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日灼人

田园乡间，残酷的温柔。
女孩对社会主义的懵懂憧憬，将军对政治危机的无可言说，秘密警察的伪装渗透。

体制化的人只愿诉说被自己命运胁迫，矫饰过去；而高贵的人则永远认为自己有选择，坚实地生活。
肯定自由意志，对生命的尊重，对自我价值的认定。自由意志的重要性。




 

你，传奇上校科托夫，苏维埃的缔造者之一。你气宇轩昂、正气凛然，你对祖国忠诚，对家庭热爱，你是一个好男人、好丈夫、好偶像。你无辜受害，被当作叛徒，秘密逮捕并处死，你被你所忠诚的政权当抹布一样折辱、虐待。

但是，你不冤枉。迫害你的这个魔鬼，是你、你们亲手打造的，你以为这个魔鬼只会侵犯他人，你以为你是超脱于它之上的，事实证明，当魔鬼养成，每个人都是祭品。

你对这个政权的未来充满希望，你对这政权对你、对斯大林的偶像化、神化安之若素且很享受。你得意于你能够获得的特权：一句口令就能终结一个军事行动；全家人可以随时去住高级别墅，有警卫有佣人别人谁都别想进；随时随地可以一个电话与斯大林本人取得联系。你一生中唯一的污点是利用职权把心爱女人的原来爱人派到敌占区去，你知道他不能不去，为了让自己良心安宁，你欺骗自己说他是有选择的，他去的原因只是因为他猥琐。你骗得自己和自己女人都信了，却不知道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在给这个可以利用权力横行的体制加上一块砖。

你们，缔造者们，将这个政权打造成了一个当权者可以肆意妄为的政权，你们允许且鼓励造神、洗脑、让群众向你们宣誓忠于你们、唱“妈妈说要听斯大林的话”的歌，你们禁止了个人选择，还把这种禁止美化——所有这些，科托夫上校，你都参与了。在你被捕之前，一群先锋队员对着你敬礼、宣誓要成为你这样的人的时候，在你的家人激动于来接你的车子之高档的时候，你有没有终于感到荒谬与虚伪呢？

你显然没有。在车上，你依然得意于自己有专线可以与斯大林通话，你说：“等我给他打过电话，你们这个机构就完蛋了！”你依然以为你们缔造的这个恐怖系统与你自己无关，依然认为自己是在这一套体系之上，是特权者，是统治者。你不知道，这个体系是一个魔鬼，它只会听命于掌握它的那个人——那一个人。你把他推到了那个掌握魔鬼的位置，你以为你是他的亲密战友，但是，当一个人拥有了魔鬼这样强大的武器时，他还需要战友么？

不可否认，你是一个好人——除了一次因爱而为的污点。可是你同意制造这一切、参与这一切。当你允许并享受这样的体系制造的差别时，你其实和斯大林没有区别，你是一个小斯大林，一个好斯大林。你的好是因为你没到那个位置，如果换你拥有操纵魔鬼的按钮时，你，一个曾经可以为爱戕害他人的人，会做出什么，已经可以想象。

当那个巨大的斯大林画像从地平线上升起，一个魔鬼缔造完成，他已经无坚不摧，已经雷霆万钧，已经一动手指就摧毁无数生命，在它之下都是蚁民。你，科托夫上校，曾以为自己不是蚁民之一，现在现实告诉了你：你也是。你怎么敢认为，在一个这样庞大的形象面前，你仍然有机会和他并肩站在一起呢？

你的罪就是幻想和他分享魔鬼按钮，魔鬼是不能分享的。你的错在于你帮他培养了这样一个魔鬼，还认为这个魔鬼会带领你的祖国、你的亲人们到达一个美好的未来。你付出了代价，你的亲人也付了。

所有的无辜者都一起付了代价。他们没有选择，而你曾经有的。科托夫上校，在最后的时刻，你有否后悔呢？

约瑟夫和他的男人们

@拉夫

（“怎么样？你去过动物园吗？你离开是因为他们不给你东西吃吗？”）

怎么样？
秃顶的西伯利亚男人
绿坦克结队而来
为我们的村庄扬起炊烟
——哦
苏维埃！

吃饱了饭的人民
开始发福
成为仆人

怎么样？
约瑟夫。大胡子
他们赶走绿坦克
哦，我们的约瑟夫

“上帝啊，我已不再是那个
 尿过裤子的男人”

2012.8.8.

