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伯与祝英台1954

取材于中国传统故事的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1954），由桑弧和黄沙导演，越剧大师袁雪芬、范瑞娟主演，普一上映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影片的重点人物当属祝英台，在整部影片中她表现出了极大的自主性。 根据祝英台的故事脉络，影片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求学”“求婚”“求死”。 “求学”部分包括祝英台女扮男装戏老父，最终得以同意上学的剧情。影片开头便唱道“女孩儿，要出门，难如登天。”为整部影片奠定了背景基础，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祝英台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求学梦，她扮成卜卦先生，其父并没有察觉这位先生其实是他的女儿，祝英台以这样的方式证明自己并不会被人发现，才得以上学。身为女人扮成男人才能得到自己正常的权力，这本身就是性别的不平等。 “求婚”包括梁、祝二人相遇，一直到祝英台托师母做大媒。依传统观念来看，婚姻大事父母做主，女性不应插手此事，而祝英台自己决定婚姻大事，变被动为主动，这是她对于传统婚姻制度的反抗，婚姻大事当自己做主，迈出了自我觉醒的第一步。在其他影片中，我们常常看到女性反抗家庭自己选择伴侣的剧情，从一定程度来讲，女性反抗家庭是在反抗社会加在自己身上的枷锁，家庭剥夺了女性选择的权力，在这样的环境中，婚姻是女性最后的底线，反抗家庭选择的婚姻是女性最后的挣扎。 “求死”包括祝父将祝英台许配马家，祝英台爱情无望，又得知梁兄已去，遂墓前祭拜，双双化蝶。这一部分是影片矛盾冲突最为激烈的部分，以祝英台为代表的女性自我意识和以祝父为代表的社会意识相对抗。祝父从始至终都扮演着“慈父”的形象，他允许女儿外出读书，为女儿着想找了门当户对的亲事，从社会观念看来，祝父已经是一位为女儿着想的慈父，但是他从始至终都没有把女儿放在与自己平等的地位。与马家的婚事由祝父一人主导，受马家聘、饮马家酒，动作主体是祝父，祝英台在此过程中被排挤在外。在祝父的潜意识里，女儿是没有思想的提线木偶，父为尊、子为卑的观念在他的思想里已经定型。 祝英台从始至终都有着自主性，她的自我意识已经觉醒，当自我意识被强大的社会意识所压倒，她便感到了绝望，这种绝望还来自于另一方面，脱离家庭之后没有经济来源，经济奠定了整个社会基础，对于个人而言需要不断积累财富，以获得选择的权力，祝英台作为养在深宅的闺门小姐，其女性身份决定她无法迈入社会，也就决定她的财富除了家庭继承之外无任何来源，她自主的第一步就已经被堵死，所以说与其说是一出爱情悲剧，更是一部社会悲剧。当我们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的时候，是应该与家庭决裂还是应该继续顺从，当我们与家庭决裂又该怎样面对社会，这是值得我们永远思考的问题。

作为现代人，很难不为梁山伯与祝英台打抱不平。可能是看了许多相似的古代爱情故事，总感觉他们本不必死，事情也一定会有转机。但转而一想，死去倒也死去了，可惜归可惜，也不失为一种归宿。

毕竟他们连化蝶都化了呀！“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我辈又感再多言什么呢？

梁祝的故事没有遵循考状元的套路，年轻的梁山伯也祝英台都单纯得不知一点人情世故，眼里只有此刻，而看不到将来，难怪不把状元这个门票放在眼里。英台以为只要一句“真情”便可以感动父亲，换句话说，是感动几千年的包办婚姻。山伯也坚信只要有英台长亭一句许诺，便可不顾鲁莽上门娶亲。他们天真得像两个现代的同龄人，一字一句都那样格格不入，难过祝父直到英台将死也没能明白。他自然无法明白，而且整个社会也无法明白。他们顶多叹息这一对得了失心疯的痴人，连骂都犯不上骂，因为本就无法理解，于他们而言，也本来就不必理解。

山伯憨直，英台智勇，却全都只是小孩子的心事。先拿英台来说，英台面对其父，可以任性到女扮男装上学堂，但一闻婚配之事，却拿不出什么勇气来抵抗。其父有错吗？他于时代完全正确，甚至从父亲这一角色出发，他对英台也是处处操心、仁至义尽。英台从小定深受父亲宠爱，祝父给她的自由与空间也很多，多到她自己都想不到，有一天会跳不出来。英台表面上刚勇无恐，事实上却早已被圈入牢笼。而梁山伯甚至连当面质问祝父的勇气也没有，就放弃了抵抗与坚持。只能说，梁之懦弱短视、祝之懦弱短视，都是一种小孩子的心事罢了。他们太相信这个世界，相信一切正义的法则而不了解这个世界。眼见的是他们处处不肯妥协退让，实际上，一面对风浪就会被击碎的。

山伯不如学学昆曲里的小生，先去考个功名；英台也该学学前辈莺莺，以柔克刚绵里藏针，这才是对社会胃口的一套。当然，看过梁祝的人都希望世界上能有一对梁祝，而不是多了一对张君瑞与崔莺莺。

中国的梁祝与西方的罗密欧朱丽叶还真是像。极傻、极憨、极痴的两人。这两个孩子加在一起连一个路人都斗不过，社会是不用抬一根手指就能把他们捂死的。可谓古有山伯英台，今有子君涓生。

所以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人还是得狡猾一点。

这当然是句笑话。我极支持山伯与英台死去，他们死得真好。即使不化蝶，也应该死，也是死得其所。往严重了说，他们的死捍卫了爱情与清白。

越剧电影。故事十分简洁、剧中人物也比较少，并且比较功能化，如师母等人。像是一个架空了时代背景的故事。场景极简：闺房、祝家、途中长亭、杭城书屋、梁家、坟碑等。前面的喜剧性元素呈现颇多：比如祝英台女儿身的身份有几次差点暴露，银心口误叫“小姐”，山伯发现英台的耳痕，对于观众来说，遭遇到了短暂的紧张时刻，但都被主人公的聪慧所化解。看到山伯面对英台离别时所倾诉真情时的木讷，从当代语境与观众心理角度来解读，则会觉得十分有趣，“直男梗、注孤生”等。

影片的叙事进展和转场更偏向戏曲叙述的逻辑，只不过用一种影像化的方式来展现：从家出发远行读书、三年同窗读书时光、离别等。毫不拖沓。

后面的悲剧情节与前半部分的喜剧呈现并不显得割裂，相反在这种衬托之下显得更为悲凉。

英台对自己婚姻的擅作主张、自由恋爱等，虽然是封建时代的民间故事，不仅符合观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它符合了新中国宣传婚姻法、恋爱自由等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可以认为，当时民间故事传说被官方用来去宣传新的政策，同时是为了证明和巩固自己的合法性与权威，用来改造比较落后腐朽的思想，通过电影、戏曲等大众传媒方式实现思想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