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雅之魂

文章中段与《戈雅之魂》有关

重新考量张国荣先生在《英雄本色》《霸王别姬》中的角色

于2003年4月1日过世的张国荣先生，不疯魔不成活，可能跟他最后一部电影作品《异度空间》里的角色类似，深陷抑郁症的折磨中，在现实中以极端的方式告别这个世界。他最为一般人称道的角色应该是在1993年《霸王别姬》中扮演的程蝶衣，而另外有一部早期代表作，也不得不提，就是1986年的《英雄本色》，他在片中演狄龙角色的弟弟，一起演出的还有凭该片摆脱票房毒药称号，一路开枪爆红的周润发。

张国荣先生的电影代表作很多，单挑出这两部，用意在于，能很好的分析华语电影的一个现象，虽然普遍，却不太受人注意。《霸》中的程蝶衣，是一位人戏不分的角儿，对京戏，甚至对师哥都做到“从一而终”，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不管时代如何变迁，他自岿然不动。

而在《英》中扮演的宋子杰，则刚好相反，他是个年轻的警察，原本跟狄龙演的大哥宋 子豪兄弟情深，后来发现这么多年竟然一直被蒙在鼓里，宋子豪是个黑道大哥，还因罪入了狱。这影响了子杰在警界的前途，还让他感觉受到了愚弄，这是个痛苦而纠结的角色，接下来的每一个决定本来都应该足以影响剧情的走向，和人物的关系，但实际上他没有。宋子杰除了愤怒打架发牢骚之外，没有别的更有效的表现，他原本应该发挥的角色光芒被周润发扮演的小马抢走了。小马也是宋子豪的兄弟，没有血缘关系，是结拜的那种，却呈现出一种水浓于血的迹象。他是个极为冲动，又很孩子气的人物，与其说他像林冲，还不如说他更像是李逵，虽然在外形特点上，更接近前者。但重要的一点是，他跟程蝶衣一样，不管周边环境，自身遭遇如何变幻，他都能活在自己的世界，你不用期待这二人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因为除了忠实于演戏，开枪，还有兄弟情义之外，两人不会有第二种选择。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了，本来在戏剧影视中，一个面临选择，内心矛盾纠结的角色，才是有戏的，可为什么这两部在华语影坛举足轻重的作品中，最出彩的却是表里如一，一条筋到底，通常被称为扁平的角色呢？

提这个问题，感觉煞有介事，但正如很多貌似高端的国家大事，会被乡野村民用一两句大实话轻松解答，这个问题可能也不例外。因为国人在之前的一两个世纪里，经历了太多被动的变化，很多人不得不做出些违心的选择，随波逐流，适应整个环境。而只有那种大智若愚，有大气节的人，才有底气和能力不受影响，不作改变。这是再普通不过的对于正与邪，君子和小人的划分，但对于电影角色也用这一套标准的话，就会造成扁平人物当道，虽然没准会被视为经典，但也同时成为绝唱，不是单纯得因为经典到不可复制的地步，而是因为这角色本身就扁平到，只有坚持和不变这唯一的特色。

表现艺术工作者龙阳之好的电影不少，《全蚀狂爱Total Eclipse》《留心那话儿Prick Up Your Ears》等都是，而表现经历了时代变迁的，也有例如《戈雅之魂Goya's Ghosts》这样的作品。如果说前两部不能用来跟《霸王别姬》做简单类比，因为性向问题太过敏感，只能含蓄，不能明显的话，那《戈雅之魂》还是能拿来说说事的。2006年由米洛斯·福尔曼执导的该片，时代背景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西班牙，也是段动荡的岁月，城头变幻大王旗，先是宗教裁判所为所欲为，接下来拿破仑的军队打过来，把教会的人驱逐流放，再然后英国人又打了过来。而身处其间的戈雅也是以不变应万变，始终没有放弃绘画，非但如此，在失聪后的这段艰苦日子，反倒成为他创作的巅峰期。不过影片中的戈雅，跟程蝶衣不同的是，他没有那么完美到极致的人格，更多时候他是个在皇家和宗教界广结善缘，寻找靠山的家伙，虽然在绘画上他守住了底线，给风流的王后画像时，并没有在画布上替她“美容”，但对于国王蹩脚的小提琴技艺，他还是交口称赞。