两千多年以前，柏拉图就在“洞穴隐喻”中清晰地指明了精神世界的唯一出路，那就是：走出幽闭的洞穴，直面灼热刺人的光芒，走到被光明照亮的康庄大道上去；所有关于未来的可能性，都只有在洞外的太阳的直射下才能完全释放。
太阳意象是永恒的诗学命题。在集体无意识的沼泽中，“太阳”始终维持了一个正面的史诗英雄形象。作为最重要的文化象征物，它的出现，总是意味着光明、勇气和希望的来临，以及灵魂的得到救赎；它的形象本身，则早已经凝结成了“永恒”。
对太阳的向往和希冀，就这样在诗意的表述中成为了坚固的超越性的象征，突越过时间和空间的重重隔阻，在文化的迷宫花园中四处留下自己的身影：它既是一种亮度的象征，也是一种温度的隐喻。从地球的运行状况来看，可能对太阳的威猛视若无睹的，大概只有那些身处在高纬度地区的民族了。
常年笼罩在西伯利亚凌冽寒风吹袭下的俄罗斯，曾在“太阳”的渺远光照中隐约看到过未来的希望。那团到来的希望之光，是和19世纪的俄罗斯民族文化启蒙关联在一起的。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的名字，镌刻在这座启蒙的圣杯上，他被人们崇敬地称为“太阳之子”，他的诗作传遍了整个俄罗斯大地，他的光芒照耀着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他的名姓成为了民族精神的标志，神圣而不朽。在很多外国人的眼中，他就是俄罗斯的代名词。
只有俄国人自己心里明白，普希金是一团突然乍现的光焰，是这片黑色土地上的一次文化意外。他有着极光般无与伦比的美丽，却无法在北方冰冷的天空留下一点点温和的暖意。更多的时候，他像是一个无用的符号，光鲜而徒劳地辗转于各种版本的诗学史著述中，流为人文工匠手中仅供点缀的花边。“太阳之子”的尴尬命运折射的，正是太阳本身在俄罗斯文化中的晦暗不明。
作为象征的太阳，在语义学的角度原本应该是温度和亮度双重指向的结合。也就是说，太阳这个光明的物体，不仅是可以以强大的真理之光照亮他物的，同时也是能够提升被照耀者的温度、慰藉他者心灵的。没有照拂卑微心灵的那一面，再强势的光源也不可能成为希望的载体；相反，它会变成一种压迫性的暴力，借助自己的光亮，残酷地把对象暴露在冰冷的理性绞架下。
笼罩在俄罗斯天空上的太阳，在光和热的两个维度上恰恰是不平衡的。一方面，昼夜时差的加剧带来了更长久享受日照光明的希望；另一方面，偏远的照射角度也使得抵达那里的太阳的温度减弱，难以抵挡幽冥刺骨的西伯利亚寒风的侵袭。光明过度但却希望不够的太阳，还能否承担起“太阳”意象的伟大使命，这是一个值得怀疑的事情。
在尼基塔•米哈尔科夫的电影《毒太阳》中，所谓的“太阳”就是一个发光发亮的橘红色圆球体，漂浮过所有画面。这个一再出现的巨大象征，给画面中的人和物都洒下了明亮的辉光，确立了影片田园牧歌般的诗意基调。然而，事实上，这是一部反思斯大林专政和30年代大清洗的电影。在太阳魅惑般迷人的光芒下，在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的巨幅画像即将被竖立起来的一个周末，革命英雄科托夫一家被“平静祥和”地清洗铲除掉了。
如果说“太阳”意象是整部电影最重要的构成元素，那么显然，这个“太阳”是被阉割过的残缺语符，它的温度所指被集权的政治机器毫不留情地割除了。在耀目的光明里，个体的生命却得不到任何的保障。不论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卡车司机，还是声名在外的革命英雄，都随时可能丢掉自己的性命。奔忙在太阳底下的生命，看不到任何的希望。死亡的到来，甚至不需要任何的理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一场蹩脚的救灾演习，人人戴着防毒面具在那里表演既定的程序。生活的一切都看上去光明，却给不了生存的勇气或希望。
从逻辑的角度看，一个太阳的象征缺失了温暖的维度，似乎很难在人的心目中获得恒久的认同。奇怪的是，这个残疾的被阉割意象并没有遭到普遍的质疑，相反，它成全了民众的节日狂欢。或许在米哈尔科夫看来，比起冰冷的太阳残体，更让人绝望的是主体的麻木迟钝。为此，他竭力塑造了一个安详和平的语境，所有的人都被美丽的光晕迷惑，以为自己生活在幸福中，尽情狂欢着。除了最接近权力顶层的科托夫，谁也没有嗅出残忍的血腥味道。即使是科托夫本人，在得知自己即将被秘密警察逮捕的时候，竟还抱着侥幸的幻想，以为斯大林同志的荣光一定可以庇佑自己脱离苦海。
柏拉图以来哲学坚信不疑的理性光芒，悄无声息地泯灭在了伟大领袖的荣耀下。没有人敢挑战领袖的神圣权威，正如没有人会意识到，太阳光辉的表面上其实布满了凹凸不平的黑子。这些毫不起眼的气体旋涡，无光无热，隐忍沉默，却是威胁人体健康的致命杀手。长期暴露在光照下的躯体，将会因为黑子的频繁活动被灼伤，甚至毁灭。
藉着黑子，“太阳”象征体中潜藏的毒性语义得以被揭示出来。太阳外在的形象固然伟岸而魅惑，但它的体内，充满着致死的毒素。贪恋于阳光的照耀，必被太阳之毒所伤，死于艳阳高照的美丽风景中。
太阳毒素的危害，在自然科学的领域内早已被人所熟知。然而一旦进入到象征的体系内，它那无所不在的荼毒却往往被忽略了。在太阳的象征语义中，人们迷信于那些正面的信息，解构掉那些负面的阴影，仿佛那些黑色的物质从未存在过。但如果翻阅过去一个世纪集权主义政体的历史，所能见到的恰恰是在光明而美好的幸福愿景中发生的许许多多残酷迫害和屠杀。
走过苏联集权专制时代的米哈尔科夫，在民主的时代用“毒太阳”的隐喻，表达了对历史教训的切肤反思。与之形成镜像对照的是曼杰尔施塔姆。伟大的诗人在1916年的时候命名了被黑色遮蔽的“黑太阳”：
今夜已无法挽回。
你在的地方，还有光亮。
一轮黑太阳
升起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上。
这个预见未来的诗人，用自己的一生印证了黑太阳的存在，并最终死在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的集中营里。

