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带雨

看死君：眼看着2020年的进度条已经用完1/4，整个华语影坛却依然处于彻底停摆状态。同比去年这个时候，春节档《流浪地球》已成爆款，《过春天》和《地久天长》前后上映，《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定档清明；后来，这些电影也都成了不少影迷心目中的2019年度十佳。

《流浪地球》《过春天》《地久天长》《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一部，同样是诞生于2019年的华语片，陈哲艺导演的《热带雨》。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观众看到这部电影，它也顺势成了影迷们近期热议的话题。

2019《热带雨》

继长片处女作《爸妈不在家》囊获金马奖最佳影片后，陈哲艺潜心蛰伏了六年，才终于不动声色地孕育出他的第二部电影长片《热带雨》。难得的是，依然不失水准，甚至比前作更为成熟有力；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金马奖当年的选择没有错。

陈哲艺导演

影片《热带雨》的故事发生在导演的家乡新加坡。正值雨季的新加坡，几乎每天都会有大雨倾盆的时刻；就是在这样一个潮湿的季节，身为中学国文老师的女主人公，生活上也在经历着大大小小的几场“雨水”的冲刷。

与丈夫的关系因为久久不得子而愈发疏冷、每天照顾瘫痪在床的公公、学生对国文课的不屑一顾，以及她跟一位男学生的暧昧关系……所有这些，陪同雨季的到来，让女主人公的心里也随之越发潮湿。

有人将《热带雨》定义为“师生恋电影”，自然也情有可原。即便我们都心知肚明，这部电影所呈现的议题远远不止师生恋这么简单；但纵观影史，那些真正经典的所谓“师生恋电影”，也绝对不是仅以此为噱头，比如《钢琴教师》《丑闻笔记》《白色婚礼》《教室别恋》等等。

《钢琴教师》《丑闻笔记》《白色婚礼》《教室别恋》

而在陈哲艺导演心目中，《热带雨》这部电影更像是自然生长出来的。正如他所言，他“并不是非要拍一个师生恋，因为这个话题太耸动”；这一切，都是人物自身的生存状态，最终牵引出这样一段情愫，他唯有“跟随人物”去往那里。

独家专访《热带雨》导演陈哲艺

采 访 | 看 死 君

看死君：导演好，您曾凭借《爸妈不在家》获得戛纳金摄影机奖、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等殊荣，可以说是一鸣惊人。而《热带雨》作为您的第二部长片，在创作心态和创作条件上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陈哲艺：其实没有，我觉得对自己还是有同样一个要求，如果心态真有改变的话，我可能不会等那么久才拍另外一部。

2013《爸妈不在家》

其实《热带雨》这部电影的筹备，我光剧本就写了三年，比我写《爸妈不在家》要更久。当初《爸妈不在家》写了两年，而这个写了三年。然后就是找演员，找景，筹备，其实也花了很多时间。你想，跟前一部相隔了六年。

所以我觉得，我不是因为得奖，然后有了什么包袱，反而是我对自己作品的一种要求。而我对自己最大的要求就是，我是不是能对得起电影中的人物，电影中的故事。

《爸妈不在家》片场照

而且最让我担心的就是，你知道，电影这个东西它会永远缠着你的。你在拍完电影之后，它不会说不见就不见了，它会永远被收录在DVD、电视机或者网络平台上，甚至你坐飞机的时候都有可能会看到。

因此，我在创作一部电影的时候，我必须要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才行。等五年后、十年后、二十年后回想起来，依然相信当年那个时候的自己是有做到最好的。

看死君：国内观众对《热带雨》的反响非常好，这在您自己的预期之内吗？

陈哲艺：完全没有，完全是预期之外。我们这部电影是在多伦多电影节全球首映，在站台单元竞赛；然后去了温哥华电影节；而第三站是在伦敦电影节展开欧洲首映。但这些都是西方国家，面向的都是西方观众。

直到平遥电影节的亚洲首映，才终于真正面对纯华语观众；他也不是说日本观众、韩国观众，就是纯华语观众。我那个时候非常期待也非常担心，不知道会产生怎样的反响。

这种感觉就跟我之前拍《爸妈不在家》一样，我会担心，它是不是一个非常新加坡的故事，然后国外的华人是不是会有一种同样的共鸣或情感，他们会看得懂我的电影吗？

而且《热带雨》这部电影，其实我自己觉得比我之前的作品要沉稳、成熟很多；但也比之前有更多留白，更多潜台词。所以我很担心，观众会不会看得懂。

我发现现在国内很多电影，都已经完全没有留白了，完全是直白到底。我就在想，现在的观众是不是已经被养到完全不会动脑筋了，根本不愿意去思考。

看死君：您为什么会选择“师生恋”这样一个主题呢？

陈哲艺：我觉得师生恋是其次，一开始最让我着迷的是女主角阿玲这个角色。我想要写的是，一个快到40岁的遭遇中年危机的这样一个女人。不管是在婚姻、家庭还是事业上，她都似乎遇到一种瓶颈。她要怎么去重新定义自己，怎么去重新找回自己，怎么继续走往下的路。

我其实是因为对这样一个人非常着迷，而不是说我要写一个师生恋的故事。我花费很多的时间去了解、去沉浸在这个角色里面，就是跟着她走，然后她带我去那里。

你看阿玲这个角色，她白天教课、辅导、改作业，傍晚回家做饭、照顾老人，然后又要改作业。同时，她还在做一些受孕的医疗，需要打针、吃药、复诊。这个人几乎是完全没有社交生活的。她不像我们很多人，周末会去看电影、会去约会。

就是这样一个人，她的生命已经有那么多的创伤、失落和寂寞；她如果需要温暖，需要有人给他一些关怀，这个人会在哪里出现。他不可能在家里出现，除非是一个鬼魂。

所以他必须是在学校，那只有两个可能性嘛。一是同事，是另外一个老师；二就是一个学生。所以这并不是说，我就是非要拍一个师生恋，因为这个话题太耸动。

我是跟随人物带着我走，然后看她会带我去哪里。但我又觉得，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其实也并不是纯师生恋，甚至完全不是纯爱情。只是两个寂寥的人，在那个时候都非常需要关怀和温暖。我们每个人其实都需要一种温度，一种陪伴。