如同该片导演1984年的经典传记片《莫扎特传Amadeus》一般，戈雅也不是这部《戈雅之魂》电影的第一男主角，教士洛伦佐才是。他野心勃勃的恢复宗教裁判所的审讯，富商之女伊内斯因为在酒馆拒食猪肉，就被怀疑是异教徒，惨遭酷刑，洛伦佐落井下石，在牢里侵犯了伊内斯。戈雅试图在富商和洛伦佐中间牵线搭桥，把伊内斯救出来。但富商已经没耐心继续当善信，干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洛伦佐用刑，让他在承认自己是猴子的文件上签字。洛伦佐逃出西班牙后，又以拿破仑在西班牙的执政官身份杀了回来，带来的却是自由平等的大革命理念。洛伦佐是色厉内荏，见风使舵的典型，他没有真正的信仰，只是寻找可以附庸的势力。与之相比，绘画是戈雅的信仰，但影片也没有就此把戈雅的形象人为的拔高，必须跟反角形成鲜明的对比。

程蝶衣是位角儿，不断有人邀他登台，几个名段子相信是反复在唱，而他却永远唱不厌似的，始终活在戏的世界里。而1998年《她比烟花寂寞Hilary and Jackie》里的积琪琳，是个天才大提琴手，年纪轻轻便收获了无数荣誉，在世界各国登台演出，有一个同为音乐家的老公，看上去她拥有一切。但盛名之下，她已不堪重负。她有一个姐姐希拉里，小时候也颇具音乐才华，不过很快被积琪琳的天赋甩到了后面。但此时积琪琳却羡慕起姐姐来，要分享她的平凡生活，甚至包括姐夫。之所以采用这样极端，变态的方式，是因为积琪琳知道她摆脱不了大提琴的魔力和天赋的约束，除非上帝用同样极端的方法，把她的才华收回。上帝确实显灵了，积琪琳患上了硬化症，越来越无法动弹，更不用说拉琴！正如爱与恨常常是并存，相互转化的，对于艺术的狂热与厌恶，相信也是如此。

能说出“说好了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是一辈子”这样台词的程蝶衣，很难相信不会在别处走极端，可除了一份痴情外，他在其它方面都不构成什么杀伤力和危险性，换个角度讲，他更像是个脾气古怪的隐士，而不是个有火一般热情的艺术工作者。在遭遇不平时，往往是段小楼冲到了前头，引起了事端，所以与其像菊仙说的那样，是蝶衣拖累了小楼，还不如说是段小楼的火爆脾气惹的祸，像他这号人，拿把西瓜刀在街边卖瓜，日子一久，一样会有事。反观程蝶衣，虽然政治觉悟不足，对于民族气节，也不像对舞台身段那样上心，但每次遇险总能遇上贵人，因为一拨换一拨的长官里，总有爱戏之人，正如蝶衣师父当初讲的，只有畜生才不听戏。这么多年来，他所受到的委屈与伤害，并不比身边的人更多，与他相比，1982年电影《弗兰西丝Frances》中的女主角，命运要比他惨许多。弗兰西丝从小在母亲的影响下，很有个性，也常走极端，表达对于上帝的怀疑，还去访问过苏联，于是跟身边的人都格格不入。后来她成了演员，演了几部电影，事业一开始很顺利。但她越来越受不了电影厂老板的控制，同时又被一些满嘴理想的独立影人所骗。她情绪失控，进了精神病院，又开始挑战医生的权威。弗兰西丝的母亲，年轻时是个极有理想的女人，但没有实现，所以把希望都寄托在女儿身上，她教会女儿挑战权威，却想不到自己才是女儿人生最大的压力。弗兰西丝痛定思痛，要放弃电影事业，母亲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希望的破灭，为了矫正女儿的错误路线，竟然要求让女儿继续在精神病院里治疗，弗兰西丝被实施了脑叶白质切除术……弗兰西丝是把自由当成了信仰，而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反观程蝶衣同志，在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没有人在演戏本身对他施加了多少压力，于是他所谓的坚持，除了清高之余，不免有几缕矫情的意味在。即使是在最恶劣的环境中，别人在互相攻击，划清界限的时候，他也只是扮上妆在旁边，沉默的被批斗。小说中蝶衣和小楼多年后在香港重聚，电影里改成了蝶衣后来自刎，那问题是，那么一个爱戏如痴的人，为什么不在戏曲被踩踏到一钱不值的时候就自刎呢？他那时心里在想什么？其实不光是那时，一直以来，程老板心里到底在想什么，都是模糊的，所有人能看到的，只是他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而已。

