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尔杜先生

查理·卓别林的大名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作品在世界范围之内享有盛誉，其早年所塑造的经典形象几乎使之成为默片喜剧的代名词。进入有声片时代之后，卓别林的电影产量减少，但质量却并没有任何下降的趋势，《凡尔杜先生》（_Monsieur Verdoux_, 1947）便是其最出色的有声片作品之一。影片没有了卓别林以往的温馨与辛辣，而是一部黑色喜剧：故事改编自一个真实的法国故事，主角凡尔杜先生曾经是一名银行的职员，跟残疾的妻子莫纳和儿子皮特一同过着平静而幸福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席卷全球的经济大萧条到来，令凡尔杜先生失去了银行出纳的工作，为了生存下去，凡尔杜先生开始在全法各地猎艳，骗取钱财的同时杀人于无形。不过，凡尔杜先生在四处行骗的过程中遇到了种种困难，一出悲伤的喜剧也就此展开。

在1947年的电影海报上，我们看到这样的标语：“卓别林变了！你能吗？”（Chaplin Changes! Can you?）可见哪怕在影片上映之时，这部影片也颠覆了人们对卓别林电影的认知。以往小礼帽小胡子、笨拙又善良的流浪汉形象，如今骤然变成了一个举止轻佻、内心从容的法国连环杀人绅士，令人不禁疑惑卓别林到底是如何得到的如此具有颠覆性的灵感？事实上，《凡尔杜先生》的出现，涉及到一段著名而有趣的影史公案：在影片的最开头，我们赫然发现电影的故事想法来自奥逊·威尔斯（“Based on an idea by Orson Wells”）——其处女作《公民凯恩》（_Citizen Kane_，1941）一经上映便震惊世界，直至现在仍然在评论人心目中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常年占据影史第一的位置——这里虽然写得很明确，但背后的故事却远比这个复杂许多，两个人对于影片编剧的署名问题也是各执一词。

从卓别林的角度上来说，他自称奥逊·威尔斯曾有想法拍摄一系列纪录片，其中关于连环杀手亨利·兰度（Henri Landru）的部分邀请他来出演。卓别林起初很感兴趣，但彼时威尔斯尚未写出剧本，希望卓别林能够帮助他完成剧本创作。卓别林起初并未答应，随后突然有了灵感，便用五千美元买断了这一想法，并且彻底颠覆了之前威尔斯关于纪录片的设想，创作出了这部黑色喜剧。威尔斯则对这一说法全然否定，表示自己已有成型剧本，卓别林最初答应出演，但随后又临时变卦，决定买下剧本自己执导。威尔斯急需用钱，便答应了他的提议。根据威尔斯的说法，卓别林重写了其中几个重要的段落，包括结尾部分。

的确，卓别林对亨利·兰度的兴趣可能由来已久：1921年兰度在巴黎受审之时，卓别林恰好也身处巴黎，因此他极有可能关注了这一案件，并对此事留下了深刻印象。威尔斯关于卓别林重写段落的问题应该也是所言不虚，我们在《凡尔杜先生》里很明显可以看到肢体喜剧的痕迹，尤其是后半段湖心钓鱼的段落。影片充满默片特征的构图和简洁明快的摄影机调度也暗示了卓别林的全局掌控。不过，从最终的成片来看，我们又很难说影片没有受到奥逊·威尔斯的影响，毕竟“黑色喜剧”中的“黑色”和犯罪都绝非卓别林所擅长，而是更偏向于奥逊·威尔斯的创作，尤其是联想到威尔斯之后的又一部佳作《历劫佳人》（_Touch of Evil_, 1958）。某种程度上说，《凡尔杜先生》正是《公民凯恩》到《历劫佳人》延长线上的一部作品，它不仅关乎人性中爱的缺失与恶的滋长，也与资本主义兴起及至萧条的大环境密不可分。

当然，卓别林也无疑为《凡尔杜先生》铺上了一层善的底色。在影片最重要的一个场景中，凡尔杜先生本意是挑选一个流浪汉为他调制的毒药做实验，却鬼使神差地把一个刚刚出狱的女子带回了家。女子在攀谈的过程中逐渐吐露了自己的经历，包括她残废的丈夫，而这也让凡尔杜先生联想到自己的处境，最终放弃了毒杀计划，转而开始救助起这名女子。恐怕直至这时我们才能够确认，凡尔杜先生所谋害的几乎全都是好吃懒做的上流社会人士，而对贫弱的底层人甚至是流浪猫都照顾有加。这次令人动容的见面很难不让人想起卓别林早前的又一部作品《城市之光》（1931）——同样是帮助一名女性，同样地不求任何回报，只不过这次的善里还混杂着一层也许是威尔斯给予他的恶的色彩。

