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六十、七十年代，美国有嬉皮士，中国有红卫兵。美国有Bob Dylan，中国有MAOISM。美国有凯鲁亚克、艾伦·金斯堡、Woodstock音乐节，中国有样板戏、满火车的青年、人潮涌动的地安门广场……想来二战以后出生的美国人和中国人的命运是有着极大的不同的，一边是自由，一边也是自由，只是中国人的自由与思考、探索等全不相干。
    李安拍《制造伍德斯托克》，没有从正面展现音乐节的场景，却选择了一个家庭的变化作为叙事的主体——似乎有点避实就虚。但既然是“TAKE”，那是个动词，便少不了将“人”作为影片的核心了，况且那还是李安大叔所擅长的。伍德斯托克好比是中国的WG，是那个年代人们所做的一场梦，不管梦里的诸般景象是否撼人心魄，也总算是在世界上留下了一笔。
    主人公埃利奥特生于一个普通的犹太人家庭，有一个吝啬鬼的母亲和一个无所作为的父亲。在伍德斯托克“被制造”以前，他们的生活平淡如水，埃利奥特一点也不嬉皮，白湖那个地方是个只有牧场和农民的地儿，年轻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在伍德斯托克被制造以后，他看到了“宇宙的中心”，所以打点行装，将要远行。
    摇滚乐当然不是这个世界的一切，但是这个世界的一切就是摇滚乐。数十万人的激情在某个时刻被点燃，你认为有什么是不可能的？那不是大把大把的钞票所带来的，不是迷幻药所带来的，嬉皮们听的根本不是摇滚，是他们自己发出的声音。
    埃利奥特的母亲存了二十年的私房钱，在她躺在那些钞票上，我倒觉得她像是个很传统的中国人了，一个一辈子存钱，却过着单调日子的老妇人。唯一的那次疯狂是在雨中跳舞，老夫妇两个携着儿子的手，那一幕实在令人难忘。我就这样被触动了，于是心下思忖着什么时候自己的父母也可以那样，他们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从来都不苟言笑，总是过着精打细算的日子。
    中国没有伍德斯托克，但有着大大小小的音乐节，迷笛草莓摩登天空，西湖热波活力岛，在那些地方，青年人也是充满了热情，也是奇装异服，不同的是，在疯狂以后，一切都像没有发生过。该工作的工作，该抱怨的还是抱怨。
    其实这个电影应该是关于家庭的，我想再多的话也抵不过父亲的那句“我爱她”吧。再平常的生活，没有心是过不下去的。而至于伍德斯托克什么的，如果没有心，那么在激情之后也只能剩得满地狼籍，着实让人不爽。
    ( 只几句话而已，哪里就要审核了呢？ )
 

       越是的得不到的越是可愛，緬懷從未生活過的時代的風華，從來最有樂趣。69年的歐美，真是恰恰“聽起來很好”，用Dylan（此Dylan非彼Dylan，乃是愛爾蘭卷卷小黑Dylan）的話說叫：they got everything right。多少次了，多少次我也是那么想把劉海留長，燙起卷發，梳個中分，穿上一身多彩而寬大的衣服，含著一片0.5cm2的紙片，真真切切的，為愛與和平哭TMD那么一回。
    好可惜的是當我知道這部片子時，已經過了上映日期。但還是非常匪夷所思，因為明明上映的那陣子我很常混跡電影院，心說這海報得做的多不顯眼我才能完全沒看見。總之錯過了在大熒幕上看泥地裸奔的情節實在很扼腕，你看看，那個年代就這樣總是讓我扼腕。直至今天，才終于把它看了，于是我和同屋就開始一起扼腕。安李還是很靠譜的，自己縮的很靠后，把時代放的很靠前，除了講講Woodstock，還不忘幾次三番的提醒大家登月（再次因為沒看到而扼腕）和越戰。通篇總結下來，就是個偶然。回顧起那個年代，真的是太多偶然。那時的偶然，卻統統成就了現在的必然。
    你看看，我真是看進去了，說話都變得如此故弄玄虛起來。說起來這種對白正是本片一大笑點，那些嬉皮們真是三句話不離宇宙，存在，和平與愛，形而上到那樣一個極端，真是很可愛。全世界都是詩人是什么樣子，就是那個樣子。詩其實是文學中最廉價的，就像性是男女關系中最廉價的，但最廉價的，總是最有快感。最有快感的，也自然最短。詩性的美好，幾個字就完了，性的美好，片刻就完了，Woodstock音樂節，幾天就完了，那個時代也，嘩啦啦就完了。
    如果不是后來的艾滋病，那個時代會怎樣做個了結，是我很樂于知道的事。但這個如果一說出來，就覺得艾滋病的發生似乎是必然的事，如同那些教徒口中嚷嚷的天譴一般。
    心中有座斷背山的安李，倒是很妙的緬懷了69年的那座山呢。果然是不見盧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高妙手法，臺灣全民嗜好的小清新，唯獨在安李這邊不做作而可愛。這部片子導演技法平淡到如同日本酒，但也清新到如同日本酒。通篇最妙的，就是那座云深處的山。
    比起那個時代，片子到只是平平了，我看IMDB上給的6.9分，真是很公允，69，6.9，“69”，又是一連串偶然。
    但總之謝謝安李老人家了，又讓我們這些后生意淫了一下那個夾在中間的好時代。