她一直都想要一个小孩，而学生伟伦是不是他想要照顾的小孩呢？或者说，因为她的老公是跟她完全疏离的，常常都是见不到人，那么伟伦是不是某种意义上的替代品呢？

至于伟伦，由于父母长期在国外，对他而言，老师阿玲到底是不是他青春期的爱情或初恋，还是一个取代妈妈的人物呢？所以，我想探讨的人物关系其实很复杂，并没有那么简单。

看死君：男女主角在《爸妈不在家》中饰演母子，这次则是饰演一对关系不太寻常的师生。这对于他们的表演以及您在执导上有没有一些挑战？

陈哲艺：我对所有的演员，特别是他们两个，在《热带雨》这部电影里比之前在《爸妈不在家》中要更加苛刻。你可以通过电影看到，这次的表演要比《爸妈不在家》细致很多很多。

回想他们上一次跟我合作还是六年前。这六年来，雁雁也有跟很多其他导演合作；而家乐这几年听说参演了一部电视剧，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表演。

对他们来说，这次在《热带雨》中的表演其实非常辛苦。特别是雁雁的角色，非常不好演。至于家乐，他会直接跟我说，你为什么要我喜欢一个老女人，我本身是不会喜欢老女人的。但是我叫他做什么，他还是会做。他一旦沉浸在角色里，就可以完全没有包袱地去往前推进。

我觉得确实有一些尴尬的地方，特别是因为《爸妈不在家》的包袱。家乐拍《爸妈不在家》的时候才11岁，他那时从彩排开始就一直管雁雁以及饰演父亲的陈天文，叫“爸爸和妈妈”，到现在都还是这样。

2013《爸妈不在家》

他每次看到雁雁都叫妈妈，因为已经习惯了，而且那个关系并没有随着拍摄完而结束。当年电影很成功，我就带着演员去了世界各地。对于一个11岁的小朋友来说，就很好玩儿，可以出国到处跑，而雁雁真的感觉像是一个妈妈那样的人物。

2013《爸妈不在家》

所以我们在拍摄《热带雨》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许家乐，不要在现场再让我听到一句妈妈，因为对我来说太别扭了。后来有一天，我记得是在收工之后，当雁雁摘掉假发准备回家的时候，家乐就追上去说，我可以叫你妈妈了吗？

因为之前的电影而有了这个包袱，其实既是坏事也是好事。他们虽然是我的演员，但好像已经亲到就像家人一样，我要喊就喊、要骂就骂、要疼就疼、要爱就爱，这个关系蛮特别的。

看死君：影片用了不少笔墨展现文化方面的冲突，而女主角正是教中文的。您能否谈一下目前“中文”在新加坡的处境吗？

陈哲艺：中文，是我这几年蛮关注、而且蛮担心的问题。新加坡现在的年轻一辈，甚至我的一些朋友，现在很多已经完全无法用中文表达自己了，因为已经很少讲中文。

像家乐这样十五六岁的学生，甚至小学生，你会发现他们是完全抗拒或者不懂得说中文的，中文能力非常差。你跟他讲一句中文，他会回你一句英文，这就是一个当下的现状。甚至很多爷爷奶奶，为了要跟孙子孙女沟通，就不得不开始背英文单词。因为孙子孙女都不会讲中文，所以我觉得蛮悲惨的。

华人不会讲中文，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完全不明白的，而且我对这个事情非常关注。但我并不觉得以后会变得更好，或许只会变得更糟。我跟我太太住在英国伦敦，但我会提出要求，我们在家里只讲中文。

我现在有了小孩，我知道他会在英国长大，不可能有讲中文的环境。如果我们不跟他讲中文的话，他长大之后应该是不会讲中文的。而且我现在已经没法期望他会写中文，因为你在英国没可能学会写中文，因为环境所致。

而新加坡真的很糟糕，因为他是一个华人居多的社会，七成都是华人，但长期都是用英语交谈、对话，包括做行政文书、工作、Email几乎都是用英文。所以，其实电影里面很多涉及到的文化冲突，都是我这几年通过观察新加坡的家庭和社会，所积累的一些想法与感触。

看死君：这部电影延续了您上一部的主题，家庭、情感及人与人之间的羁绊。您是如何捕捉这些微妙的关系的呢？

陈哲艺：我是一个非常细致、非常敏感的人，而且我去到哪里都会观察人，不管是他们的谈吐，他们说话的方式，他们的穿着，还是开什么车，涂什么口红，这些都会观察。

所以很多时候，我在造型和美术上都会讲得很细。比如他们做完造型后，我会跟他们说，如果你赚那么多钱，你住这个房子，你会戴这样的手表吗？我会对这些细节非常讲究，让人物丰满起来。我拍电影，其实拍的不是剧情，我拍的是人物。

看死君：能否谈一下“榴莲”在电影中的隐喻？

陈哲艺：榴莲就是这个电影里面的禁果，而且我自己很爱吃榴莲。我是东南亚长大的小孩，在东南亚榴莲是“水果之王”。对很多人来说，榴莲真的非常非常臭，味道很重。

而且，其实榴莲也刻划着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关系。因为新加坡是没有农业的，新加坡所有的榴莲都是马来西亚进口的。在电影里，老师阿玲的弟弟就是榴莲的供应商。

所以，我在拍课室吃榴莲的那场戏时，我基本上就是把榴莲当成一个禁果在拍，然后想要把它的味道拍出来。我希望这个味道是有被拍出来的。

看死君：影片结尾女主角怀孕了，这是不是给她的一个希冀？

陈哲艺：是的，因为不然这部电影就太黑暗了。你看电影里不是有一个梦境嘛，在梦境里她拥有一个宝宝。这是第一次我们看到阿玲有那么灿烂的一个微笑。你盼了那么久的事情，你到最后都不给她，那就太残忍了。但我并不是一个撒狗血的导演，所以后面还是有一个留白。

看死君：您的下一部电影会拍什么题材呢？我记得你说《热带雨》是“成长三部曲”的第二部。

陈哲艺：完全还没写，但是有一些想法，我也跟家乐有讨论过，但是他有点不愿意。我第一部电影拍的是他上小学，第二部电影拍的是他上中学，那么第三部……因为新加坡需要义务服兵役，都要去当兵两年，有些是18-20岁，有些是19-21岁，我自己也当过两年兵。

许家乐有一天就跟我说，他要去当兵了，要被关起来当两年兵。于是，我就想要拍一个当兵的故事。但是第一部电影，他爱上的是女佣；第二部电影，他爱上的是老师；那么你可以幻想一下，第三部电影他会爱上谁。

看死君：最后想问你，现在新加坡电影产业是怎样一种状态？

陈哲艺：我觉得蛮悲哀的，有才华的导演很多，但是没有观众支持。我觉得政府还是挺支持，但私人的一些投资很难找。所以我还在考虑，我要不要拍我的第三部。

看死君：一定要拍，我们超期待的。

-你想怎样？-我要hug你！

采访| 看死君；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

新加坡进入了雨季。午后的暴雨每天如期而至。阿玲的车载广播里用普通话说着天气预报，和马来西亚的动荡政局。这是陈哲艺的第二部长片《热带雨》的开场镜头。《热带雨》拍摄制作于2018、2019年，这几年正是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的巨额贪腐案持续发酵的时候。