说多了《霸王别姬》，再回过头来说说《英雄本色》。导演吴宇森曾是武侠片大导张彻的副导演，在《英》一片里他把刀剑换成了手枪，但角色关系和精神内核可算是一脉相承的。三兄弟的关系，不由会让人想起《刺马》来，该片吴宇森也是助导之一。《刺马》中张汶祥和黄纵出身绿林，相当于古代的黑社会，而马新贻则是有功名的，中进士后更是一路高升，跟宋子杰一样是吃公家饭的。不过区别在于，他不像子杰那么窝囊，因为有黑道背景的兄弟，而受到打压，马新贻是锐意进取，不可阻挡的，当黄纵成为他情场官场上的绊脚石时，他就一脚踢开，干脆得没有一丝痛苦，这在子杰而言是不可想象的。《刺马》中狄龙扮演马新贻，凭此角拿下金马奖优秀演技特别奖和亚太电影节的优异演技奖，这里面固然有一向演大侠的狄龙，改演反角，让人眼前一亮的缘故，但也更由于马新贻这个角色在三兄弟里，是最没有心理波动的一位。黄纵虽然也是一条筋的角色，但他由草莽到官场，是有诸多不适应之处。而当张汶祥发现马新贻和米兰的奸情，赶来告知黄纵时，黄纵不信大哥会做这样的事，叫汶祥别再做这种离间兄弟感情的事，他的内心远远没有马新贻那样来得平静。

而在2007年新版的《投名状》里，就表现得更清晰。二哥赵二虎在军中不脱草莽本色，不听命令，私发军饷。先行潜入苏州城，和敌方订下盟约，不杀降，但大哥庞青云为军心军粮的大计着想，违约杀降，陷二虎于不仁不义之境地。二虎和青云各有一次流泪，二虎在酒楼里听类似桃园三结义的戏时哭了，有人唆使他杀青云，二虎拒绝，而庞青云唯一一次哭，则是在杀了赵二虎之后，说这是鳄鱼的眼泪也不为过。所以三兄弟里，庞青云其实是最一条筋的，《英雄本色》中小马哥是一个劲的兄弟情义，而庞青云是一门心思的往高位上爬。演这样单一性格的角色，不论正邪，都变得容易出彩，所以李连杰也能凭此角拿下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如果这样分析还不够有说服力，那再举个狄龙和姜大卫的例子，那就是李翰祥导演的《倾国倾城》，姜大卫演的寇连材原本跟小马哥一样，只是个小角色，但戏分越加越多，反倒盖过了狄龙演的光绪爷的风头。究其原因，总不见得是大侠演太监，有新鲜感吧，还是因为寇连材异常的赤胆忠心，他原本是被李莲英派到皇上边上监视的，但这个卧底一点也不纠结，听了个壁脚，就站到了皇上那边去，在太后寿诞上揭穿日本兵已经打到天津的真相，最后还来了个死谏。编导把所有应该由大忠臣大侠士嘴里说的话，都放到了这个小太监口中，固然是表达了一种民族的浩然正气，但从角色设置来说，虽说历史上真有其人，但还是有太过主题先行，一厢情愿的地方。正如同小马哥，因为宋子豪被台湾人出卖入狱，他替他出气，就把那帮台湾人全给打死了，自己脚中枪成了瘸子。但一来这样肆无忌惮的枪击案，都没查到他的头上，另一方面他虽然瘸了，为什么就没能成为跛豪？既然这么英勇，为什么不早点把不讲兄弟义气的谭成也干掉呢？他这么张狂，怎么看都不像是个能屈能伸的人，在街头替人擦车，其中包括谭成，难道仅仅是为了等宋子豪出狱，把盒饭咽完，重新打天下？从很多角度来讲，这段情节都是编剧行为，只是为了让大口嚼饭，对天发誓的小马哥能博人同情，而对于角色设置本身，以及电影完整性毫无帮助。

