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国语

看一看这种革命乐观主义影片，你会发现诸多有趣的东西。比如人的死法++女人的死，总是像芭蕾舞演员谢幕一样，最终一定是个造型。坏人的人一定是跌落到污水坑中，混浊不堪。当然，也有英雄，壮烈的死去，尸体横陈。这些典型化的描写手法明确的指向了一种主题，那就是一种举重若轻的效果。

什么是重？影片一开头纪录片的片段，数百德国轰炸机投下数万枚炸弹，轰向萨拉热窝，房屋化为废墟，城市沦为焦土。从天空俯拍过去，一片狼藉的地表千疮百孔，烽烟四起。虽然从天空下去看不到一个人，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其中人民的哀痛与呼号。人，在这里显得渺小，越渺小，显得时代的主题越加沉重。重，就是沉，是一个逐步加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结构被树立起来。表面看上去的混乱实则是一种秩序，一种不可动摇的，铁与火的秩序。这种秩序让每一个人被规定为无序中一个固定的点，摆脱不掉身上的束缚。对于这些艰难竭蹶的人来说，时代的结构是间不容发。

什么是轻？影片中两位德国军官对瓦尔特的评价是最好的注解：“A:瓦尔特简直是个幽灵，我开始怀疑他是不是真的存在——。B:他确实存在，就在附近这一带活动”是的，时代是重，是沉，个人是轻，是浮。是“幽灵”。一个英雄，也是幽灵，是时代的幽灵。因为轻，瓦尔特可以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闲庭信步；因为轻，瓦尔特可以在间谍的争锋相对中保持冷静；还是因为轻，当敌人开始胸有成竹收紧绞索的时候，却发现套住的不过是瓦尔特的影子。对于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来说，个人的因子是牢不可破的。

重是结构，轻是对它的拆解。具体的方法，在影片中可以表现为智略，勇气，决心，意志……等等等等，就是策略。斗争的策略。人具有了这样的策略，策略让人在时代中成其为人。反过来，秩序的维护者，德国纳粹，也具有他们的策略：残忍、无情、狡诈……这些特征其实与瓦尔特是一样的，不过是换了语词。赢的方法有很多种，但是目的只有一个。通过双方的角逐，最后还是在展现一个肉食者的世界：真假瓦尔特最终是通过肉搏结束了战斗。肉搏，贴身的攻击与防御，是个人精神力的最大体现。肉体，而不是武器，是战争最好的诠释。原始，野蛮，冲动，是战争最人性的部分。

全片跌宕起伏，煞是好看。当然，作为一个身处21世纪的旁观者，我们不能再仅只于满足那种英雄主义的感召和冲动。时代的隔离让我们重新有了认识时代的机会。这是历史赐予的礼物。我们理应欣然接受。

这部电影里我最喜欢的人就是钟表匠。他了解女儿参加了抵抗组织，就想阻止她，他告诉女儿：昨天有枪毙了17个人，有一个女的，和你一样年纪。他劝说女儿：在战争里，有些人牺牲、有些人叛变、有些人需要等待，而你应属于需要等待的人。而他自己却是个“老练的游击队员”（他准女婿的话，也是这句话坏了事情）
当看到女儿的尸体被弃之街头，盖世太保一遍一遍地要求家属认领（实际上谁敢上前认尸就要打死谁），这个父亲两眼噙着泪水，尽管瓦尔特和其他游击队员阻止人们上前认领，但他还是坚定地上前。
当他认识到自己需要赴死时候，他用很平静的语气告诉他的徒弟：没有人欠我的钱，我还欠某某几个金币。如果晚上没有回来，就把钥匙交给我的弟弟。徒弟问他能帮他什么吗，他只是说：没有，你要好好学手艺，一辈子用得着。我们看着他取了手枪，穿过街头，和熟人点头招呼，一切镇定自若，而他是替瓦尔特去赴死的。
他死了，他的徒弟也参加了抵抗运动，在后面的多个镜头看到这个稚嫩的小毛伙子在传递着信息。
很多南斯拉夫人那样沉默，又那么坚强。那一大群紧跟在钟表匠后面坚定地上前认尸的人们，就是这个城市里最让党卫军心寒胆怯的人。

塞尔维亚著名演员、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瓦尔特的扮演者巴塔·日沃伊诺维奇当地时间22日晚上10点45分在贝尔格莱德圣萨瓦医院病逝，享年83岁。

塞尔维亚总理发唁电

据了解，日沃伊诺维奇近年来饱受疾病困扰，2006年心脏病发作，之后做过两次心脏手术，手术后右脚生坏疽。四年前因中风入院治疗。就在逝世前几周，他再次入院，因坏疽严重不得不截肢。

新华社报道，5月13日，新华社记者与几名华侨华人和当地媒体记者来到贝尔格莱德心血管医院门口，欲探望日沃伊诺维奇。医院保安和副院长当时透露，日沃伊诺维奇状况不稳定，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大家在等待一个多小时后也未被允许进入病房探望。22日夜，他在医院与世长辞。