阿玲来自马来西亚太平——霹雳州首府怡保附近的小城。她嫁给了新加坡人，在新加坡的一间中学任汉语老师。在学校办公室里，她和同事讲英文；在汉语课上，她坚持和学生讲标准的汉语普通话；电话里，她和马来西亚老家的母亲说闽南语；回到家，丈夫和她说一种夹杂英语和汉语的新加坡皮钦语——但通常他们相对无言，他们的感情破裂，很难捱过这个雨季了。

陈哲艺使新加坡的汉语困境交融于阿玲的生活困境之中。阿玲与丈夫不育，丈夫也有了外遇；她的课程也在学校不受重视，可以随意被砍，“只是中文而已”，用英语授课的数学老师说。无论在性别上、还是语言上，她在新加坡感受到的是一种边缘化。

但另外两个更加边缘的人物渐渐聚集到阿玲的身边。汉语课上一个情窦初开的男学生伟伦喜欢上了阿玲，他是班上唯一真心跟着她学汉语的学生。不伦之恋悄悄发生。而家中半身不遂、无法开口说话的公公，和她的关系似乎也比和儿子更加亲近。他喜欢看胡金铨的武侠电影，会缓慢地会指着汉字“笑”来宽慰她。联系他们的共同纽带是汉语。有一天，伟伦来家里补习作业，他不晓得“帮”字怎么写，公公就在他的手臂上一笔一划写出了“帮”。这一瞬间，陈哲艺似乎让新加坡的汉语有了被传承下去的幻觉。

已经“失语”的上一辈新加坡人、和写不出汉字的下一辈新加坡人，反而都与这个外来的马来西亚女人有着更加亲近的情感，这是陈哲艺用一个合情合理的故事包装出来的一种情感寄托。陈哲艺在英语环境中长大，他的中文和片中的伟伦一样，是中学之后才慢慢习得的。他曾在采访中说这个故事有部分源自“个人的经历”，他对汉语的执着情感也可以追溯到中学时代。

陈哲艺早年拍过一部短片《回家过年》，用十几分钟的时间浓缩了一个新加坡家庭几十年的变迁。从60年代一直到21世纪初，新加坡从一介渔港变身为国际大都市，短片中反映这种变迁的标志物就是人物的语言——家庭用语从早年的闽南语、普通话，到现在的皮钦语。繁荣的背后，陈哲艺试图捕捉的是这种难以脱去的感伤情绪，一种母语的失落。语言是理解陈哲艺的电影的一把钥匙。

新加坡汉语的衰弱是一个已经被很多人讲述的老生常谈，陈哲艺在其中加入马来西亚这剂新的调料，让这个故事变得丰富生动起来。杨雁雁饰演的马来西亚女人阿玲，来自大马华人较为集中的怡保地区。和新加坡相比，马来西亚的中文教育得到了更好的传承。陈哲艺通过语言这面镜子，让新马两地的历史在一场师生恋中呈现。当热带的雨季来临，这个马来西亚霹雳州的女人需要面对的是一段婚姻的终结、一段新感情的洗礼，和一场重新获得自我认同的努力——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性别上。

霹雳州也是历史学家王赓武的故乡，他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生动地回忆了三、四十年代英属马来亚治下的霹雳州首府怡保的族群状况与华文教育。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对南洋的华文教育着力甚多，经常有中国的教师前往南洋任教，王赓武的父亲王宓文就是当时从大陆来的华文教师。在正统的国语教育之外，当时的闽粤各族群也都保留了各自的方言与传统。这一时期同为英国殖民地的新马两地共享了某种历史记忆。但这种记忆就如电影中“失语”的公公一样，已经非常稀薄。

六七十年代，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也经历过衰退的过程，但总体上维持了完整的教育体系。80年代之后，特别是新世纪之后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开始回暖，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所统计到的数据，“自2004年起，华文独立中学教育展现了一股生机勃勃的发展势头，学生总体人数由2009年突破六万人、2012年突破七万 人、2015年迈入八万人”。 而在以英语为国语的政策下，独立后的新加坡华人的语言变迁与马来西亚华人分道扬镳。如同阿玲在家庭中与新加坡丈夫的鸡同鸭讲，普通的夫妻分歧，被植入了语言的因素。

影片结尾，放下新加坡的情感纠葛的阿玲回到了马来西亚老家。她和母亲用闽南语拉着家常，屋外突然出现了阳光，让影片有了一个颇有暖意的结尾。陈哲艺对闽南语的亲近感很容易让他陷入这种看似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景：阿玲在新加坡的时候经常关心纳吉布治下的马来西亚乱局，示威人群在吉隆坡要求纳吉布下台——事实上《热带雨》上映的2019年下半年，正是纳吉布被马来西亚司法部门调查起诉的时间。语言脱去了它温情脉脉的外衣，露出了真实世界的一角。

但陈哲艺镜头下的怡保还是如世外桃源般，接纳着外部世界的挫败者。他将阿玲拉回到她习得母语的堡垒，就像王赓武晚年深情回忆起旧时的怡保一样，阿玲在怡保获得的，是语言的庇护，也是情感的回归——也许观众可以批评结尾的抒情过于逃避现实。

——一根超过4厘米的针扎进腹部，是什么样的感觉？

——亲手将一根超过4厘米的针扎进自己腹部，又是什么样的感觉？

——连续8到10天，每天亲手将一根超过4厘米的针扎进自己腹部，又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每个月都有8到10天，需要亲手重复以上这一步骤，又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想，即便是没有「尖锐恐惧症」的人，细想之下，可能都难以支撑着忍受到第四句描绘的情境。但《热带雨》中的女主角，中文教师阿玲，却在日复一日地忍受着这样的自我折磨。

为什么非得受这样的罪？

滂沱大雨中缓缓升起的新加坡国旗，给了我们一个暧昧的回答。

新加坡，东南亚最现代化、国际化的国家，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在这座花园城市里共同相处。尽管时至今日，华人依旧保持着77%以上的人口比例，可出于历史原因，在英语被作为官方行政语言的新加坡，中文乃至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正因时代的发展而日渐式微。

但凡当老师，都难免会因为遇上不求上进的学生而产生职业价值上的挫败感。在中文使用率本就不高的新加坡，学生乏善可陈的积极度则使这种挫败感更加突出：

「为什么不写中文名字？」

「忘了嘛~~~」

Peter Chan流利却吊儿郎当的答复，实在很难让人判断，他究竟是真的忘了自己的中文名字，还是明知中文名，却根本不愿填在试卷上。虽然自此之后，陈哲艺没有再费更多的笔墨和镜头去呈现Peter Chan这一角色，但年轻一代华人对中文怀揣的态度，却已经不言而喻。