那西方电影又是如何处理这种兄弟关系，以及塑造既叫人印象深刻，又不扁平的人物呢？以1997年的《洛城机密》为例，50年代的警察跟黑社会也没多少区别，更有幕后人物想黑白通吃。片中盖·皮尔斯，罗素·克劳，凯文·斯派西扮演的三个警察虽然没血缘关系，也不是结拜兄弟，可因为一起凶杀案，把三人纠结在一起。三人性格各异，除了凯文·斯派西的角色是个滑头，跟姜午阳有点出入外，另外俩角色倒是跟《投名状》的大哥二哥可以大致对应上，盖·皮尔斯戴副眼镜，有头脑，又有权谋，而罗素·克劳的角色冲动强悍，同时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脑子不好使。可能更巧合的是，两人还因为一个女人起了冲突，但这冲突没有被放大，没酿成恶果，两人很快又一起各展所长，把幕后真凶揪出来。《投名状》里姜午阳的角色是最后死的，朝廷派来的枪手幕后助他刺杀了庞青云，而在《洛》里，凯文·斯派西却是头一个被打死的，因为他最先洞察了谁是幕后黑手。而盖和罗素都活了下来，一个得了高位，另一个得了美人，而从政治的角度考虑，死掉的幕后黑手也被当成英雄来纪念。

这两片不应该只是以一部是乐观的光明结尾，虽然整体风格是黑色电影，而另一部是悲剧收场这样来简单的划分。在2007年重拍刺马的故事，到底是为什么？是为了像影片导演陈可辛所说的那样，他不相信兄弟情义？还是为了表现一个追名逐利的人，终究没有好下场？在如今这个时代，再讲兄弟妻到底是不可欺，还是不客气，或再抛出一个为了权力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的负面典型，是否有点太单纯，且不合时宜？

《洛城机密》里的三个角色各有特点，但都不极端，优缺点也明显，盖·皮尔斯的角色不包庇同事，但也总是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向上爬，视力不佳，并不擅长实战，虽然代表着警界的未来，却又是用向反角背后开枪的方式，来终结一个旧时代，所以不免带有原罪。罗素·克劳跟传媒勾结，靠挖人丑闻出名赚钱，是个老滑头，在各种势力间游走，尽量不得罪任何一股势力，但他在关键时也不缺正义感，终因悟性太好，智者千虑，必有一死。而罗素·克劳铁汉柔情，虽然脾气暴躁，但又懂怜香惜玉，最重要是有自知之明，懂得悬崖勒马，不被愤怒冲昏头脑而被坏人利用。三个都不是单一性格的角色前仆后继，罗素和盖最后还能合作，一起开创一个崭新的未来，而不是私斗残杀，或仅仅干掉一个反派。

阿甘曾经问，人生到底是随风飘零，还是有个定好的命运呢？

生长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导演米洛斯同年成长在孤儿院里面，出来才知道父母死在纳粹集中营里面。他自己曾经坦言那时候失去父母其实并不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因为对生命的终结没有理解。第三帝国陨落之后，捷克进入了共产主义，从事艺术的米洛斯经历了秘密警察，言论控制——如同生活在西班牙Inquisition 统治下戈雅一样。这些艺术家都是一个站在旁边的观察着，看着人们的人生在眼前一格格画面的闪过，在力所能及的时候，把这些画面用自己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

戈雅的艺术幸运的没来得及遭到inquisition 封禁；而七十年代米洛斯在捷克的电影《黑彼德》虽取得国际盛赞，却遭到了当局的永久封禁，米洛斯导演的工作也不能继续，才到张开双臂欢迎他的美国寻求机会。

在米洛斯眼中，改朝换代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情，因为他经历了三次。本片拉长的线索中，就是讲述这些改朝换代中各种人物的凄零的命运。这样生离死别的故事千千万万，那些一晃而过的死亡，米洛斯也没有能力顾及。每个人物在生命完结，或者青春殒灭之前，故事的波折是永远也讲不完的。而作为一个艺术家，最纠结的是没有一个能让今天渴望娱乐的观众满意的结局；这些生命被战争和体制偷去的鬼魂们，怎么能够让你满怀纯真幻想的离开影院呢？