据国际在线消息，塞尔维亚总理武契奇在23日发出的唁电中表示，日沃伊诺维奇在塞尔维亚电影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他的逝世不仅是塞尔维亚电影界，同时也是受到“瓦尔特”激励的几代人的重大损失。

拍摄于1972年的一部南斯拉夫战争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在被引进国内后，这个名字便响彻中国的大江南北。扮演“瓦尔特”的韦利米尔·巴塔·日沃伊诺维奇是科班出身的电影演员，除了在《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扮演”瓦尔特”，中国观众对他熟悉的角色还有他在《桥》中扮演的“老虎”。

□从艺历程

出演300多部影视剧

巴塔·日沃伊诺维奇1933年6月出生在贝尔格莱德东南约50公里处的科拉契察小镇。年轻时毕业于贝尔格莱德戏剧学院，毕业后从事话剧工作，此后逐步跨入影坛。1955年，他在故事片《库姆巴拉山上的歌声》中扮演一个角色，从而一举成名。日沃伊诺维奇善于塑造游击队员形象，还扮演过革命者、工人、农民等角色。他在代表作《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的出色表演为他赢得了南斯拉夫全国电影节最佳男主角金舞台奖。他出演的电影也曾入围戛纳国际电影节。2012年的《冰》成为他人生最后一部影片。

在迄今为止的55年银幕生涯中，巴塔总共出演了300多部电影和电视剧，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南斯拉夫时代的作品。1965年、1967年和1972年，他三度荣获南斯拉夫最佳男演员奖。即使在南斯拉夫解体后，他的艺术成就仍然得到认可。就在今年的贝尔格莱德国际电影节上，他被授予“终身成就奖”。

□个人生活

德艺双馨曾参选总统

与他卓越的演艺生涯“不相称”的是，日沃伊诺维奇的绯闻很少，可称得上是南斯拉夫“德艺双馨”的楷模。他的妻子朱莉雅娜是一名舞蹈演员，两人育有一子一女。

日沃伊诺维奇不仅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电影演员，也是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之一。最近12年来，他作为塞尔维亚议会议员活跃在南斯拉夫政治舞台上，曾当选为塞社会党副主席。2002年8月他被推举参加塞尔维亚总统竞选，但以失败告终。2003年后宣布退出政坛。

今年2月18日第38届塞尔维亚国际旅游展开幕时，贝尔格莱德市旅游局在开幕式上播放了日沃伊诺维奇的一段30秒中文视频，借此宣布将大力吸引中国游客前往贝尔格莱德旅游。这是日沃伊诺维奇最后一次参与公共活动。

□中国情缘

曾想加入中国国籍

中国人民喜爱“瓦尔特”，“瓦尔特”同样喜爱中国。几年前日沃伊诺维奇曾接受中国媒体采访，回想起自己当年在中国的知名度，仍然很是自得。他颇为得意地对媒体说道：“我当年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去了上海，夸张地说，恨不得有上百万人走上街头，就为了看看我长什么样。”在有生之年，日沃伊诺维奇曾先后访问过中国十多次，“每次去中国，我都很开心，感觉就像是回家，那里有个大家庭在等着我”。而他也表示，每次有中国代表团来贝尔格莱德访问，只要他在，都会尽力参与接待。

“因为我把中国人看作自己最好的朋友，事实上他们也的确是。如今我在写书和制作一些纪录片，有时候中国朋友会感兴趣并问我价格，但我不会跟他们提钱的，绝不会！因为他们曾经给过我的和为我所做过的，是无价的。”

他还透露，如果不是岁数太大了，自己都想加入中国国籍。“据我所知，中国法律不允许保持双重国籍，但我又不会放弃塞尔维亚国籍。中国人真的是那么可敬，令人惊叹！”

转自：京华时报

注：
从小到大看过无数遍他主演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和桥，既有父母一起观看，也有自己买了VCD一遍一遍地重看。时至今日，台词，场景记得最清晰，感动最深的电影依然是这两部。尽管从今天的角度，当初中国引进这两部片子并像其他社会主义阵营的片子一样译制后在影院，电视台反复播放，留给我最多印象的并不是意识形态，而是集体英雄主义情结。这种情结与好莱坞大片里史泰龙，施瓦辛格为代表的个人英雄主义不同，它是通过时代背景下几个个人形象的塑造，给我以一种每个人，换句话说，人民大众才是历史上的英雄的观感。如同电影桥中牺牲在德军重重包围下的班比诺，向他扔出炸药的佛罗伦萨籍前意军士兵扎瓦多尼，毅然爆破掉自己的桥的工程师，每一个人都是时代的小人物，有血有肉，有自私也有高于自我的部分，这种观感事实上是对我最初的国际主义启蒙。