李安27年电影生涯里的第11个长篇。

在电影院里看李安的制造伍德斯托克，看的是早上十一点十分的早场，整个Gaumont看这个片子的大厅里只有加上我在内的三个人。买票的时候，看到了和我在一个大厅里的另外两个人，他们是一对情侣，他们在选择看昆丁的无良杂种还是选择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他们选择了李安，男的对女的说，看昆丁的片子会不会闷啊？所以他们和我走进了一个大厅。

1969年那时候的美国是怎样的色彩？可以看出在这个电影里，李安想说很多的东西，关于家庭，越战，自由，音乐，反叛，年青一代，犹太人，同性恋。。。也许每一个人参加这个音乐节，都会有每个人不同的印象，每个人会有每个人不同的形容，像瞎子摸象，每个人都只能看到其中的一部分。佩服李安的勇气和跨越，他可以在东西方任何的题材上面游刃有余的发挥。这次选择是69年的美国，40年后一位中国导演看1969年的美国，他带给我们的更多是轻松。

电影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小人物，像海角一样，当然Elliot的扮演者DemetriMartin他也非常有60年代美国人那时的气质，但是那些小人物，特别是Elliot的父母亲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喜欢Elliot的母亲Sonia Teichberg由Imelda Staunton扮演，她一出场就让我立刻想起Duane Hanson的雕刻，他在1969的超市购物着或者称主妇与购物车的雕像里面，就带给我们69年美国平民主妇的印象，到Elliot的母亲这种印象更加加深了，这个母亲的脾气，性格，可爱，可恨的地方，被塑造的惟妙惟肖。当然还有同样精彩的Elliot的父亲Jake Teichberg由Henry Goodman扮演。

影片的摄影也是可圈可点，是由法国摄影师Eric Gautier，他之前也是和很多的法国导演合作，Alain Resnais (Les herbes folles 2009, Coeurs, 2006), Arnaud Desplechin (Un conte de Noel, 2008)， Olivier Assayas (L’heure d'été 2008, Paris je t’aime, 2006) 等等，这个影片的色彩是我很喜欢的，不会过于艳丽，不会过于平淡，总之是恰到好处。

还有两个印象深刻的长镜头，所有人去音乐节的路上，和音乐节回来的路上，让我第一时间想起戈达尔的周末。李安带给我们，他所选择的1969的美国，他的色彩，那么40年后，(想到2009年的张北音乐节)，我们依旧在路上，依旧追求音乐，自由，真实，我们将有怎样的色彩？