这种古怪的疏离感不仅来自于学生，甚至在日常和年纪相仿同事的寒暄中，也有着掩饰不住的吊诡。同样的黄皮肤、同样的黑瞳孔、同样的黑头发，却操着完全不同的语言，看似可以互相理解，但从来没有相互体会，表面上越是亲热，背地里越是陌生。

只是单纯地因为在新加坡国际化的发展中，中文无法满足人们对更高阶级和更大收益的追求，便遭到了华人乃至教育部门的冷落与抛弃。而作为中文老师，原本担负的使命——延续华语族群的传统意识，在新加坡愈发现代化的浪潮与资本主义汹涌的逐利惯性中，似乎被异化成了某种不合时宜的原罪，并被温吞而果决地孤立——不信你看，胡金铨的武侠片，似乎只剩下阿玲瘫痪的公公一个观众；就连硕果仅存的武术比赛，在海报和记分牌上，也满满都是英文——明明置身于满是华人面孔的象牙塔，阿玲却仿佛一个格格不入的局外人。并且，纵观整座学校，似乎没有哪个人能同她一道分担这份落寞。

死气沉沉的工作所带来的巨大失落感，往往需要一个生机勃勃的家庭才能填补。

然而回到家，只有瘫痪在床的公公等着她照顾。不对，还有按部就班的阿姨在等着她付钱。偶尔，还需要从自己并不宽裕的积蓄中拿出杯水车薪，接济身在马来西亚、并不成器的弟弟。原本应当承担，或者至少一同分担的另一半在这个时候仿佛人间蒸发，甚至一丝存在的痕迹都难以寻觅：不论是衣架上的一件外套，还是书桌前的一张合照。

如果是一个人独身也好，哪怕失落，至少能安然享受属于自己的生活；真正可怕的是，一边机械地重复着毫无认同感的工作，另一边还要负荷自己生活之外大量的日常琐碎，长此以往，只会将一个人彻底掏空。而更让人细思恐极的在于，B超检查的医生轻描淡写的两句话：

「我那个也一样，整天找不到人的」

「我家小孩也是整天讲English，华语也是很差的」

不得不让人怀疑，这种疲惫而疏离的生活，并不是只有阿玲一个人在过。

看到这里，突然就不难理解阿玲，为什么能够一次次地忍受催卵针扎进自己身体的痛楚了。当一个人的A面和B面分别被失落与疲惫填满时，似乎只有一个婴儿的诞生，才能盘活这死水一潭般的生活。或者，至少短暂地激活一下迟钝的肌体与麻木的感官。只是，这样的日子要到哪一天才是个头？

稍微有一些生理常识的人都知道，女性一生能生产的卵子数量是有限的。催卵针的作用，与其说是促进女性卵子成熟，不如说是为了当下受孕的小概率可能，而提前透支一个女性成为母亲的未来。

或许是为了拯救失败的婚姻，也或许是为了堵上亲戚的闲言碎语，抑或是母性本能的驱使，一针针地扎下去，付出的代价是巨大而不可逆的。但当晚归的丈夫冷淡地甩开阿玲的手臂，一个人走进浴室后，一切转机的可能其实已经趋近于零。

当感情和血脉走到只能依靠冰冷的试管和药剂才能勉强维系的时候，就像华语文化在新加坡的尴尬处境一样，其实已经没有继续延续和挽回的必要了。当年迈的公公终于在睡梦中溘然长逝，三兄妹立即因为财产的分配而争执不休——这一幕在影视作品中或许太过常见，但恰好将两个问题集中在一起暴露了出来——传统的伦理与传承早已藕断丝连，所有的鸿沟早已深深筑下，人与人之间只剩下利益的合谋与算计。阿玲的丈夫及姐妹是如此；她那打着培养学生的旗号，实则只在意自己仕途的校长亦是如此。之前的一切委屈、煎熬与无可奈何，不过是礼崩乐坏之前的序章。区别只是，道貌岸然的遮掩与否，以及扯没扯下那一块最后的遮羞布。

郭伟伦的介入，在我看来不过是一段精彩却无关痛痒的插曲。他更像是阿玲的一个影子：同样孤独、同样寂寞，同样地对没落的中华文化及人情冷暖怀抱有一丝微不足道的希望。甚至他们即便发生了关系，也难以用恋情和爱人去界定彼此。只是两个同样孤独的灵魂在对方的身上嗅到了一丝同类的气息，从而不自觉地想要在对方身上取得一丝抚慰和依靠罢了。但一方面，作为对传统伦理的恪守者，阿玲无法因外界的道德坍塌，便随波逐流地踏入礼崩乐坏的漩涡；另一方面，作为新生代的继承者，郭伟伦的力量也不足以改变社会大众对现行规则的臣服。他像一剂猛烈的催化剂，加速了漩涡中阿玲的觉醒；同时，亦扮演了礼崩乐坏的当代社会里，一丝不太和谐的杂音。

103分钟的时间里，陈哲艺赤裸而从容地将社会层面的政局动荡、性别刻板观念；文化层面的语言冲突、文化传承；还有个人层面的婚姻危机、空巢家庭乃至师生恋问题，圆润地整合到了一起。野心极大，也的确顺畅地实现了不同话语的叙述和讨论，但过于丰富的指涉，难免容易让人分不清他想要传递的核心态度——直到阿玲乘坐大巴回到阔别已久的马来西亚时，镜头给到路边层峦叠嶂般密密麻麻的棕榈树林，我的记忆突然如触电一般被唤醒，与《阿飞正传》开场中同样的那片墨绿森林发生了重叠。「无脚鸟」三个字，就像纪念张国荣和愚人节早已被雷打不动地捆绑在一起一样，在我的脑海里，被牢牢地和这部电影、和陈哲艺锁在一起，成为整整弥漫了103分钟的抑郁情绪的最佳注解。

香港、台湾以及新加坡，相比辽阔的中国本土，地缘上都是孤悬于海外的一畦弹丸之地。而三者也因为近代以来错综复杂的历史，以及同处不同庞大势力博弈之下，拥有着「身不由己」的共同经验。那是徘徊在风雨之中飘摇无依的惶恐，也是对远方故国难舍难分又近乡情怯的乡愁。只不过，这份相似的乡愁，在80年代的罗大佑口中，是「亚细亚的孤儿」；在90年代的王家卫笔下，是飞翔终身的「无脚鸟」；而在21世纪的陈哲艺的镜头前，化作了漫天连绵又瓢泼不止的热带雨。