除了阶层性之外，影片也对当时全世界的政治社会环境进行了一番总结性质的勾勒：资本主义发展面临危机，经济萧条导致失业人口急剧攀升，世界金融体系面临崩溃……所有这些都是卓别林在默片时期，尤其是流浪汉系列中处理的问题。不仅如此，《凡尔杜先生》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它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危机与纳粹兴起的深刻关联，而极右翼势力借机兴起也在这部作品当中以纪录片段的形式呈现出来。如果说流浪汉系列和卓别林七年前的第一部有声片作品《大独裁者》（1940）存在某种外在的、形式上的紧密关联，即这些作品都是建立在相似的人物造型基础之上，那么通过《凡尔杜先生》，我们实际上也在卓别林的前《摩登时代》（1936）作品和《大独裁者》之间建立起某种内在的关联。

影片虽然在现在被誉为经典，但在当时却并没有收获好的反响，这并非由于影片质量不高，而是由于美国国内政治风向的转变：一方面，美苏冷战局面逐渐形成，美国国内反共呼声日渐高涨；另一方面，通货膨胀导致人民生活水平急剧降低，罢工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频繁呈现底层生活弊病的卓别林（《凡尔杜先生》明面上讲的是法国底层，实际上还是在讲美国社会；毕竟，片中的所有人都操着一口英语）自然成为众矢之的。更不巧的是，卓别林混乱的私生活也成为公众诟病的焦点话题，伴随着其后几年麦卡锡主义的兴起，卓别林的媒体和公众声望急剧降低，这显然影响到人们对他的作品的评价。

无独有偶，奥逊·威尔斯也在当时因其政治立场被FBI列入了好莱坞的黑名单，于是二人先后移居欧洲顺理成章：卓别林移居瑞士，永远没有再回到美国，威尔斯则为了拍电影、赚取片酬在欧洲各国游历，并在1956年返回美国。或许正如他们的经历那样，世界历史总是处在交锋之中，人的内心也总是处在激烈的矛盾之下。凡尔杜先生即是这样一个角色、一个缩影，他处在善恶交叉的灰色中点上，处在巨大而无可阻挡的变动中；他的爱近乎永恒，但他身处的世界却又脆弱至极。

故事开始时的那些场景甚至不像是舞台剧；准确地说，不像是在舞台上，而像是在实验室里拍出来的。它们散发出一种奇怪的气质（非常干燥——借用Mme. Bonheur的话——它让我口渴）：每一个动作都很特别，带着大量的细节，同时又充满一种斯特劳布-于叶式与叙事本身几乎脱节的茫然。不过也许可以说，这确切地反映了人物的处境。维尔杜先生相信，世界确实处在与本质脱节的状态：因此即使他为了养家糊口而犯下罪行，这也不会令他不安。这是一种布莱希特式而非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情感。通过一连串绝不会在陀式作品中出现的喜剧元素，维尔杜先生的犯罪被表现为了一种去浪漫化的生活状态。经济危机和战争（文本中被过于紧密地串在一起）作为极具力量的道德符号构成了故事的转折点：主人公的罪行并无减轻却突然变得微不足道，即使他自己从未否认自己的卑劣，并且一旦无所牵挂实际上十分愿意去死。他并非在利用某些更大的（所谓“人性的”）罪行来为自己*开脱*；那是一种像郁达夫《沉沦》那样的浅薄象征主义，并且实际上令人反感[1]；他只是指出了一种反讽。我们看到，他救助的女孩后来嫁给了军火商（这真是具有社会现实主义力量的一笔）从而顺利进入了杀人者的行列：但她仍然那么快乐，她的面孔仍然那么明亮，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汽车上那个镜头接入Café Royal中阴暗舞曲的一刻多么令人心碎……但此处微妙的辩证法在于，她正是整部电影中那个讲出进步信条的人物。我相信，这不是一种虚无主义的嘲讽，而是深沉的、热内式的乐观：虽然我们（和她一样）被时代或处境所遮蔽——我们，换句话说，无非也是杀人者——但我们（和她一样？）却在某种脱离语境之处盲目地持有一种美好的信念；而的确，恰恰是在世界的这些缝隙和脱节之处（维尔杜先生像幽灵一样游走其间）我们能够发现某些真正的反讽。只有凭借这些反讽的光亮我们也许才能够超出自己，并且领悟到某种正义的轮廓。 最后，我觉得以上这些很可能只是一种幼稚的青少年式伦理观念的表述，它抒发着某种并不值得一提（因为没有真正实践意义）的浪漫情怀。 A-/A [1] 不过，像一些黑色电影人物那样，在某种意义上他其实千方百计*想要*让自己令人反感；但只要世界仍然如此，他就不太容易成功。