这不是李安第一次将镜头伸向西方私属精神领地，十几年前那部《理智与情感》则是李安首次触碰具有英国传统文化象征的简•奥斯丁作品。所幸地是，电影并未因着导演出生东方而失却光泽，反而因细腻的阐述，大放异彩。然而这一次，幸运之神没有眷顾李安。一个骨子里浸润着中华文化的华人导演，举起导筒解剖独属于西方私属精神领域的伍德斯托克精神，本来就是一件极其冒险的事。西方影评人在看完这部有关“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电影之后，用极其严苛的字眼抨击李安避重就轻，将众所瞩目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淡化成一个犹太男孩成长的注脚；将原本可以拍得激情四溢的“精神图腾”弱化为李安擅长的“家庭与成长”的母题。李安选择以自己的方式去拍电影，本来无可厚非，但错就错在他选择了上世纪西方最具标杆意义的乌托邦事件。1969年夏发生在那个偏僻农场的事，对于整个西方来说，意义非凡。那不仅仅是一场规模盛大的音乐节，更是一代人追求自由理想、反叛精神的集中宣泄。“伍德斯托克”早已升华成西方世界的图腾，一个乌托邦神话。
因此，想从李安影像中重温四十年前震慑人心的“伍德斯托克精神”的观众注定要失望而归，这部电影以极个人化的叙述角度讲述犹太男孩埃里奥特如何筹办音乐节的前后过程，李安关心的仍然是其擅长表现的“家庭关系与个人成长”。他不厌其烦地描述筹办音乐节的细枝末节，一如既往地温柔细腻，犹如春风拂面。于是观众可以从画面中看到跟音乐节纪录片类似的“男女裸体同浴”、“朝圣路上蜿蜒几千里的大部队”、“放浪形骸的嬉皮士”、“全然无禁忌的性爱”、“越战老兵”……唯独没有感应到音乐和自由、乌托邦梦想以及垮掉一代的精神内核。有人将李安轻描淡写归结为，中年人回首年轻时代的风淡云清。也许李安对阐述“伍德斯托克精神”并不感兴趣，还是那句老话“无论李安拍什么，他都在拍一部自己的电影”。这部电影亦是。男主人公埃里奥特投射了导演自己的影子。那个无论从外型还是举止、穿着都给人温顺印象的犹太男孩，与放浪形骸的嬉皮士青年相去甚远。恰恰与李安外表温文尔雅、实则内心狂野的形象神似。这部电影拍得极其放松，从诙谐生动的配角形象（顽固刻薄的守财奴妈妈、恪守尽职的异装癖），到撩拨人心的“泥浆滑翔”，家庭矛盾导致的冲突转折，众人筹备音乐节的轻快节奏，还有戏剧团嬉闹自由的裸奔。正如李安自己所说：“之前拍的电影一部比一部沉重，正好借这部放松一下”。他用这么轻快地方式来解构一场历史事件。在诙谐轻快的描写中，个体、家庭与历史大背景融为了一体。李安理解中的嬉皮士精神完全无关激情、朝圣的严肃，这就是李安对1969年的个人解读。
全片高潮无疑是埃利奥特与同伴嗑药后产生的幻觉，流光溢彩的画面极其挑战视觉，在埃利奥特的眼中，色彩与画面渐渐流动起来，产生难以言表的美感和幻觉。如此大胆惊人的视觉想象，为观影者提供了难得的视觉体验。埃利奥特站在山坡上俯瞰音乐节全景，人山人山的农场山坡顿时犹如波浪起伏，音乐节中心霎时升腾起媲美浩瀚银河的璀璨星光，如梦似幻，优美绝伦。此情此景，美到心脏难以承受的程度，埃利奥特激动得泪流满面。恐怕这便是李安心目中音乐节最摄人心魂的美丽图景——乌托邦梦幻的画面。梦醒过后，依然要面对现实。这是经历过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人的不幸。美国当年参与过这场音乐节的人跟主人公一样，回家也要面临离家成长。3天关于爱、和平与摇滚乐的音乐节堪称无法复制的奇迹。伍德斯托克到底是什么，一百个人心目中有一百个答案。1969年的夏天，一去不复返。

常规来说，一本伍德斯托克的回忆录，应该是包括以下内容：如何发起，如何举办，如何发展，如何结束，如何的历史地位等等。每个人物都浓缩成历史进程中的小小符号。读完之后仅能记住一串数字：1969年8月15日至17日；一个地点：纽约贝特尔镇白湖；一个历史意义：音乐创造爱与和平。