不同的是，云开雾散后，陈哲艺的无脚鸟，最终在落后却相对完整保留了华人文化的马来西亚，找到了自己的归属。

这篇短采访刊载在新浪电影。

“希望新加坡的华人不要放弃讲中文，我现在总会这么担心。”陈哲艺指了指身边的演员许家乐说，“你看他，中文就讲得不是很好。”这位导演带着剧组来到澳门国际影展，就像在平遥国际影展上一样，面对镜头表达他对华语的担心。

六年前，新加坡导演陈哲艺带着处女作《爸妈不在家》一鸣惊人，时隔六年，终于出了第二部长片作品《热带雨》。一个月前，这部电影斩获平遥影展费穆荣誉最佳影片，被奉为2019年最重要的华语电影之一，如今在澳门影展上也一票难求。

故事依然是家庭题材，关注新加坡华人的婚姻困境，同时也反复讲述着新加坡华语遭遇到的困境。这不由得让人好奇，这位完全生长在英语家庭、接受英文教育的导演，为何会坚持使用华语创作？

我跟陈哲艺只聊了15分钟。他善于以剧本取胜，如何创作剧本？他善于创作女性人物，如何刻画男性角色？

【关于语言，我反映出的是一种现实】

新浪电影：我看您在很多场合都说特别担心华语在新加坡的困境，我昨天看了电影才知道原因。你为什么会这么的留恋并坚持用华语创作？

陈哲艺：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新加坡，新加坡现在完全变成一个讲英语的社会了。新加坡是一个前英国殖民地，在70年代以前，新加坡分两种学校，一个是英校，一个是华校。在英校，基本上所有科目都是英文教学，除了中文。华校是所有的科目都用中文教学，除了英文课。70年代的时候，政府把所有华校改成英校，所以现在新加坡所有学校的科目都是用英文进行，除了每周只有两三堂的中文课。

很多学生讲中文、写中文的机会是很少的。新加坡官方语言是英语，不管我们做文书、行政，领个结婚证，去离婚，或者去办任何的事情填表格，都是用英文进行。

小时候因为爸妈都是念英校的，我们在家里讲英语，也只订阅英文报，你完全不会在我们家听到中文，因为我爸不会讲华语，因为它只会讲英语。

现在，我觉得状况就更加的恶劣，也更加的困难。你看到的那些中学生，他们是我几个月里通过工作坊训练出来的一批素人演员。你问他们一句，问他们一个问题，你用华语去问，他们只会英语回答。

所以，我觉得现在新加坡的华人，面临一个蛮大的困境，很多人可能已经放弃了华语，我看很多不会讲英语的爷爷奶奶，现在反而不是他们教孙子学中文，而是他们去学很多英文单词，为的是可以跟他们的孙子交流。

你看《爸妈不在家》里的校长是印度人，但是《热带雨》的校长是个华人，这个演员是完全不会讲华语的！他从小就接受英文教育，然后去国外留学。现在，很多新加坡的政府单位里的人以及高官基本上中文都讲得挺困难的。

新浪电影：在两部影片里，虽然人们是在讲英文，实际上还是有大量很传统的华人思维和生活习惯存在。

陈哲艺：肯定有的，我反而觉得华人的一些文化跟传统，在新加坡还是保留的蛮多的，但语言和语文方面有很大的问题。

新浪电影：从全世界来看，尤其是处于两种语言或者多种语言的环境里生活的地方，会是当下文艺创作比较旺盛的领域，因为那些地方特别容易产生新的文艺作品。经历不同的语言带来的撕扯，会给你的创作带来一些影响吗？

陈哲艺：我不觉得会特别给我创作带来任何的影响。很多国外的观众看了之后，特别是大中华地区的观众看了，会觉得好好笑，为什么这个人一半中文一半英语，然后他们的英语又很幽默，但是对我的创作来讲，新加坡人讲话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反映出的是一种现实，而不是说我特地为了有任何一个喜剧效果，把它添加进去。我们讲话真的是这个样子。新加坡是一个移民国家，多元种族、多元语言的国家，我从小就非常习惯掺杂不同的语言。

【一开始没有想拍师生恋的故事】

新浪电影：我听说这个剧本写了三年。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比如讲有什么事最初设计的，后来又推翻？

陈哲艺：我之前《爸妈不在家》写了两年，这部电影写了三年。对我来说，剧本创作都非常漫长，因为我是一个需要沉浸的人，不只是主角的角色，我需要沉浸在所有人的角色里才可以写出来。所以，片子里面每一场戏，每个人物的每个对白，我自己都可以演出来。

甚至在片场的时候，我会跟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所有演员说，不要觉得你比我更懂这些人物，因为我跟他们活了三年的时间，就算你是多好的演员，你都没有比我更懂他们，不对的时候我是很清楚。我对情绪上的节拍、节奏、情感、停顿都非常的敏感。

写剧本的过程也没有说推翻或不推翻。我不是一个顺着写的过程，我知道很多编剧老师会从第一幕写到最后，但我是通常有头有尾，中间可能有一些很深刻的影像或者说桥段，我会写出来，而且写得非常细腻，但它可能没有前也没有后，前因后果还没有铺出来。我是要慢慢跟随着人物到底要什么，在这个时候会做怎样的决定，会做什么……然后，慢慢跟着这个人走，才可以走出来我的电影最后是什么样子。

大家看了之后说《热带雨》是师生恋，但我一开始没有想说会拍一个师生恋的故事。你看这个女人的背景，还有她生活的环境。她是一个老师，白天要教书，要备课、改作业，回到家后看护走了，她需要做饭，需要打理一些家务事。她还要照顾一个半瘫痪的公公，帮洗澡换衣服什么的。除此之外，她也碰到不孕的问题，需要打针、复诊，这女人已经忙到累到完全没有社交生活的，没时间去跟朋友看电影，没时间跟朋友喝个咖啡、喝个酒。

在这样的环境下，你知道这个女人是需要救赎的，需要走出这个危机，谁可以帮到她，这个人会来自哪里？肯定不是家里，因为家里没人，老公早出晚归，也就剩下一个不会动的老人，她也没有任何社交圈子，唯一可能发生的一定在工作的地方。她是一个老师，中文老师在新加坡的制度下不受重视，大家也不觉得她的科目很重要，所以这个人不可能是校长，也不可能是周边的同事，肯定是学生。

所以需要花时间把人跟故事理出来的。我写故事不是说为了可以给你一个惊讶或者给你一个转捩点，而特别去设计这个东西，而是我从人物的角度去走转，最后怎么走还是会走到那里。她教不在乎她的科目的学生，唯一只有一个学生在乎，在乎中文也在乎她，就这一个人。所以最后不管怎样，两个人终究还是会发生某一种情感，至于会走到多远，那就看我怎么去写。