查理·卓别林塑造的最出名的角色是谁？恐怕非「夏尔洛」莫属。那个头戴圆顶礼帽、穿着上紧下松的衣裤、拄着白藤杖、脚蹬破皮鞋、一摇一晃地迈着鸭步到处流浪的滑稽人物。从1914到1936年，从《谋生》到《摩登时代》，夏尔洛出现在了卓别林七十多部作品中。他看似懦弱颟顸，但又驯良仁爱，处处遭受讥笑，却又处处为他人着想。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在夏尔洛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凝聚起对底层社会的深切同情，亦令卓别林的艺术被称为「贫困的美学」。及至默片时代结束，夏尔洛也逐渐隐退。自《大独裁者》起，卓别林开始用一种更加辛辣的方式为世人呐喊。

上映于1947年的《凡尔杜先生》是查理·卓别林演执生涯后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关于这部电影还有段让人津津乐道的轶事。根据最普遍的一种说法，起初是另一位影坛巨擘奥逊·威尔斯邀请卓别林出演此片，但后来因为卓别林坚持要自己亲自执导，便从威尔斯手里买下了版权，并在演职表里列出了后者的名字。不过究竟完全是威尔斯的点子，抑或只是他激发了卓别林早已存在的想法呢？

从一些蛛丝马迹来分析，也许是后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一方面，卓别林从小就对犯罪和监狱题材十分感兴趣，伦敦著名的「开膛手杰克」以及众多廉价的谋杀传说一直都影响着他，而且还在杂志上发表过两篇自己创作的犯罪故事。另一方面，片中主角「凡尔杜」的原型，法国连环杀手Henri Landru在1921年受审的同期，卓别林也由于巡演到过法国巴黎，他与杀人犯占据了当时的头条新闻。甚至在同年11月28日的《纽约时报》上，文章把Landru比喻成犯罪界的卓别林，经常当庭戏弄法官。而最有力的证据是，在威尔斯向卓别林发出邀约的十多年前，法国传记作家若尔热·萨杜证实了卓别林曾经采访过当时参加审判的记者。因此种种迹象表明，饰演这么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杀人犯是他由来已久的念头。

撇开这段幕后故事不谈，作为喜剧大师，怎么用喜剧的方式去表现十恶不赦的杀人狂，的确很耐人寻味。事实上，影片公映后反响很差，还遭至了美国富裕阶层的物议哗然，以致卓别林将它冷藏了17年，直到后来才被公认为是一部思想性超前的杰作。

正如其真实原型一样，《凡尔杜先生》中的主角凡尔杜也是一个杀「妻」如麻的恶魔。他原先是一个银行小职员，三十多年如一日的勤恳工作，但在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中失业，从此开始了铤而走险、谋财害命的道路。他有许多化名和身份，辗转于各个城市，到处寻找一些头脑简单、有点财产的单身富婆。一旦选定目标便展开热烈的追求，与之恋爱直至结婚，然后找机会谋杀她们取得钱财，并以一个古董商的身份进行证券投机买卖。

凡尔杜在影片伊始的个人独白中就提到了自己扮演的是「蓝胡子」的角色（法国民间传说中的杀妻狂魔，该形象被许多文学或电影所借鉴，远有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希区柯克的《蝴蝶梦》、近有吉尔莫·德尔·托罗《猩红山峰》）。不过卓别林在电影中没有安排任何一个凶杀或血腥的场景，完全以暗示的方式来交代犯罪事实。再加上凡尔杜平时表现得温文尔雅、口才出众，还时不时穿插几段经典的滑稽噱头，因此就算他身负十四条人命，观众也并不觉得有多少恨意。

