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第三次的時候,才覺得自己比較能把握這部電影,前兩次好像都在看氛圍和那些大家都覺得重要的戲份。看完之後決定一定要講一些自己的觀察。
孝賢把天文和念真的劇本改了很多,場次調換,捨棄分場和劇本中情感濃度高的部分,重要的可能換個方式隱藏起來,就算這樣會影響到人物和劇情,他也不管,他把握整體感覺。
開頭是陳松勇飾演的大哥文雄在外面的女人生孩子,取名林光明,太保飾演的角色並沒有仔細交代身分,但實際上劇本中的設定是,他是外面女人的哥哥,這樣的身分讓他對外就是大哥的分身,同時大哥也需要一個人在重要時刻衝在前面。
寬榮和文清要好,劇本中設置他們是同住,所以寬榮將詹宏志、張大春、吳念真和唐諾飾演的進步青年帶到照相館相聚。最開始的時候,他們看馬克思,講「得到祖國的庇蔭,不錯,很溫暖」,在二樓唱「哪年 哪月 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下一次他們坐在一起的時候,就變成罵陳儀,「這哪是政府,這叫做公司」、「錢賺一賺往口袋裝一裝,也不會拿給你」、「他媽的奴化,奴化是我們自己要的啊,我們就那麼賤?當初也是清朝把我們賣掉的,馬關條約有誰問過我們台灣人願不願意」。這些飯局,文清和寬美都在,文清聽不見,但寬美都能聽到,所以面對後面的變故,她早就知道有那一天。等她進入醫院,最開始醫生和護士還在學國語,後面陳儀的三次廣播,大家都是灰敗的臉。
因為孝賢的省略,寬美的日記和阿雪的信件成為交代家庭變化和當下發展的關鍵。寬美上九份的第一次日記, 「昭和二十年十一月初八,好天,有雲,帶著父親的介紹信上來金瓜石的礦工醫院做事,哥哥教書沒空,叫他的好朋友文清來接我,山上已經有秋天的涼意,沿路風景很好,想到日後能夠每天看到這麼美的景色,心裏有一種幸福的感覺。」 結尾的最後一次, 「阿雪,四叔被捉走了,抓去哪,到現在還不知道,當初我們想過要逃,不過,再逃也無路可走,到今天才寫信給你,是因為現在心情才比較平順。這張相片是你四叔被抓前三天照的,被抓那天,四叔正在替人照相,他堅持將工作做完,才靜靜的被帶走,我去過台北四處探聽,可是都沒消息。阿謙已經長牙了,笑得神情很好,眼睛很像四叔,有空來家裡走走,九份開始轉冷了,芒花開了,滿山白蒙蒙,像雪。」 這裡面是可以讀到失落的。
上海幫是外省人新勢力的代表,他們從一開始對這片土地就沒有感情,他們把一切就當作生意。李天祿飾演的多桑在里長帶人來家裡時,大喊「我們父子是流氓沒錯,為什麼當流氓,還不是為了維護整個莊子免受日本欺負,這樣就是漢奸」,林家為代表的本省人對這片土地是有情誼的,就算是「懼人吃,懼人騎,沒人疼」。
梁朝偉飾演的文清是啞巴,這個是在劇本創作階段孝賢的一句玩笑話創造的驚喜。這樣可以平衡大哥那邊繁複的生意導致的重心傾斜,文清的旁觀和無聲都是另一種觀看。片中他在關鍵時刻的對話都用字幕插片,長久以來他好像一直都因為殘缺而缺乏參與,許多事都是別人丟到他面前,這裡面他唯一一次激烈的表達是去山裡找寬榮的時候,「獄中已決定 此生須為死去的友人而活。不能如從前一樣渡日 要留此地 自信你們能做的 我都能做」。我覺得這也是孝賢的態度。
孝賢說,如果能拍出天意,那就太過癮了。 看完後,我想他做到了。
摘錄一段「悲情城市十三問」的內容。 「命運常是一個空白的時間和空間的意象,是巨大無邊流動的節奏,沒有人格意志,不可抗逆,超乎任何人,在那裡運轉。個人沒法和它發生衝突,就像地球運轉一樣。」 「詩的方式,不是以衝突,而是以反映與參差對照。既不能用戲劇性的衝突來表現苦痛,結果也就不能用悲劇最後的『救贖』來化解。詩是以反映無限時間空間的流變,對照出人在之中存在的事實卻也是稍縱即逝的事實,終於是人的世界和大化自然的世界這個事實啊。對之,詩不以救贖化解,而是終生無止的綿綿詠嘆,沉思,與默念。」
