位置的敏感性和巨大的石油储量使伊朗在近代以来成为西方国家的争夺对象，外交政策摇摆不定。冷战时期巴列维王朝强烈的亲美政策也很快被意在抵抗西方文化的伊斯兰革命所逆转。自1979年至今，伊朗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始终未能得到缓解，也与阿拉伯世界扞格抵牾，处在一种双重孤立的状态，而近几年的“核问题”更使这一问题白热化——或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别离》中不断出现的禁闭空间，以及“外部世界”的模糊不清恰恰可被看做是伊朗现实处境的隐喻。
　　
　　黑色罩袍：最标志性、最凝练
　　动人的影像之一
　　此外，可能没有人不注意到瑞茨的穿着——那反复出现的、穿梭在人群和车流中的一袭黑色罩袍，无疑是本片中最具标志性、最凝练动人的影像之一。然而稍加留意便可看出，尽管都头戴头巾，瑞茨和西敏的戴法却是截然不同的：在任何公共场所，瑞茨都是以黑色头巾辅以黑色罩袍为主要穿着，头巾将头发与颈部完全遮住，罩袍则或者用牙齿咬住或者用一只手揽在胸前（只有第一天在纳德家做保姆时因为需要活动而稍微有异）。相较之下，西敏的头巾显然更为艳丽、多彩一些。此外最值得注意的是，她并没有完全按照教规规定那样遮挡头部和颈部，而是将头巾松松地搭在头上，额发有时甚至脖颈被露出大半部分——这一细节显然是两人身份的直接指涉。事实上，伊斯兰世界女性的头巾有着非常具体而复杂的历史，不同时期与地域的头巾穿戴方式也大有不同。以伊朗为例，佩戴头巾是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才成为一项法律规定、一项必须履行的义务。但是在实施当中，尤其是近几年里，完全符合要求进行穿戴的往往是如瑞茨般的下层阶级的女性，而一些相对西化的、受过较高程度教育的中产阶级女性更倾向于以一种如西敏那般模棱两可的方式佩戴。这一有意为之的细节有时甚至承载着结构性的作用，如瑞茨央求西敏以及瑞茨家中的谈判这两个关键性段落之间的衔接，便是靠剪辑西敏和瑞茨佩戴头巾的镜头而完成的。
　　标志阶级分立的二元结构并非只存在于这一处。如果将一头一尾两个在法院离婚的段落去掉，便会发现故事事实上是以纳德家的分离为始，以瑞茨家的变动为终的，两个家庭的场景显然将下层阶级家庭与西化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对比以最为直观的方式呈现出来：镜头跟随着西敏在纳德家内部穿行，在交代几个人物之间的张力关系的同时，也看似不经意地扫过家中的陈设，钢琴、电脑、曲谱、客厅大量的绘画与贝多芬胸像、干净整洁的厨具等，无一不暗示着纳德与西敏这对夫妇的社会身份。而结尾段落哈德特与瑞茨家一幕中，画面中所充斥的则是低矮的沙发、剥落的墙皮、简陋的茶具以及肮脏的厨房。
“抗暴”情节：藏有一个陈旧的
　　阶级故事
　　此外，这种结构也同样延伸到了伦理层面。颇可玩味的是，《古兰经》在影片中共出现了两次，每一次都对应着一次道德考验，敬畏与否似乎成为了两个阶级面对宗教的分野，相对于把尊严和信仰看得比丢失一个孩子更为重要的瑞茨，纳德更多地将敬畏感视作可以利用的手段而非束缚——无论是在面对法官的质疑还是女儿的哀求时，他一次次地发誓却又一次次地说谎。而因无法保护自身权益而被激怒的哈德特在影片中向法官喊道：“我在修鞋铺干了十年，被他们解雇，说随便我去告。我打了一年的官司，最后不了了之，他们让我回去待着。但这次我不会就这样算了。我就是不像他那么能说会道。”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夹在这两段法庭对峙中间的细节此时看起来别有意味：法庭外等候的小女孩索玛耶静静地盯着背诵课文的特梅的嘴唇，机械地重复着她的话：“在萨珊王朝，人们被分为两个阶级，上层阶级和普通百姓。”在一旁的外婆马上更正道：“平民阶级。”虽然“普通百姓”和“平民阶级”在波斯语中的差别难以考证，但至少可以说，这个细节暗指着两个家庭之间的冲突所激活的恰是阶级之间的分歧与矛盾。
　　“阶级”这个听起来抽象而冰冷的概念在当今伊朗社会中却是极为具象化和现实的。自平民出身的马哈茂德·艾哈迈德-内贾德2005年当选伊朗总统之后，曾被悬置的阶级问题便逐渐显影。一方面，内贾德所大力推行的倾向于平民阶层的政策使其获得了不少民众，特别是中低收入民众的支持，而另一方面，为了与西方对抗而采取的封闭、高压的文化政策亦引起了大量中产阶级和受过高等教育人群的不满、逃离与对抗。2009年所谓的“绿色革命”便是其直接结果：内贾德以62.63%的票数连任的结果，引发了反对派总统候选人侯赛因·穆萨维的不满，后者以选举存在严重舞弊问题为由要求重新选举。大批民众以“民主”与“自由”为口号走上街头游行，并且都佩戴绿色头巾、丝带等表示对穆萨维的支持（穆萨维用绿色作为竞选颜色）。这场运动从德黑兰开始，波及到全国各地，并受到了海外伊朗侨民的声援，声势极为浩大，甚至被国外媒体以颜色革命来命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反政府群众运动虽然以“人民”为名，但其参与者实际上是以善用网络媒体的中产阶级为主的——这多少暗示着在影片“抗暴”的故事情节背后，恐怕仍然藏有一个陈旧的阶级故事。
　　
　　个人选择不再是走出牢笼的希望
　　两个家庭/阶级之间的沟壑最终在两个女孩之间阴郁的对视中失去了所有修复的希望。如果说，瑞茨家的悲剧仍旧是那个被压迫阶级的老故事，那么故事的新题似乎指向了伊朗中产阶级的内部分化与逃离的不可避免——影片起始处半真半假的离婚诉讼最终演化为难以挽回的无奈结局。纳德与西敏的分歧无非去留问题，即究竟是要留下来照顾患了老年痴呆症的父亲，还是应该为了让女儿得到西式的教育而抛下父亲。这里，父亲与女儿的象征作用不言而喻：许多评论甚至导演本人都指出，老迈的父亲便是过去伊朗的隐喻，而女儿则象征着未来。有趣的是，在第一场离婚诉讼中，西敏反驳纳德“照顾父亲”的理由时，说道父亲已患老年痴呆症，根本不认得儿子，然而随后在纳德家的场景中，我们又看到纳德父亲有预感般地握住西敏的手不放，并且不断呼唤着“西敏”——显然他虽已神智不清，却仍然是认识西敏的，而恰是在西敏离开之后，老人才开始小便失禁，话也越来越少直至几近失语。另一方面，坚持着“只要我认得父亲就行了”而留下的纳德，也不得不选择对外部的双重拒绝（西方/阿拉伯），同时在与瑞茨一家的对峙中曾经拥有的女儿的信任也一点点地消失了。被法官视角与开放结局推上前台的，无非是伊朗中产阶级的现实困境：面对西方力量以及内部阶级矛盾的双重撕扯，个人选择已不再是走出牢笼的希望。