看完电影，我想说，米哈尔科夫确实比姜文厉害，但他不如谢晋。《毒太阳》比《阳光灿烂的日子》故事直白，结构复杂，且论述充分，但比起《芙蓉镇》，却缺乏自省和判断。
    看玛嘉·莎塔琵的《我在伊朗长大》后，我说，用这样的体裁表现这样的题材，本身，就已经很伟大了。但是我失望于影片过度依赖个人，女性，艺术家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这使得庞大的命题得到了极为片面的答案。伊朗走到这一步，不是女画家认为的政府和极个别独裁者的原因，更不是因为命不好，这具有必然性。
    《毒太阳》几乎犯了同样的错误。一个充满光辉的社会主义战斗英雄，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艺术家庭里，和美丽的妻子跳舞，和可爱的女儿划船，和一群音乐家踢球，唱歌，并帮助农民制止军队踩踏农田的军事行动。田园油画的镜头，慢节奏剪切，加强曝光的亮度，配上舒缓的弦乐，偶尔出现的关于世界观的争论，点缀其中。你简直以为自己在看普希金《别尔金小说集》中“金色的秋天”，到处充斥着小布尔乔亚式的自得情调。
    然后冲突到了，一个男人，乔装而来，他是家里的养子，老丈人的学生，没落的贵族，妻子的前男友，长得好看，风趣幽默，会弹钢琴，能说法语，爱脱衣服，皮肤很白。男友力满分！
    但他是坏人设定——斯大林的间谍，叶若夫的鹰犬，他回来就是要把战斗英雄送上断头台。
    为了丰富人物性格，加强角色联系和内容深度。这个坏人原来有着悲惨的际遇，他是被战斗英雄逼迫去当的间谍，为了回来见女友，他出卖了八位白俄将领。他身上有哈姆雷特的影子，他嘴里也念着莎士比亚的台词。
    战斗英雄看见知道真相的妻子悲伤，连忙说，我和他不同，即使都是上前线，我有信仰，他只是怕被枪毙！
    然后迅速吻住上面的嘴，封住下面的口。真的，爱人间，没有一场做爱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那就来两次！
    果然，云雨过后，俩人又快乐地玩起了鸭嘴兽的游戏。噗！
    坏人私下告诉英雄，你要被逮捕啦！好人说知道了。然后特别英雄气概，像关公一样去踢了一场球。回来穿上军装就去准备赴死了。到了车上，四下无人，他对鹰犬们说，你们知道吗？我和斯大林同志私交很深！鹰犬们像看白痴一样看了他一眼。他觉得情况不对，想不老实，结果又被一顿胖揍，揍完哭得一塌糊涂，完全没有我党江姐那种视死如归的表情，好像没什么信仰。倒是坏人在路上，看见一个坏事的迷路司机，这个等待戈多式的人物，身上被导演赋予太重的象征意向，不死不足以平民愤！果然坏人看到斯大林像后，掏枪干掉了他！
    英雄被捕后，立刻遭到枪决。妻子被关起来，死于狱中。女儿也随母亲入狱，后来放了出来。关键是坏人居然自己就躺在浴缸里，自杀了。片头片尾一呼应，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
    整个电影就是在说，在坏的社会背景下，上到国家英雄，下到小市民，包括中间的知识分子，全都太渺小，无能为力！这个锅只能让布尔什维克背，只能让苏维埃政府背，只能让斯大林背，只能让社会主义制度背。
    这个人啊，甩起锅来，真是！
    91年12月苏联解体，94年5月电影上映。不能不说，米哈尔科夫真是紧赶慢赶。
    果然，电影拿了94年戛纳评委会大奖和次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姜文导演其实和米哈尔科夫是一个路数的，无论在《阳光灿烂》还是《太阳升起》中，都习惯用左翼的语言和身份表达右翼的情怀。基本都是在说，我干过坏事，但只是因为我当时，很傻很天真！