【家庭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新浪电影：关于杨雁雁和许家乐的角色你聊过很多，包括你自己也说你善于写女性人物，这部作品里老公那个角色其实很抓人。你是如何设计他和妻子之间的关系的？

陈哲艺：她老公的角色，你不能说是坏，对，我不觉得他是坏，而且也不能说他渣。

我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做了很多田野考察，也访问了很多妇产科医生，基本上有一半的夫妇只要经历了大概三年以上的人工受孕，就是不孕夫妇经过人工受孕、打针、吃药、什么复诊，有一半最后会离婚。为什么？

因为一个婚姻是经受不了那么多年的挫败的。一个婚姻可以建立起来，是因为有很多两个人之间的美好和甜蜜。但是如果你的回忆，两人之间的关系和情感只有挫败、失落、伤心、痛苦，这个婚姻是很难维持的。

在《热带雨》里这对夫妻历经的正是这个东西，这个男人完全不懂得面对，或者说其实这是一个已经很难挽救的婚姻。我觉得很多男人都是这样，逃避，不回家，因为待在家里就需要去面对。

家里除了二人的婚姻问题，又有他爸爸瘫痪、生病，基本上是一个并不温暖的家，那他为什么要回家呢？所以，我不会说他是一个坏男人，可能是一个很窝囊的男人，很多男人碰到大问题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他宁愿不要去面对，宁愿不要去正视。

新浪电影：《爸妈不在家》以及《热带雨》都描绘了两个家庭，也都有一个外来者，如果我们把房子当做一个私人领域的话，两部作品都描述了外来人“侵入”到私域中带来的后果。该怎么看待外来者和这两个家庭的关系？

陈哲艺：我想的不是外人介入，很多时候，我的电影永远都在探讨家庭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家人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比如说这部电影，一家三口里有个老公早出晚归经常不在，还有一个中风的老人，家里没有生气，是很有缺口的一个家庭。

但很奇怪的是，当男生进入之后，你看他们的交流，你看他们的互动，你看他们吃饭的样子，像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家庭的图画，一个全家福。虽然这三个人是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她也不是他的女儿，只是儿媳妇，他也不是他孙子，她和他也不是母子。很多时候，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非常微妙，我想探索的就是这个东西。

当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则更关心是怎么发生的。

人是复杂的情感动物，本难梳理，《热带雨》则用一些意味深长的细节，带出了这场师生恋的脉络。

1、雨天的第一次同车，伟伦对老师表示感谢，同时也鼓励她别忍让无理司机。这显得伟伦比实际年龄成熟，又让阿玲感受到他的小小男子气。

2、伟伦偷拍老师，是一种明知你我有距离但我仍情不自禁的青春萌动。而且我知道你有心事，我想靠近你，了解你。

3、中文补习课，其他学生都跑掉了，只有伟伦留下，阿玲感受到被尊重，她请伟伦在教室一起吃榴莲。榴莲的特性是什么？别人闻着臭，自己吃着香。禁忌之恋或许也是如此。

4、阿玲带伟伦回家补习，伟伦和阿玲瘫痪的公公相处甚欢，不是一家人，却让三人都享受到了难得的家庭乐趣。

5、伟伦的武术比赛，他父母都没去现场，阿玲带着坐轮椅的公公去了，见证伟伦拿了长拳冠军。

悲伤时的身边人、快乐时的身边人，我们总是很容易爱上，不是吗？

6、三人一起吃榴莲，再次以榴莲为喻，不为世俗所容，但当事人或许只想说“真香”。

7、中文补习课，从一对多，慢慢就变成只有一对一了，这是他们的二人世界。

8、阿玲批阅伟伦的作文，写的是师生之间的尊重。意味伟伦将自己和老师视为平等关系，阿玲看得愣了神，笔尖墨水晕开，意味阿玲的心潮涟漪。而这鲜红，也预示着性即将来临。

9、和阿玲发生关系后，伟伦像个男人一样，表现出了体贴和担当，给阿玲空间恢复平静、问阿玲是否要喝水(虽然他家冰箱空空，饮品只有可乐，也再次说明他被父母疏于照顾)。伟伦送阿玲下楼，在电梯里主动牵手。但有外来者闯入，一个小小的电梯，就是新加坡这个移民社会的缩影，而阿玲伟伦和他们之间，被阻碍物隔开。

10、师生恋由于同学抢伟伦手机而泄露，阿玲退缩了。公交车上伟伦执意要牵手，阿玲拗不过顺从了，但用文件夹做掩护，而文件夹书脊上写着：礼义廉耻。意味这段感情必将屈服于现实运行的道德法则。

很喜欢《热带雨》的最后一个镜头，阿玲似乎什么都失去了，但她笑了。

导筒系列专访 导演陈哲艺

10月16日，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荣誉之夜”在小城之春影厅举办，各大奖项出炉，新加坡导演陈哲艺的第二部长片《热带雨》获得三项大奖，其中《热带雨》获得费穆荣誉最佳影片，迷影选择荣誉，杨雁雁获得最佳女演员奖。

【导筒】带来《热带雨》导演陈哲艺专访，走进这位曾经横空出世，如今沉稳回归的新加坡影坛领军人物。

影片简介

从马来西亚移居新加坡的中文老师阿玲(杨雁雁饰)结婚数年仍无法生育，与丈夫(李铭顺饰)的关系日趋冷淡。新加坡教育体制对中文课缺乏重视，让她在事业上更感沮丧。南国雨季，玲和自己学生(许家乐饰)氤氲出一段特殊的感情。人工受孕失败、瘫痪在床的公公(杨世斌饰)突然去世，面对家庭变故，几经波折，阿玲终得以重见⾃⼰。

导演简介

陈哲艺，1984年4月18日出生于新加坡，新加坡导演、编剧、制作人，毕业于英国皇家电影学院。2005年，执导个人首部短片《G-23》，该片入选戛纳电影节“世界电影展映”项目。2007年，自编自导短片《阿嬷》，该片获得第6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电影基石和短片单元-最佳短片特别提及奖。2011年，执导剧情短片《回家过年》。2013年，自编自导家庭电影《爸妈不在家》，该片获得第6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摄影机奖 。2019年，执导第二部长片《热带雨》，入围多伦多，平遥等众多影展。 导演自述

对于女性课题，我一直都有浓厚的兴趣。第一部长片《爸妈不在家》琢磨的是母亲职责与哺育本能。《热带雨》则是延续探讨女性在社会中身份认同的课题。

一个将近40岁、渴望拥有自己孩子的女性形象潜入了我的脑海。在剧本中，我将她描绘为"具有一种特殊的气质，自然散发一种母爱，但并不是一位母亲“。令我着迷的这个人物，正失落于现代职业女性与家庭贤良淑德的双重压力之下。