    对七十年代有印象的中国人大都记得一部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1972）。1973年由北影厂译制，在中国放映，万人空巷，成为七十年代中国最流行的外国电影。它也因中国观众数量庞大、观看次数多而成为史上最受关注的战争片。人们还记得那句颇具诗意的台词，游击队员接头暗号：“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影片关于“二战”期间萨拉热窝地下抵抗组织与纳粹斗智斗勇。片中英雄瓦尔特以塞族抵抗组织领导人Vladimir Perić（1919-1945）命名，他因保卫萨拉热窝而牺牲。影片结尾，纳粹军官俯视萨拉热窝，说：“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片中各族人民（塞族与穆族）并肩战斗，团结统一，可惜二十年后，生于波斯尼亚的穆族导演哈·克尔瓦瓦茨（Hajrudin Krvavac，1926-1992）在南斯拉夫分裂内战的萨拉热窝围城中，因心脏病去世。

        克尔瓦瓦茨擅长借鉴好莱坞西部片手法，在六、七十年代拍摄出取材于“二战”时期反纳粹地下斗争的“游击队电影”，开创熔娱乐性与政治道德教化力量的“红色西部片”风格。他的“游击队三部曲”中，除了《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1969）在中国也鼎鼎有名，尤其片中插曲《啊，朋友再见》（本是“二战”时意大利游击队传唱歌曲）。《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有清真寺屋顶的枪战，钟表匠牺牲时群起的白鸽（比吴宇森《喋血双雄》中教堂白鸽场景早了十几年）；穆斯林聚居区此起彼伏打铁声是被占区人的愤怒抗争……有奇观，也动人心弦。有朋友最近去萨拉热窝寻访片中遗迹，说山坡俯瞰，多了一整坡的新坟，感慨系之。

      有人说，经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我想此话用在电影上也是同理。同样的话还有，“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从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昨晚无意中重温了《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虽然我不像我先生一样可以如数家珍地把许多细节，甚至是台词一一道出，但是依然很佩服瓦尔特的机智勇敢，特别是被沙拉热窝市民的无畏和团结所感染。电影没有着意的说教，但所有群众演员似乎都是最佳配角，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细节，都能捕捉到他们发自内心对保卫萨拉热窝的自觉从容，对失去的亲人的哀婉和对纳粹的恨。他们没有过多的台词，许多表演是纯粹靠表情来传达，但是却让人心生震撼。印象很深的是认领游击队员尸体和钟表师傅代替瓦尔特去广场赴约那两场戏，我会跟咱们许多同样题材的国内战争片比较，例如《平原游击队》《地道战》等，同是英雄，同是沦陷区的百姓，都有那份仇恨和失去亲人的哀痛，不一样的文化表现了一样的情感，可是手法却是有直白有耐人寻味之分。看戏的过程中，我先生提到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就没有那种集体不怕死的精神”，是集体不是个人。我回想了一下，在我们的影视里有没有那种鼓励我们集体反抗的作品呢？好像没有！面对盖世太保的机枪，没有事先号召，没有眼神交流，没有谁喊“一、二、三”，一群人，有逝者的亲人、爱人、故友，也有陌生人，就这样目视前方迎着枪口往前走。他们的气势只能用无畏和悲伤形容，但是却把盖世太保吓退了。那时候，我想到的是“信仰”，它不是一代人特发奇想蹦出来的东西，而是一代代人血脉相传的品质。而我们有许多东西没有传承，又有许多东西做不好，恰恰是想用“主义”代替“信仰”。一部很久的电影，却能让人读出新的味道，经典此之谓也！
      刚好傍晚下班的时候，听到电台说起《百鸟朝凤》制片人方励下跪“求排片” 致票房逆袭这件事。对此各有各的态度，不管为了什么或以什么为借口，我是不赞成以作践自己的形式求得所谓的利益，哪怕你觉得那是拯救电影的未来或是文化遗产。文人自有文人的清高，电影自有电影的功能。电影不管分了多少类题材（除A片外），其最初对精神的引领和审美教化作用是不变的。电影作品不能媚俗，电影人也不应该自轻， 如果电影人自身都没有了那份高于世俗的自尊自爱，又怎能让人信服你的作品能带来“美”的体验呢？面对国内电影市场打着“票房万岁”的旗号，越来越为“世味”服务，而且还是为迎合那群少不更事的孩童们的喜好而服务，我是再一次忧心于
我们的“信仰”，未来，我们还有经典吗？
      我先生问我，“你是先知道南斯拉夫还是先知道萨拉热窝”？我想，我们那一代人应该都是先知道萨拉热窝吧！就像我们似乎都是先知道“卡萨布拉卡”才知道摩洛哥一样。这就是经典，这才是电影的魅力！

与桥结合起来看，感觉南斯拉夫拍的这些二战电影，非常富有戏剧性、传奇性，体现了一个年轻的朝阳国家的特质。
一定要对应中国某个时期的话，我觉得是出现传奇这一体裁的唐朝。
而中国拍的二战电影，往往只有对仇恨的渲染、对忠诚的拔高、对努力与隐忍的过度强调、对所谓天命的过度迷信（包括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这种「天命」的变体），还有就是对死亡的麻木。在中国抗战电影里找不到人性，最多是党性，敌人和同志都很脸谱化，包括叛徒也是如此。

像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电影里出现的「你的任务完成了」这样强壮的标语，中国电影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
梁启超知道。他有篇文章叫少年中国说，是希望老大中国转成少年中国，然而中国如今依旧是老大帝国，不能少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