张艺谋的《活着》，陈凯歌的《霸王别姬》讲述的都是这样的鬼魂，戈雅的笔记本上灵魂们被戈雅记录了下来，《戈雅的灵魂们》被导演和主演诠释出来，我们才得以清醒地看到人生在体制巨变下的随风飘零，甜美的花季少女枯萎成峰巅的老妪，乞丐和逃犯成为权贵，而权贵成为阶下囚徒。

只有一开始就带着对这些人物的爱，才能真正体会他们经历的痛和不可思议的悲凉。我先入为主的因为《莫扎特》喜欢导演关注的题材——个人vs. 体制， 先入为主的因为《杀手不太冷》喜欢主演纳塔利，先入为主的喜欢戈雅， 喜欢艺术家的故事；所以我才会为他们的遭遇感到揪心难过，为人生的无常感到无可奈何。

有趣的是，这些人生结局悲凉的电影，都被主流社会屏蔽掉了，有的被封禁，有的被商业边缘化。《戈雅》在美国被拒绝发行，很难想象一部由这几位明星主演的电影，居然没有获得主流的发行，在美国票房刚刚获得一百万，全球不足千万。

这个命运似乎和戈雅给西班牙王后的画像一样，在作品完成之前，艺术家绝对不允许别人的评价，而结果揭晓之后，观众可能脸色阴沉，扶手而去。而艺术家怂怂肩：可是，这是一幅很美的作品啊！

无论是《性书大亨》 /《人民迎战拉里・弗兰特》、《飞越疯人院》，还是这部《戈雅之魂》，米洛斯·福尔曼都在阐释福柯的理论----权利是维护正义的必要工具还是导致不正义的罪魁祸首？
《性书大亨》中色情杂志的老板与美国政府的对抗，《飞越疯人院》中医生、护士和精神病人的对抗，《戈雅之魂》中宗教裁判所、洛伦佐神父代表的亲拿破仑政府的对立，这一个个寓言都反应了权利的可怕，用一个个的惨烈的结局告诉我们，任何形式的权利，无论它披着多美丽的光环，决不是拯救世界的仙丹妙药，却恰恰是毁灭人性，最终也毁灭人类的致命毒药。

    应该说，这部电影我还有好些地方没能看懂，比如片名为什么要取作“戈雅之灵”？而主人公弗朗西斯科·戈雅在片中究竟充当什么样的角色？

    故事开场于1792年的西班牙。那是新世界的大幕逐渐拉启的时刻，在并不遥远的地方，那场改变人类历史的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启蒙运动的喧嚣也开始惊扰这片沉静的国土，新旧世界的对撞已势所难免。宗教裁判所的神父们惶恐地意识到新世界来临前的这种混乱，在他们眼里，对上帝的信仰在异教的侵蚀下已摇摇欲坠。所以他们要动用更严厉的措施，重新唤回民众对于上帝的敬畏。故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启。

 
无辜者的罹罪

    伊娜斯，富商托马斯·比尔巴图阿的女儿，戈雅画中纯真无邪的天使，因为在酒馆中拒食猪肉被疑为遵循犹太教规，遭到宗教裁判所的传问，并在“神讯”（一种刑罚）之下承认了“罪行”。她最终被关押在裁判所的监狱里，直至15年后，拿破仑的军队废除了宗教裁判所，她才和其他无数的“异教徒”一起，得以重见天日。

    以上帝之名，无辜者蒙受苦难。在此之前的50年里，有8个人被送上了火刑架，而现在则有更多的人在裁判所的监牢里遭受折磨，而这一切都是借着上帝的名义。宗教裁判所并非天然正义，但因上帝之故，他们便是正义的，他们有施行审判的权力，可以定人死罪。以信仰的名义，异端理应遭到除刈。他们同样相信，在上帝信仰之下，一切手段皆为正当。但是在影片中，正是通过让无辜者充当这场清洁信仰运动的献祭，他们正义的面孔遭到了颠转。导演并未塑造一个信仰自由的捍卫者——如茨威格《异端的权利》中的卡斯特利奥，而是恰恰通过一个最执著的基督教信徒所受的苦难，呈现了裁判所的非人道。