于我而言，《热带雨》就像是一位女性的精致画像，描绘了一位在事业和婚姻上都不被认可的女性如何在路途中发现自己、定义自己。主人公玲不是宿命的受害者，面对这场"战役“，她带着尊严，优雅地展现了沉默有力的韧性。

过去几年里，这个案子与我的私人生活也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和我的太太，恰好在很努力地建立我们的"家庭”。这种迫切想拥有孩子的切身经历，也洗练了我完成这部作品的决心。

陈哲艺在平遥电影展

采访正文

导筒：主角阿玲在影片中多次在汽车上给自己腹部注射药物，这是用来提高怀孕几率的吗？

陈哲艺：她打的是荷尔蒙，这样才会排卵。一个女生平均每28天排一次卵，如果一直打针就会像打激素一样，打荷尔蒙那个时候就可以排卵。有些女生3、4个，有些女生甚至10个卵，这样你才可以动手术把这些卵取起来。那个手术基本上是把卵取出然后才可以受精，也就是人工受精。

《热带雨》剧照

导筒：影片中有很多反复出现的元素，其中榴莲在其中有什么具体的用意？

陈哲艺：榴莲是我很爱吃的水果，它也是一个在东南亚很有象征性的水果。在东南亚我们把榴莲封为水果之王，新加坡本身是没有农业的，所以新加坡所有的榴莲都是从马来西亚进口，阿玲的弟弟也算是一个榴莲的供应商，所以每天都会从马来西亚去摘一大批榴莲来新加坡。如果你细心去看某几场戏的话，榴莲是我这部电影里面的“禁果”，而且它非常的特别，很多刺，很多人觉得它臭气熏天，但我觉得它香味扑鼻。我还记得我跟摄影师说：“我们要通过这几个镜头把榴莲的味道拍出来。”

《热带雨》剧照

导筒：阿玲母亲给阿玲带的某种符，在新加坡普遍存在吗？

陈哲艺：这是求子符或叫平安符。这很普遍，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去寺庙。有的时候我的一些朋友也会送我，不管去日本或者去台湾，他们都会去买个平安符。

导筒：是在华人群体？

陈哲艺：是华人群体，这个符通常是道教的一种符。我老妈上周还连夜从新加坡坐了车去了马来西亚，跟她一堆亲戚朋友去寺庙求平安。去一个大老远的地方去拜拜，去上香，就因为那个庙很灵。我不知道中国大陆是怎样，其实很多海外华人还是挺迷信的。我从小只要考试前我就会去观音庙拜拜；上香，临时抱佛脚。

《热带雨》平遥首映现场

导筒：雨是片中贯穿全片的重要元素，有些大雨还起到了过渡或者渲染剧情的作用，新加坡的雨季相比其他国家会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

陈哲艺：我在一开始构思写的时候就想要把雨季当为背景。尽管雨不好拍，但是雨拍起来非常地诗意，非常有电影感。而且它不只是一个视觉的东西，雨滴答滴答是有一种味道在里头。我觉得下雨这个东西是非常适合来形容阿玲情感的世界。我记得我在创作完剧本之后也有跟我的团队和音效师说：“我这部电影是不想要用任何的配乐。”当然我有用一些指定的一些歌剧、流行乐之类的，但我不想要用配乐，因为我觉得那太煽情了。

我跟音效师说：“我们怎么用雨来弄成一种交响曲。”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做这个。我觉得电影视听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因为画面上有时候雨量可能没有很大，但是只要我把它加大之后，你会觉得其实下的雨比你想象中还大。所以我们用画面加上声音去把她的情绪带出来。公公过世的时候的那场戏，我也不用拍一个阿玲哭泣的特写、我拉着她的背，但是其实雨声已经给了我很多情绪。

《热带雨》剧照

导筒：片中的雨都是实拍吗？

陈哲艺：看到所有的雨都是我们造的。我跟很多后期公司都开过会，包括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在亚洲，甚至在欧洲。讨论过在欧洲有没有可能用特效做，但是第一很贵，第二用特效用CG做的雨它不真实。我的片子太写实了，如果你用那种很假的电脑特效做出来的雨，我觉得这会让人跳出来。所以后来跟美术部讨论了很久，做了很多很多测试，花了很多钱跟资源。所以大家看的一些很简单的镜头，其实在周边放的雨架是非常非常的多。

《热带雨》片场照

《热带雨》片场照

导筒：片中一些电视画面和新闻会提到马来西亚的事件，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关系目前是怎样的？

陈哲艺：这个片子有在探讨很多东西。新加坡人和马来西亚人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会看到更多的层次，会更多的感触。因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间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我们之前是同一个国家，都属于英国的殖民地。然后60年代早期就独立了，那个时候我们不叫马来西亚，叫马来亚。但是新加坡因为跟马来西亚政府本身就有一些争议。曾经也是因为华人问题，因为新加坡华人居多，占到70%，马来西亚它的大陆本身是马来人居多，大概7、8成。所以那个时候新加坡为什么会分开来，因为他们想要有新的法律。让马来人有特权，不管是工作或者上大学，马来人都是有优势的，华人是没有的。

《热带雨》剧照

新加坡因为华人居多，所以那时候新加坡本地的政府不能接受。所以后来1965年我们就隔出来，但是后来新加坡非常的发达、蓬勃，非常繁荣。马来西亚还在发展中，也有一些它经济上的一些问题，贪污，治安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马来西亚人，包括我自己的制片也会南下来新加坡工作。因为有更多就业机会，有更高的薪水等等。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说：“你在新加坡当然是拿新加坡的护照啊。”但是我发现很多马来西亚人都不会放弃他们的身份。

陈哲艺

回到我自己对新马关系的一些看法，很多时候我去马来西亚，虽然会听到他们政治上、治安上、社会上都会有很多问题，但是每次回到马来西亚，我都能感受一种温暖跟人情味，是在现在新加坡这样冷漠的城市无法感受到的。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你是新加坡人或者是马来西亚人你会更加有共鸣。

导筒：片子里公公的形象非常成功，阿玲对公公的照顾，可以帮助观众非常快地进入到这样一个家庭，进入到阿玲的角色当中，公公的角色有真实的生活来源吗？

陈哲艺：我小时候爷爷和外公都不在了，而且我们家老人也没有中风和瘫痪的状况。但是因为新加坡是一个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常常会看到菲佣或者是保姆推着老人在街上走。大家都会看到这个东西，只是没有人去捕抓，也没有人去讨论。所以我把这个东西写进去了。很多时候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我看到，别人没有听到的东西我听到，别人没有感受到的东西我感受到。我希望我的电影像面镜子，让大家看到之前没有看到的，或者说避开不看、不想去看的东西。