托史学发展的福，从个人角度来书写特定历史事件成为主流。《制造伍德斯托克》的原著作者埃利奥特正是这样做的。本来这个音乐节跟他没有多大关系，他既不是发起人，也不是资金支持者，甚至后来参与到音乐节组织中去，他所发挥的意义也不大。
埃利奥特一家在白湖区域经营一个长期亏损的汽车旅馆。他看到报纸上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被上一个举办地点赶出来了，就想着把音乐节拉到自己家这边办。这样一个大音乐节客流量可观，能从中赚点钱。后来发展成史无前例后无来者的超大规模是当初谁都未曾想到的。
就是这么个简单的事儿，从一个旅馆老板的角度经历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但伍德斯托克的参与者有百万之众，有旅馆老板的书，也就有大学辍学生的、艺术家的、退伍军人的、政府巡视人员的、舞台搭建工人的，如此罗列下来，几乎所有美国的社会角色都有自己的伍德斯托克史。区区一个旅馆老板的伍德斯托克史有什么好看的呢？你又不是核心组织者，也不是思潮领袖，更不是在舞台上呼风唤雨的摇滚明星。
于是埃利奥特在书里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来讲述其个人成长---一个同性恋男人的性爱发展史。从小时候在电影院被男人亵玩到杜鲁门•卡波特给他口交，极尽八卦之能事。又有噱头又赚眼球。同时还把个人成长放到了二十世纪同性恋组织的人权诉求背景下，细致的描写了1969年6月的石墙酒馆同性恋暴乱及其历史意义。
这部分内容被李安大刀阔斧的删掉了。只用了一段电话来交代，埃利奥特的朋友-----石墙酒吧老板，打电话来说已从警察局里放出来了，以后还要继续组织同性恋派对，邀请埃利奥特来玩。
这种素材上的取舍肯定不会因为李导没兴趣，《断背山》还高耸着呢。那么为啥李安要把这种既出彩又出位的桥段都删掉呢？很简单，李安只想拍一部轻松单纯的童话电影。事实上，伍德斯托克的意义也就是现代的成人童话。

原著里有两个角色在电影里被合并成一个：由列维•施瑞博尔扮演的异装癖大汉维尔玛男爵。导演的意图在这个角色取舍的过程中跃然而出。
维尔玛男爵在书里也是壮汉异装癖，穿的是女式军装。TA在大腿内侧的丝袜上端绑了手枪。歹徒威胁埃利奥特一家让他们停止配合音乐节时，维尔玛持枪吓走了歹徒。想象一位六英尺二的壮硕女子，为了掩盖胡茬，粉底打的比墙皮还厚，从丝袜里拔出手枪威胁歹徒。这样精彩的桥段在电影里没有出现。而电影出现里的维尔玛男爵则是一个简化版的吉儿。
原著里的吉儿是一位重达三百磅的女同性恋，她精通禅学和心理疗法。来到伍德斯托克后，在传道治疗之余，经常和埃利奥特的老爹聊天，治愈了老爹因长期生活窘迫造成的心灵伤痕---长年亏损经营对一位父亲的摧残是致命的。最后老爹跟儿子和解，书里说道“老爸越来越老了。但是随后有一天他对我笑，我就意识到他知道了我是同性恋，而他爱我，为我感到骄傲。”但吉儿在电影里并没出现，她跟埃利奥特老爹谈心的桥段被加到了维尔玛男爵身上。
这两个角色和情节桥段的取舍可以看出李安导演对于纯粹童话的追求。
维尔玛男爵拔枪吓阻歹徒的桥段虽然精彩，但是过于严肃，过于实际，过于暴力。童话里不是不可以出现暴力，只是出现的暴力必须是可调侃的可解构的，可以让父母讲给床头的孩子而又不担心小宝贝儿会做噩梦会留下心理阴影。是以维尔玛的持枪戏在电影里不会出现。
原著里提到的另外一幕暴力冲突不同于维尔玛的那幕持枪戏，在电影里也得以保留。地头蛇来旅馆收保护费，埃利奥特一家齐上阵，妈妈抱住小流氓，爸爸用棒球棍敲打小流氓膝盖内侧，埃利奥特将小流氓一脚踹出门厅。这种典型的滑稽打斗场面放到童话故事里也是老幼皆宜的。
吉儿在原著里的身份是禅学和心理疗法导师，给予了埃利奥特勇气去正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终于敢于当着父母面出柜与男人接吻；也治愈了埃利奥特与老爹之间的情感传递障碍。如果要描写这个角色就势必要表现六十年代的禅学思潮和嬉皮思潮，这些在六十年代基本上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一旦展开表现，势必落入沉重，不复童话。李安成功的规避掉了这些沉重的社会包袱和历史意义包袱，使得轻松的田园氛围得以持续。