    宗教裁判所剥夺了伊娜斯的自由，而拿破仑“解放”的军队则让其家破人亡。王怡称电影延续了西方对于宗教裁判所的妖魔化传统，但事实上，电影对于宗教裁判所的控诉未见有何剑拔弩张，反而携带法国大革命理念的拿破仑军队，倒是被刻画得面目狰狞。在自由、平等、博爱的背景声中，法国军队在马德里的街市中烧杀掳掠。革命者未必比旧势力更显正义，以启蒙、人权的名义，无数无辜的民众喋血街头。法国大革命给后世留下了《人权与公民宣言》，但同样也留下了断头台下的累累尸骨。在洛伦佐作为执政官对宗教裁判所的审判中，重点其实并不在于前面诸如启蒙使人类摆脱蒙昧，使人生而平等成为不容质疑的公理的宏篇大论，而在于让“那些拒绝看见自由之光者得不到宽恕（those who refuse to see the light of liberty, shall receive no mercy）”，让“那些敌视自由者得不到自由（there will be no liberty for the enemies of liberty）”。上帝也好，自由也好，终是为了划分敌友，为了以信仰和真理之名裁定他者的生死。

    如果说宗教裁判所代表着旧世界，而法国大革命开启了一个新世界，那么在导演注视的目光中，新世界未见得比旧世界更好，甚至是更糟糕。在影片快要结尾的地方，洛伦佐朝戈雅吼道：“西班牙已没有理想，现在的西班牙已成了一座大妓院。”很难说，这未必是导演对启蒙之后的世界的真实看法。

 
审判者的受审

    毫无疑问，在电影中洛伦佐神父是最重要的人物。起初，他是宗教裁判所的神父，是这场清洁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而后他又转变为启蒙理念的热烈拥护者，成为拿破仑在西班牙的执政官。而围绕着他的审判与被审判无疑贯穿电影的始终。

    当审判者对另一方施行审判时，我们——至少审判者——会断定，他们之所以有权审判，是因为正义站在他们这一边。在电影中，洛伦佐始终是“正义”的化身，先是代表上帝，继而代表启蒙的普世真理。当他还是神父时，他以上帝之名清除异端，而成为大革命的信徒之后，他又以自由之名清算宗教裁判所的残暴。信仰改换了，但他的“绝对正确”依然延续。也许我们可以认为，他所追求的并非是信仰的纯粹，而是自身的“正确”，而拥有了“正确”便可以对他者施行审判。

    审判者总会将目光投到别人身上，而永远照不见自己。所以他可以侃侃而谈上帝会给接受“神讯”的无辜者以力量，而当伊娜斯的父亲问他，如果他自己接受“神讯”时，是否会承认无稽的罪行，他一脸愕然。代表上帝的审判者被人审判，他无法想象。但是在托马斯父子的私刑之下，他很快就承认自己是猩猩生的杂种。早在他在监狱里强暴伊娜斯那一刻，便已成了他所遵循的基督信仰下的不可饶恕的罪人，但直到他被迫签名的事情败露，将面临审判之时，他才仓皇出逃。罪并非源自内心的律令，而只与外在的审判有关。

    当他逃到法国时，据称启蒙思想使其“洞开双眼”，重见光明。然而更真实的理由也许是，以人权、自由之名，他原有的“罪行”得以洗清，是这种“救赎”的渴望使其皈依了启蒙信仰。启蒙不仅使其重获“正确”，而且使其足够理直气壮反过来宣判宗教裁判所的滔天罪行。

    但英国军队的进入使其再一次面临审判。故事已临近尾声，但正是这个让我泪眼迷离的结尾，却让我困惑不解。恢复运作的宗教裁判所判处洛伦佐死刑，执行的当天，神父们一直在他周围劝其忏悔、认罪，只要他这么做便可免一死。但他却将神父们放入他手中的十字架掷于地上，对自己宣判了死刑。故事的悖谬在于，当他还是个上帝的信徒时，上帝并没有给他足够的勇气以支撑肉体的苦痛；而当他成了人类理性的信徒时，他却做了个并不理性的选择。他为什么要这样？我难以理解。也许新旧两个世界的反复使其在这个世界的根基彻底动摇，一贯寻求正确的他失落在这个虚无的世界里，他已没有了去路，所以，他也断了自己的归路。