更重要的是，凡尔杜是个性格复杂矛盾的人。他有一个残废的妻子和幼小的儿子需要抚养，这是他铤而走险的原动力。那些靠谋夺和投资赚来的钱财并没有用来挥霍，而是为了养家糊口，甚至他还买下一份房产契约作为给妻子结婚十周年的纪念礼物。同时，凡尔杜一边谋财害命，一边又心怀仁慈，比如在花园里不忍踩死青虫、教育儿子不要做残忍的事。他痛恨那些靠高利贷压榨、过着奢华生活的寄生虫，也会同情那些生活潦倒、品格纯洁的穷人。

最凸显他矛盾性格的是「邂逅贫女」的那场戏。凡尔杜在路上偶遇了一个孤单无助的姑娘，热情地邀请她到家中避雨，还准备了食物和红酒，其实他只不过为了在她身上试验自己新配制的毒药。然而通过与这位姑娘的交谈，了解到她曾有个参军致残的丈夫，为了给丈夫治病只得盗卖了东家的打字机，因而被判入狱。现在刚刚出狱，却流落街头无依无靠。凡尔杜见状动了恻隐之心，非但换掉了毒酒，反而还慷慨解囊给予帮助，给了这位姑娘生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可见他的人性与良知并没有完全泯灭。

但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总会有露出马脚的时候。在凡尔杜同一位富孀的「婚礼」上，没想到看到了自己另一位「妻子」，虽然情急之下翻墙逃走，不过事情终于败露。后来战争来临，凡尔杜投资的股票全数打了水漂，妻儿也在危机中双双去世，失去全部寄托的他心如死灰。在绝望之余，凡尔杜又一次遇见了曾经帮助过的那个贫女，此时的她已然成为了军火商的妻子。姑娘希望报答当年的恩情，可是经过一番交谈，他毅然决定投案自首。在法庭上，凡尔杜没有回避自己的罪孽，却也说出了一番发人深省的话。而最响亮的一句则是他在行刑当天说的：「One murder makes a villain，millions a hero（杀一个人是罪犯，杀一百万就成了英雄）」。

「杀一人是罪，屠百万为雄」，这与庄子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何其相似。由此可见，《凡尔杜先生》的立意根本不在于表现这么一个杀人犯，而是更丑恶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更凶残的战争贩子。本片诞生在美国电影界大肆展开「驱逐异端」运动之际，卓别林因自己的左翼信仰而遭到了攻击（后来本片在美国被很多影院拒映，连成本都收不回来，卓别林也被迫离开美国）。但是，我们在影片中仍然可以看到他对资本主义制度、对垄断资本家、对军火商、对法西斯头子的尖锐抨击。辛勤工作者一夜间家徒四壁，投机资本家和军火商却转眼暴富。在这种结构的社会里，生意凡是要做得兴隆，都必须要「杀」人，可是又有谁来控告这些真正的刽子手呢？

艺术，尤其是喜剧，可以成为既是一种谋生手段也是一种有意对抗疯狂的方式，它可兼容或抗击来自外部或内部的威胁。从《淘金者》开始，卓别林早期的棍棒喜剧元素就渐渐失去了纯噱头的作用，而是越来越有机地趋向于和每部电影中的具体环境或背景相符合。到了后期的《大独裁者》和《凡尔杜先生》，喜剧表面下的悲剧张力变得愈发鲜明，甚至在本片中的喜剧元素已不再用于批评讽刺，而仅仅是对过往的提及。

因此，《凡尔杜先生》本质上是一部悲剧，有让人捧腹的时刻，但最后还是忍不住泪水上涌。法国电影理论宗师、新浪潮之父安德烈·巴赞曾说：「夏尔洛无法适应社会，而凡尔杜却适应过了头。」这话说得真好。夏尔洛和凡尔杜仿佛是人类命运的两种极端，前者是自我放逐、不随波逐流的圣人，他的生活选择是没有动机的；而后者是认清真相、遵循社会潜理的庸人，他选择生活的动机非常丰满。圣人始终是受害者，庸人始终是霸凌者。只是，凡尔杜终究做不到冷酷无情，所以他也是受害者。感谢卓别林的幽默，提高了我们求生存的意识并使我们保持理智。由于幽默，我们才不会被生活中的变故所压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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