导筒：这一次《热带雨》的主演延续了之前的许家乐和杨雁雁，家乐的变化非常大，世界范围内很多名导都会围绕一个孩子拍时间跨度很长的作品，你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陈哲艺：很难说，这个电影之前就没有想要用许家乐。我花了8个月的时间到处找一个新面孔，然后一直没找到。后来才叫家乐进来，最后看到他就觉得很亮眼。他真的很有天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学业也不好，但是他表演就非常地自然。我拍完《爸妈不在家》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想要拍一个三部曲，就真的让我写出了第二部，然后就真的让我用了许家乐。

陈哲艺与许家乐

所以我拍了他的童年，他的小学生活，他的中学生活。我感觉我应该完成“成长三部曲”。我有跟他讨论过我的一些想法。

导筒：这种师生恋的题材在大陆这种题材因为比较敏感所以很少能看见，在新加坡的语境或者东南亚的环境下，这种题材的探讨和看待角度是否和中国大陆是一样？

陈哲艺：我觉得新加坡也是一个非常保守的社会。虽然片子也可以在新加坡放映。因为我们有分级制，它的级别蛮高的。但是新加坡现在放映，看到的一些媒体朋友有被吓到，他们就会说普罗大众看到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意见，新加坡非常保守，我妈本身就很保守。我觉得我妈看到也很可能会吓死。她搞不好就骂我一顿。

《热带雨》剧照

我2008年在柏林影展有一部短片入围竞赛，我拍的是两位中学生第一次的性发现。我妈当时就骂了一顿，她现在才从新加坡一些报纸上的报道，可能大概知道我这个片子是师生恋的题材，但她可能不知道说它会有一些裸露的片段。大家其实在媒体报道上常常会读到这样一些新闻，会发觉报道上永远会妖魔化老师，就说女老师发简讯勾引他，然后带他回家上酒店之类的。最后不只是被学校开除，然后会判刑、坐牢等等。但是我通常会以更人性的角度去看待我的人物，我也不会带着道德的包袱去看待我的人物。

你问我说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自己本身是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周边的人除了我看的报纸之外也没有这样的经历。不过在国外放映之后，会有观众跟我说，我拍出了他真实的故事。

导筒：之前您有比较多的短片创作，也曾在戛纳获奖，这些作品对长片的创作会有怎样的作用？

陈哲艺：我拍了很多短片，可能有十部吧。中国如果有合适的短片影展可以放映我的短片。这次来平遥，其实之前在戛纳电影节拿奖，贾樟柯导演是评审主席。在柏林展竞赛，也去鹿特丹，也去釜山、伦敦电影节等。

陈哲艺

我拍了十年短片，它其实是我的基本功。我记得6年前去金马奖的时候，我的片子拿了4个奖，李安导演过来跟我聊天，他看着我就说：“你才29岁，你拍这部电影才28岁，你这些功夫是哪里学的？”他跟我说他拍第一部电影他已经35岁了，他就说不可能。我说：“我已经拍了10年短片了。”其实这个功底真的是拍短片学起来的，而且我觉得很重要。不管是怎么拍，怎么讲戏，不管是场面调度，摄影机放哪里。这个东西就是从拍很多短片中慢慢培养出来的。

我现在也有监制一些新导演的片子，也有开始做制作，我也想要做工作室，我都会跟他们说：“干嘛那么急。”拍一部好的处女作，拍一部好的电影，之后的资源和机会就会有的。而且我不急，因为我拍短片的时候很穷，但我拍短片还算幸运，因为我拍的短片都有拿奖。我19岁在电影学院拍的一个毕业作，在那个时候放映的过程中，在70个电影节拿了大概7个奖。我就拿着奖金拍了第二部，有时候就会把积蓄都掏空了。然后很穷，穷到没钱回家，我是走路回家的，那时候穷成这样。但是我也不急，反正穷也穷这么久了，多一两年也没差吧。

陈哲艺模仿王家卫的短片《G-23》 (2005)

我有我的坚持，我有我的原则。我也有我对自己的要求。但是我觉得短片对我的磨炼很重要，反而我觉得长片很难拍，短片很容易。其实如果有学校叫我教课，我都会教短片拍摄。我偶尔会去香港教书，都会教这个东西。不难，因为我拍的太多了。我基本上可以今天写个短片剧本，可能两周后拍完。应该还是不会太差的作品。但是拍长片就太难了。

我觉得拍短片有点像跑一百米的田径赛，拍长片就像一个马拉松。很多是你拍到第15天、20天，你自己都已经乱掉了。你不翻剧本都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事，后面发生了什么事，你之前那场戏到底情绪是铺到哪里。但是拍短片就会很清楚，因为你拍了4天、5天。你所有的镜头都在脑海里，你所有需要知道的东西都非常的清楚，怎么去剪也非常清楚。拍长片我还在学习，而且永远是学不完的。

陈哲艺在平遥领奖

导筒：在摄影风格的选择上，之前的短片和现在的长片会有延续吗？

陈哲艺：完全不一样。我第一部短片现在我觉得好做作，我都不知道它为什么能去那么多影展。因为我很早的时候就去念电影学，我17岁的时候就念了3年电影。我第一部短片是我的毕业作。那个时候超级崇拜王家卫，所以不管是美学、手法、场面调度、一堆旁白还有广东话，完全就是COPY王家卫。我现在回去看的时候都会觉得太做作了。

所以我的风格一直在变化，甚至我觉得《爸妈不在家》的摄影风格与《热带雨》也是很不一样。《爸妈不在家》是手持，摄影机是很自由的，《热带雨》是一部很定格的电影，虽然有时候我有设计一些镜头的运动。我觉得每部电影我不会说只有一个风格，但是你会感觉到它里面的氛围还是陈哲艺的东西，它有一个调性或一个感受，永远都是我的东西。就算风格改变了，它有一种灵魂性是不会改变的。

《爸妈不在家》（2015）

导筒：之后会尝试其他类型和题材的作品吗？

陈哲艺：我还是会继续挑战自己的。我还是会有一些新的想要突破的地方。所以我不会排斥以后我会拍类型片，搞不好我会拍一个科幻片。我最近有一部超级喜欢的电影是布拉德皮特主演的《星际探索》，好棒的一个作品，而且我刚好是在IMAX上看的，今年在威尼斯竞赛。我看的时候也想到我也可以拍一个这样的太空片。所以我也不排除这样的，它还是从人物出发的，而且我拍类型片肯定还是会有家庭。就好像奉俊昊新拍的《寄生虫》，其实就是一个家庭，它是一个家庭式的类型片。

《星际探索》（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