    由此延伸到我看过的一大批对于文革的回忆录或者人物传记，那些当年无恶不作的红卫兵头领，全在那里痛斥江青害人不浅，四人帮人性泯灭。至于毛，起码是为虎作伥！我们都是无辜的。
    连作恶的人都是无辜的，没作恶的当然是值得赞扬的，而遭到迫害的就是英雄或烈士！
    真是恶心！
    苏联的肃反运动是怎样从调查谋杀基洛夫的凶手的刑事案件发展到杀掉两百万人的屠杀行动。难道全是斯大林的主意吗？就是电影中，害死英雄的难道不是他自己？害死坏人的难道有别人？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怎样从纠正意识形态的运动发展到全民癫狂的破坏狂欢。难道全是毛的锅吗？毛在66年文革一开始，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社论，提到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要迫害好的人民群众，坏的干部只是少数，科学家，技术人员既要批评也要团结，抓革命的同时不能忘了搞生产，着重提到要文斗不要武斗！
    事实上，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除了苏联肃反，中国文革，法国也有过罗伯斯庇尔，美国也出过约瑟夫麦卡锡，尤其后者，几乎是个神经病。
    不同的政治制度都带来相同的政治惨案，是因为，政治制度只能改变国家的运行方式，却不能改变人性的恶。每一场狂热的运动都是对人性极端的解放，而这种天性的解放，往往使人在癫狂之际能够为自己的野蛮找到开脱的借口！我不相信一个作恶的人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在作恶，你在羞辱一个右派十五岁的女儿，难道心里真的以为她就是领袖要求消灭的阶级敌人吗？你在殴打一个七十岁的学者，难道心里真的以为他就是社会主义的毒草吗？不，你知道你自己错了，你只是享受用权利去践踏高尚罢了。
    说说我尊重的电影，谢晋先生的《芙蓉镇》。看看影片的人设，富农寡妇和右派艺术家相爱，农村懒汉是投机分子，运动中的弄潮儿女经理，性格煎熬的党支书，以及有良知和底线的粮站主任。
    有趣的是，不同于那个真实时代的性压抑。导演用性将每个人物串联起来，寡妇和艺术家在迫害中未婚先孕，党支书是寡妇的初恋，女经理对粮站主任有性趣，不得手后诬陷他与寡妇有染，而最终懒汉爬上了女经理的床。文革结束了，政府把房子和钱还给寡妇，寡妇只是嚎哭道：“还我的男人！”
    我想说的是，这是人性。而对于他人的迫害，在电影中，都是因为人性。评论说，谢晋导演“哀而不怒”，这是因为，对于政治，我们有怒的理由，可是关于人性，我们只能表示悲哀。
    故事的反转在这里。今年二月份《参考消息》，看到米哈尔科夫对于苏联解体，呼吁从国家层面认定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俄首任总统叶利钦当年推行的政策为犯罪。
    我真是想当面问他，大师，你的自由立场呢？
    俄罗斯要是现在发展成功，大家不会怀念苏联。美国要是不存在经济危机，特朗普和桑德斯这种极右极左的神经病也不可能这么欢实。反过来说，如果今天，我们的社会开始怀念文革，毛左当道，那么，请别扯什么主义，全tm是自私卑劣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