    故事的震撼之处未必是最后那个片断，那个伊娜斯扶着洛伦佐的运尸车缓缓远去，连同注视着他们的戈雅也远远消逝在甬道里的长镜头。在那个镜头中，导演也许想要给整部影片阴暗的基调抹上几许亮色，以抚平前面那个片断所给人的深切的绝望感。当洛伦佐将十字架掷于地上，神父们准备宣判他的罪孽时，英国军官一记点头，洛伦佐的脑袋便已被拧断。前面所酝酿的反抗、拯救或是审判竟被消解在这么一个无意义的点头中，神父们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个他们已陌生的世界，他们的旧世界已彻底沦陷，难以复归。而启蒙也迷失在群体的狂欢里，断头台不过是喧嚷的广场狂欢里的一个无足轻重的陪衬。

“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萨特的存在主义观点之一，恰是对电影《戈雅之灵》最为极致的诠释。本片借西班牙浪漫主义画家佛朗西斯科•戈雅的视角，以少女依莱丝的人生为线索，在社会形态扭曲的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欧洲的宏观背景下，把戈雅画笔下现实的战乱痛楚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个个荒诞的巧合，关于宗教、人性、伦常的冲突，一步步推进情节的发展；在看似戏谑的表达态度中，给人以深入骨髓的震撼。
荒诞，始终贯穿着整部电影。主线故事中，少女依莱丝由于不吃猪肉而被当作异端教徒而被修道院关押；道貌岸然的神父洛伦佐竟嘴里叨念着拉丁文向上帝祈祷，一边在囚室里侵占了依莱丝的身体；15年后叛离宗教的洛伦佐作为大革命的领袖重返西班牙，竟得知他和依莱丝的私生女竟成为走街的妓女；当洛伦佐意在驱使依丽西亚出境，却遇到声势浩荡的惠灵顿军队，他被送上断头台时，自己的女儿依丽西亚竟是陪伴在新西兰军官身边的看客之一；清脆而稚嫩的西班牙童谣中，经历种种磨难而已经疯狂的依莱丝，跟着拖着洛伦佐尸体的板车，拉着冰凉的手，怀抱检来的女婴，步履轻盈，仿佛这是她人生最幸福的时刻。
狭隘的宗教教义，人性的欲望和贪婪，政权斗争，战乱，充斥着这个世界，无不成为痛苦人生的诱因。戈雅目睹这一切，借由画笔反映着这个荒诞的世界。依莱丝是他眼中美丽的天使，而他栩栩如生的画作却间接带给她终其一生的灾难。原本美好的人生在妙龄少女面前即将展开，却荒谬地被界定为异教徒，从此受尽磨难：在询问室里严刑拷打的肉体折磨，洛伦佐趁人之危的强暴，痛失爱女以及长达15年暗无天日的生活，对于形同枯槁的依莱丝并不是痛苦的终结，尽管得到戈雅的极力帮助，她还是被自己所爱的人送入疯人院，最后也精神失常。而依莱丝真正感受到的快乐，恰恰却只在她疯狂之后，误拾婴孩当作自己的女儿，并拉着爱人的尸体，得到最后的“团圆”。一个人在神智清醒时，所面对的世界充满了荒诞，历经无数坎坷；而精神失常后，在常人认为应该充满荒诞的世界中，找回最简单的幸福。依莱丝的人生本身就是荒诞的。
关于洛伦佐与宗教的纠葛也颇具讽刺意味，三次交错的相互审判在不同时间却同一空间中产生了极至的荒诞。首先，洛伦佐在依莱丝之父胁迫下签下的荒唐陈词被主教发现之后叛逃宗教，而戈雅为洛伦佐所作的画像也被修道院没收并作为象征销毁，熊熊火焰缠绕着巨幅画像，教士缓缓地说着，“当一个人的形象消失，包括邪恶的灵魂，关于他的一切都消失了。”而15年后，洛伦佐以大革命功臣的身份由法国衣锦还乡，他首先废除了修道院；高高地坐在审判庭上审视曾经居高临下的主教，冷冷地宣判他的死刑；而自恃灵魂高贵的主教在囚室中，为了避免折磨向洛伦佐交易其私生女信息时，虚弱的喘息、无助的讨饶也只是表现出一个血肉之躯的平凡人面对死亡时候的焦虑。然而他们的角色在惠灵顿军队势如破竹地攻入西班牙时，再一次发生了调转。这一次，主教再一次穿上鲜红的教服，而先前盛气凌人的洛伦佐只是颓废地跪坐在审判席上，接受自己绞刑的判决。这样颠来倒去的荒诞际遇，藉由个人经历折射出法国大革命在欧洲历史上的波折起伏。
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人与宗教，人与政治，宗教与政治，各种冲突不断。每个人都在混世中经受痛苦的人生，戈雅在无声的世界里，冷眼旁观战火、饥饿、弱肉强食，只能默默用画笔纪录，极力帮助依莱丝，却总是事与愿违；自私的洛伦佐颠覆信仰，人生跌宕；而依莱丝更不言而喻；依丽西亚从小便是孤儿，甚至成为老鸨手中赚钱的工具；即便是高高在上德费尔南德七世和皇后，也只是活在他人虚伪的反映中。而面对痛苦的人生，事实上每个人都在追寻属于自己的自由，即便在追寻自由过程中每个人的努力所能产生的作用是有限的。
看似荒诞的故事情节是对这个世界的缩影，在影像背后，反应出导演关注存在，关注人生的意图。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每个人都不可以绝对地定性为好人或者坏人，价值标准并不是守恒的。黑格尔说，“存在的即是合理的”。一切只是在发生，因循本身存在而发生。不仅仅发生在曾经动荡的欧洲，即便在当前，每个人能做的只是去面对并且接受，承担无可避免的种种焦虑，在荒诞的现实和痛苦的人生中做出自己的选择，并且努力去争取自己的自由，自由地选择并自由地接受由自己自由选择而产生的后果。