对于作者来说，《制造伍德斯托克》一书不仅是他对于伍德斯托克的回忆，更多的是他的半本自传。埃利奥特作为一个在纽约的同性恋设计师和作为一个在白湖的多年亏损汽车旅馆的经营者的复合体，在哪边都受尽折磨，内心伤痕累累。
1969年之前同性恋者饱受歧视，无法得到作为康复和救赎的爱情。作者将同性恋者的滥交归咎于社会歧视所导致的原罪：“做同性恋，意味着在你的存在的最深区域，在某些你承认是你最柔软最真实的自我的本质所在，你是一个罪犯，天生就有罪。”
而在白湖区域，由于埃利奥特父母的短视，更多是由于母亲的经营失误，他们一家经营的汽车旅馆亏损了十四年，成为一个当之无愧的财务黑洞。埃利奥特年复一年的用他当设计师赚来的钱补贴旅馆。甚至他姐姐都劝告他别管愚笨的父母了，从那个财务沼泽中尽早脱身。
这样的人生放到谁身上都是暗无天日，可伍德斯托克改变了这一切。近百万的参与者让旅馆大赚一笔，摆脱财务困境。而各路嬉皮也改变了埃利奥特的想法，成功出柜还得到父亲的谅解，随即认识真爱，一起去了欧洲开始新的人生。
忽略掉埃利奥特母亲这个死硬顽固派，原著可以说是个超圆满大结局。可正因为这样，这本书只体现了一种童话般的美感，缺失了现实层面的意义。李安很敏锐的发现了这一点，索性在电影里把所有丑恶的沉重的现实的都忽略掉，全身心投入打造一个成人童话。
参与伍德斯托克的人有百万之多，当时从中赚到钱的并没有多少，即使是组织者都是巨亏。如果埃利奥特一家没有从伍德斯托克里得到经济利益，很明显，埃利奥特父母对于如此庞大的外来嬉皮群体会持有强烈的厌恶情绪。而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在前一个举办地被赶出来也是因为原住民的抵制。没有哪个小镇会欢迎自己的生活被百万外来者破坏，更别提这些外来者都是在他们看来动辄裸体吸毒群交的嬉皮士了。
所以埃利奥特的改变是建立在一个极小概率的事件上。汽车旅馆因为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大发横财，全家数钱数到手抽筋，在这个基础上，埃利奥特的父母终于得以从长期的亏损黯淡情绪中走出来，对外来嬉皮士抱有亲密的态度，心理上不那么抵触。于是才能有与父母的和解，于是才能有自信的重塑和崭新的生活。
多年蛰伏造就了李安的人情练达世事洞明，是以他知道伍德斯托克只能童话，不能历史。埃利奥特在书里出于自我成长史需要写出的严肃和黑暗被李导大刀阔斧删掉，完美的打造了一个最纯粹的童话般的伍德斯托克。

说到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本身。四十年足以让很多人走下神坛，同时也能打造更多的童话，人们总得有些寄托。免费，音乐，爱，和平，大麻，药物，醇酒，泥浆，青春，裸体。这些元素成就了一个完美的音乐童话。在这童话背后是高达200万美元的亏损。
69年的200万美元起码相当于今天的2000万美元。现在要是拿出2000万美元来办个免费音乐节，不敢说一定超越伍德斯托克，起码在数量级上不会比它差。但是再也没有像麦克•朗这样胆大妄为的天使般的组织者和约翰•罗伯茨这样财大气粗的冤大头。然而历史最爱的是偶然。偶然的事件由于谁都说不清起源和成因，其模糊的本质最利于后人加载意义任意诠释。
而令后世伪嬉皮士津津乐道的是伍德斯托克现场居然连大麻和药物都是免费的。要知道，这些可从来不是由主办方提供的，而是由各地的花童嬉皮士们提前买好带过去与大家分享的。可以这么说，所有童话般的事件背后自有人买单，总被传播者或观者主观忽略掉。

刚看完这部李安的新作。看似随意铺展开来，却精心还原了伍德斯托克音乐节1969众多细节和经典场面。

迷幻的小巴士车顶，小山丘上的泥地滑行，泡在湖里自由游骋的青年们，雨中家人的拥抱，警察头上的鲜花，无意瞥见“Maosim save Life”的标语头像，以及音乐节闪光的人海起伏，Beautiful,Beautifu。。。

伍德斯托克的意义早已超越音乐本身，李安的电影主题也绝不会错过hippies运动及同志运动这两大背景，当然里面还有一些亲情、友情部分的渲染，都是为了烘托自由这个永恒的话题。背景曲唱起“freedom、freedom。。。”，就知道李导演已经多么熟稔于西方文化的内核所在，通过它的电影，鼓励年轻人走出去，寻找自由，寻找自我，寻找纯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