1945年8月15日,广播中响起日本天皇喑哑的嗓音,日本投降了,战争结束了。与此同时,台湾基隆一户姓林的人家也迎来了他们的新生儿,说来巧合,那个孩子刚一出生,原本因停电而昏暗凝滞的房间却突然有了电,四周瞬间一片光明,仿佛预示着这个在动荡年代曲折沉浮的家族迎来了新的希望与光明,动乱会过去,未来是安定与祥和的。
而在此之前,台湾已经有半个世纪的时间处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中,作为殖民统治的一环,日本对台湾的民众强制推行皇民化运动——包括“强制推行日语”、“推广日本生活习俗”等举措,因此电影中受过一定教育的本省人都可以使用日语,日本文化的痕迹更是随处可见,而像家族中文化程度不高的大哥林文雄则只使用闽南语。日据时期给这个家族留下了深刻的伤痕,家族中的二子、三子都被迫参加日本的侵略战争,其中二子在东南亚下落不明,三子在大陆当翻译,在回到台湾之后一度丧失神志,陷入精神错乱之中。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每个台湾本省人都不得不与“日本”产生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复杂的缠绕,难以摆脱更难以面对,用电影中人的话说就是“奴化是我们自己要的?我们就那么贱?”,当初被直截了当的“抛弃”,现在又直截了当的“回来”,这背后的代价只能留给沉默无言的本省人。家中第四子文清和他的同伴宽荣在日本战败遣返日侨时要面临与他们的朋友静子分别的局面,乱世流离之时的分别可能就是此生的永别。静子弹奏最后一首曲子,而宽荣只能无言聆听,最后静子将一些物品作为礼物转交宽荣的妹妹宽美,其中有一首诗:“我永远记得你,尽管飞扬的去吧,我随后就来,大家都一样”。
台湾的本土精英对于中央政府的到来是抱有期待的,他们充满理想的相信未来,在酒桌之上,一批激情昂扬的年轻人唱起了《流亡三部曲》——“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但是接之而来的却并非如想象般美好。1945年8月27日,蒋介石任命陈仪为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因而开始着手接受台湾并全面组织行政活动,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台湾是不设省政府的,而采用的是集行政、司法、经济等诸方面的长官公署制。
在涉及民生的经济方面,陈仪是一个坚定的国家主义者和统制经济的支持者,因此他继续延续了日据时代的“专卖制度”,同时发展公营事业,但是他的设想很美好,在具体的执行方面却大大影响了台湾的民生,使得本土民众对国民政府的态度急转直下。中国国民党中执会秘书处所抄送的《台湾现状报告书》提到:“台湾贸易公司设立方案,曾在中央设计局汇报时,被有关机关一致反对而遭否决,现在又不顾一切重行设立。查日人统制素称严密,尚且留台胞有经商余地,俾得谋生,而我政府在台措施反不顾及人民福利,连日人留予台胞谋生之商业亦剥夺净尽,此使台胞感觉祖国之剥夺,有甚于日寇,而动摇其对祖国之信心,实得不偿失”。专卖制度钳制本省贸易,但由于国民党政府自身的腐败和对基层控制的松懈,导致大批官员和帮派分子却可以在管制之下谋取利润,遂使得走私横行、黑市猖獗,本土企业大批倒闭,民不聊生。当时杂志《观察周刊》指出:“我国政治上处处学习法西斯,但是只学了皮毛。现在台湾,理论完备了,执行却出了问题。单就台湾维持汇率一节,即不能严格有效的管制或管理汇兑”,可谓切中肯綮。