凤凰网娱乐柏林讯 伊朗影片《内达和西敏：一次离别》近日亮相柏林电影节并得到观众的极大喜爱。目前在电影节场刊Screen的观众评分页上，本片得分最高，位居第一。导演阿斯哈·法哈蒂接受凤凰网娱乐独家专访。谈起跟中国相似的严格审查制度，阿斯哈说，“在伊朗，导演们也不会跟审查制度作对，我们也在努力的寻找新的拍摄方法。”

以下为对话实录。

凤凰网娱乐：阿斯哈导演，您好。这部电影的名字叫“一次离别”，请问“离别”的含义是什么？

阿斯哈：这部电影表面上讲的是内达和西敏离婚的故事，其实包含了更深层次的含义。传统和现代思想的分离，道德和法律的分离等等。我并不想把“分离”定义的太清楚，这是留给观众的问题。

凤凰网娱乐：您在什么情况下想到要拍摄这样一部电影？

阿斯哈：几年前我在柏林创作一个剧本时，突然听见外面传来伊朗的音乐声，就在我隔壁。我努力的控制自己不去想起伊朗，但是我做不到，那里的人和事已经在我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那段时间，无论在街上、公车上，我都在想起伊朗。最后我回去了，开始创作《内达和西敏》的剧本。

凤凰网娱乐：为什么《内达和西敏》主要突出女性角色？

阿斯哈：我试着将我电影里的每个人物都塑造的现实和复杂，无论男性或女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把女性拍成主角，或许这是一种无意识的选择。毕竟在伊朗，女性在争取自己被剥夺的权利斗争中更加痛苦、挣扎，她们更具有抵抗力和判断力。

凤凰网娱乐：您曾凭借《关于伊丽》在2009年获得银熊奖最佳导演，但当时这部电影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发行得很好。我听说《内达和西敏》目前已经跟近10多个国家签了发行协议。请问，您当时在筹备这部电影时，就有想过海外发行的事吗？您是否在影片主题上下过功夫，我指，可以让全世界的观众都能理解和接受？

阿斯哈：我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想过海外发行的事。我很开心在柏林的观众反应很不错。可能因为电影讲的是一对夫妻吧，结婚和家庭关系是全世界男女都看重的事。在它面前，任何地理、语言和文化差异都可忽略不计。

凤凰网娱乐：中国电影也面临很严格的审查制度，现在中国导演已经很习惯了，他们很清楚什么能拍、什么不能拍、如何去拍。不知伊朗导演是如何应对审查制度的？您在拍《内达和西敏》的时候有考虑过审查吗？毕竟讲的是离婚，这样一个在伊朗还算敏感的话题。

阿斯哈：你说的对，中国导演和伊朗导演都面临一样的难题。其实我们也在寻找新的拍摄方法，不会跟审查制度作对，在它监控下，寻找另一种途径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内达和西敏》开拍后我就没考虑过审查了，因为在写剧本的时候把所有问题都考虑过了。

凤凰网娱乐：柏林电影节的场刊Screen上，《内达和西敏》的观众评分目前是最高的。您是否有信心捧回金熊？如果今年能够捧得金熊归，对您自己意味着什么？

阿斯哈：是吗？我还不知道。其实我自己真的有点惊讶，外国观众对它如此喜爱，毕竟是伊朗背景的题材。至于拿奖，我不知道，拿了当然开心，拿不了也没关系，能让世界这么多观众看到我的作品就很有成就感了。对我来说，会是种鼓励吧。我现在正在筹备下一部作品，也是以伊朗为背景的，《内达和西敏》受肯定的话，可能我会更放开一些。

凤凰网娱乐：谢谢！祝您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