对于历史题材的传记片，米洛斯·福尔曼有较强的把握力。《戈雅之灵》（Goya's Ghosts）所说的就是19世纪初期，西班牙专制的时代，教会势力也极为强大，随即，法国经历大革命，拿破仑率大军攻进西班牙。西班牙一片混乱，但西班牙人民并没有就此起来改变自己的国家，反倒群情激奋地把法国人赶回了比利牛斯山的那头。教会势力再度恢复了。这就是这部电影的大背景。然而，他的内容却讲述了一个小人物的故事。名画家戈雅实际上是穿针引线的。洛伦佐是一个典型的翻手云覆手雨的权术家，活脱脱就是茨威格笔下的“约瑟夫·富歇”，伊莱丝则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她却有个惊人的美丽，成为戈雅创作的灵感。洛伦佐不满戈雅那些令人不安的画作，编织罪名将伊莱丝关进圣教所，后又强奸了她，使她在集中营般的圣教所中产下一女。伊莱丝的父亲，一个富有的商人，为了营救自己的女儿，逼迫洛伦佐写下保证书。结果教会不仅没有释放伊莱丝，反倒追究洛伦佐。洛于是逃到法国，并在法国摇身一变，娶妻生子，成了共和人士。跟着法军，回到西班牙，成了权势人物。法国人来了，圣教所被打开。过了数十年暗无天日的伊莱丝被放了出来，整个人已经完全扭曲变形。回到家，家人已经全部被杀。于是，她到了戈雅的家。开始讲述她的故事。她的心里只有自己的女儿，还有自己与洛伦佐之间的“爱情”。殊不知，在战乱的西班牙，伊莱丝的女儿成了一名流落街头的妓女。故事还在继续，最后结局，导演一一交待。

在风云变乱之中，你根本猝不及防，无形而又巨大的命运之手就攫住了你，然后狠狠地摔个粉碎。有的人，一辈子都想不通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有的人却一辈子压根没有机会去想。有的人拼命不去记起，有的人却努力抗拒遗忘。我好久看电影没有什么想哭的冲动了，但这片到下半部的时候，还是有几次泪要不禁往外涌。不是为谁的命运，而是为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