除此之外,影响台湾民生的还有越发严重的通货膨胀,由于经济重建的需要,台湾急需大量资金投入,而当局的解决措施确是依靠大量发行纸币,因此通货膨胀愈发严重。从1946年1月至1947年2月,米价就上涨了5倍多,鸡蛋涨了9倍,连盐也涨了18倍多。物价上涨,使得原有的财政预算完全跟不上形势,一再追加各种临时支出,加重了政府对借债的依赖。电影中即有此表现,原本满怀希望的宽荣与他的朋友在文清那里聚会时就说“陈仪来多久?还不到一年,米涨了五十二倍”——他们对国民政府已经渐渐失去希望,认为老百姓在抗战之后还要痛苦很久。而家中老大林文雄的感慨则更能代表岛内大多数民众的心声:“反正法律是他们设的,随便他们翻起翻落,我们本岛人最可怜,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国人,众人吃,众人骑,没人疼”。
积压的愤怒在1947年2月27日爆发出来,因一场骚乱而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岛的政治大波动,许多台湾民众开始参与其中,这就是著名的“二二八事件”。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即立刻组织弹压,一股恐怖的气氛遂波及全省,片中林家三子文良因“汉奸”身份遭殴打,虽然因疏通而被释放但也彻底成为废人,四子文清被误认为外省人而险些丧命,幸得宽荣解释才得免。台湾本省精英林献堂总结“二二八事件”爆发的原因有五:“国内归来军属被虐待而报复(片中文良的遭遇反映出这一原因);青年失业、物价腾贵(陈仪的经济措施);野心分子从中煽动;学生纯真易于诱惑;贪官污吏为民众厌恶”。而更具体的原因,林献堂则总结为:“一、人事之关系,长官公署九个处长,其次(长)、科长无一本省人,县、市长有四、五人皆重庆同来者; 二、接受日人之工场、矿山及各种会社,皆为公营事业,多半停顿,以至生产少而失业者多;三、海外归来之青年(退伍台籍日军),有三、四万人皆无事业,而政府不为之设法;四、米及物价腾贵,无从糊口;五、中级以下之外省人多贪污不守法,使本省人看不起; ......有此种种原因,遂乘专卖局缉私专卖烟草打死人而起暴动也”。归根结底,“二二八事件”源于陈仪政府没能妥善处理好与台湾本省人的利益与关系,本省人自身也是为了追求具体权益(民主、自治权利)而非追求独立,这是值得注意的。
回到电影本身来,其实我个人认为萦绕电影的是一种台湾文化中特有的悲情意识,这种悲情意识其实来源于台湾历史中的一些历史创伤,这些创伤共同构成了台湾本省人的历史记忆与认同资源,并在今天为岛内各种政治势力所借用、利用乃至重构。老大林文雄代表这个岛内的大多数,混迹低层,没太多文化,只是感到对于压迫的愤怒与反抗,最终不明不白地死去,老二、老三有一定文化,在日据时期接受教育,时代改变后却一个下落不明,一个被当作汉奸,最终疯掉,而老四则不能听不能说,有苦难言,就像台湾本省人的一个象征,各种苦难过去,依然隐忍,任其随风而逝。而导演侯孝贤的电影语言最适合讲这样一个故事,他的镜头语言隐忍、克制,尽可能把最真实的展示给你看,他自己也讲拍电影不是从“意识形态”,而是从“人”出发讲给你看,把那种“真实”公开讲出来,也只有这样,从前的仇恨、嫌隙也有希望化解掉,这是他的希望。
总算看了一部让我相当稀饭的侯孝贤作品,要不然我要跟这位闷人皇帝诀别了。历史,政治,社会,文化,日本,中国,外省人,本省人,这些三言两语的已经没法概括了。我只有从深远与内蕴之后提取一个最肤浅的观后感:我觉得梁朝伟是华人里面最优秀的男演员。
史诗式的环境格局,平常人家喜怒哀乐背后微雕的恢宏悲悯,管中窥豹的细实风格,一切直迫人心
"九份开始变冷了 芒花开了 满山白蒙蒙 像雪" 寒冷侵袭的时候 谁又躲得掉。没有多复杂多华丽的铺垫 没有煽情没有矫揉造作的桥段 一帧一帧悲情的画面 放映出时代的绝情和平凡人的疾苦
台湾历史的失语症。若能开口,该讲什么语言呢?
台湾新电影巅峰,东方意蕴心理节奏,散文结构诗化风格,简化弱化戏剧冲突;222个镜头,长镜弱光,哑人执笔字幕叙事,日记旁白女声主线;二二八事件下的普通百姓,政治边缘人,城头变幻大王旗,跨时代史诗,家不幸之共鸣。不会国语的梁朝伟,息影末作的辛树芬,配乐无尽滋味。89金狮
无声的悲凉
【B+】侯孝贤说过,每个人都能当导演,只要你足够认真,认真的去观察你的生活,关注你生活中的人,关注人的生活和状态,然后电影也就不过是你用以表达的一个选择而已。侯孝贤对人间万象有着多深的体会,看这片就知道了。
这片要是找个擅拍商业片的一定能拍出个厚重的史诗。侯孝贤在第一次不拍自己的时候却仍然坚持风格不变,戏剧性削弱、表演的削弱。在叙事上依然有意的断裂、留白,弱化故事的连贯性。不过度煽情,不强化冲突,甚至这么精彩的配乐都很少用,冷静的旁观。弱戏剧就意味着强化真实感,增加认同感。真是牛逼。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侯孝贤的片,不是人人都能欣赏得了的~~
1989年,侯孝贤拍摄以台湾近代历史为背景的《悲情城市》,打破了当时台湾电影涉及政治的禁忌。梁朝伟在片中扮演不会说话的主人公文清,大获好评。二十三岁时,我是《悲情城市》里的中学教师,和同志一起对酒当歌,唱起祖国的歌曲。只有同我一样憧憬未来的青年,才能知我此刻心中的苦痛。——唱九一八的时候很触动人。
侯孝贤由私人自传影片转向社会历史题材的代表作,获威尼斯金狮奖。1.以中远景固定长镜头泼墨出数十年无法风干的记忆,写不尽的家仇国恨和描不尽的乱世浮沉,沉静内敛下暗潮汹涌,悲怆凄美;2.神思者的悲沉配乐,余音绕梁;3.梁朝伟饰演的聋哑林文清,无言的控诉与无奈;4.空镜头,樱花盛极离枝。(9.5/10)
如果说杨德昌的<一一>是思想者的眼睛,那么候孝贤的<悲情城市>就是神明的目光.神者有二.一者冷静甚至冷酷.神终究为神,衣食无忧,生死无患,犹如看客般观望人世嬉笑怒骂,悲欢离合,却从不伸出上帝之手.二者慈悲为怀,菩萨心肠.候孝贤是两者兼有.
那时候的梁,年轻的让人震慑。看得我好难过。
如果谁想对台湾目前的状况有一个非常理性的认识的话,候孝贤的<悲情城市>是必看的.看之前我都没有想到台湾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居然会如此仇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仇视已经慢慢转化为台湾人对大陆人的仇视.对这种情况,陈仪需要负最大的责任.其实日本人投降后,台湾本省人是抱着回归中国的积极态度的(影片中那些台湾知识分子动情高唱<流亡三部曲>就是一个例子),可是由于陈仪为首的大陆人在台湾的胡作非为,硬是把台湾人的地方意识给逼出来了,然后由于蒋介石的高压政策进一步恶化.
侯孝贤有一种天生的悲悯,以林姓家族的悲剧命运昭示了台湾一个时代的惶惑和苦难。小人物在大时代的洪流中越发渺小,悲剧的命运不可避免,令人心酸。侯孝贤最好的一部电影,华语电影中的经典之作。S.E.N.S的原声瑰丽难忘。而年轻的梁朝伟,饰演男主,全片仅有3个字的台词,却依然能令人泪流满面
想嫁一个文清一样的聋子 他说的每一句话 我都会相信 只有这样的人 每一个字都是用心听用心说的
“我们本岛人最可怜,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国人,众人吃,众人骑,没人疼。”其实前殖民地的人们最没概念的往往就是“回归”,但“回归怀抱”永远是喊得最响的口号。风飘絮者山河破碎,雨打萍者身世浮沉,过得不好,政权更迭就都是狗屁。私以为侯孝贤善于化小但拙于见大,着小处侯更佳,揭大处更爱看杨。
歷史是甚麼。戀人絮語。少女日記。寒喧信箋。暗語出賣。血帕遺言。我們訴說歷史的話語如此輕碎,皆因歷史本身也破碎如是。
张爱玲——路过台湾,浓蓝的海水上浮着青绿的岛,像中国山水画,那样的山,想不到,真的有!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没敢走开一步,怕错过了,知道这辈子不会再看见更美的风景了。悲情神思者,音响一何悲,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四星给配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