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爱2011

看完《最爱》，失语。

我曾经坐在弥留的艾滋病人的床前，也曾经听得病的朋友讲他们家乡的状况；但我也只能想象但无法感受这些命运的重量。一个因为在黑医院治病输血而被感染的朋友问我，你知道我一天里最开心的是什么时候吗？就是醒来，摸摸身边，知道自己还在的那一瞬间。

影片结束，打车回家，经过国贸的灯火。我们这座城市啊，制造了太多的爱情，却经历了太少的故事。我们从欲望到爱情只有一步；但是那一步之间他们的孤独、认同和恐惧，我们几乎没有触碰过。

我问我认识的另外一位感染者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他说，最想要一份无拘无惧的陪伴。说完一笑，背过身去。那次见面，在酒吧里。他不喝酒，他禁止自己喝酒。他要自己保持清醒。他手里拿着矿泉水，看着酒吧里的暧昧或者爱情发生。他告诉我，他只是看着，虽然不能参与，至少还有羡慕的权利。

我知道，他想要的陪伴并不是不可能——但是太难了。太难了，他也不想寻找了，就这样，一个人，看一个小时的喧闹，然后走出去，走进夜色里，回到自己的床上。这是一种偏执。

我那个因为输血感染的朋友，坚持读完了大学。期间本来藏着掖着的事，最终还是被走漏了风声，身边的人都迅速地离开。他坚持吃药，药物是他最信任的唯一挚友。这是一种偏执。

我也听说过这样一个女人，知道自己得了病，忽悠自己的丈夫儿子也去做了检查。确认家人都安全之后，毅然离婚，拎着行李和一张全家福，离开了她爱的那个家。这是一种偏执。

影片的前半段，那些看似令人发笑的偏执，其实是他们仅有的能依靠的信仰。当你提前知道自己的结局，当你无罪却被判了极刑，让你能坚持下去的，就是这点偏执。已经没有人守着他们，他们也无能力守着别人，也就这点念想能让他们守着生命。

爱何尝不是一种偏执。影片的末尾，他们拿着结婚证大声地念，一遍又一遍，我的眼泪和他们一起流了下来。我不敢说我理解他们，但是我知道这个仪式对他们有多重要。对他们来讲，失去虽恐惧但太平常，如此难得的得到，就是他们的一整条命。

……

最后我想说的是，死亡也许会传染，但是幸好，爱也会，希望也会。

难道，你这太幸运的生活，你不应该珍惜？



谢谢《最爱》，期待完整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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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听说未剪切版本中得意和琴琴的戏份只占30%，关于其他人，讲得更多。那将会是何等沉重的一把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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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HIV和艾滋病的一些基本知识（来自爱白）：
http://www.aibai.com/booksview.php?id=19273

首先要承认的是，这部《最爱》而非《魔术时代》的影片的确是顾长卫三部作品中最差的一部，不过也不是毫无可取之处。脱胎自第五代导演的农村题材，又通过顾长卫的镜头以历久弥新的姿态回到银幕上来。《最爱》并不是冷眼旁观的“真实电影”，而是在顾长卫安排下的困难时期的对梦的追逐和幽闭下的相依为命。创作上，他在坚持过去的自己的同时，又在摸索新风格的途径中彷徨犹豫。不过它所揭露的社会是空前深入而引人入胜的，主题谈及热病（艾滋病），却无情批判了社会的病态要高于疾病本身。

片头出现的“本故事纯属虚构．时间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字样定是为通过审查而加，在我看来，这个戳完全没有盖的必要。

开头和结尾，以死者的视角、孩子的口吻来审视活人世界，将故事全盘托出。看似很有创意，其实毫不新鲜，早在60年前《日落大道》就已用过，不过此手法运用在本片中，倒是减少了活人对疾病和死亡的惧怕，相反，这种莫可名状的死亡态度在孩子俏皮的口吻下变得活泼起来。

在顾长卫的镜头下，河北农村是一个幽闭而冷酷的世界，充斥着粗俗、荒诞不经的乡谈俚语。染病的村民们被隔绝在小学里，对热病还缺乏认知的他们，各个暗怀心事，在等待死亡的同时他们还能继续守着自己的“梦”苟且地活下去。每个人都有一个梦，等到他们追逐到那个梦的时候，梦醒人去。村长四轮的红本本、老疙瘩的粉棉袄……以及得意与琴琴的互为“最爱”，他们似乎都在努力完成那场梦才会心安理得的闭上眼睛。

《最爱》的前半部分是用让-皮埃尔.热内式的黑色基调对农村发展下传统社会的一个恶作剧式的巡礼，更进一步看，对比隔离圈外那些自私的人、那个大社会，这层小圈子才更安定团结，才更活生生。村里人对这帮病人避而远之，郝艳和小海没有再碰过染病后的另一半，小海的妈妈将琴琴扫地出门却又阻拦她与得意结合，小海离婚的唯一条件是得到得意死后的房子……相比热病患者对爱的梦想、憧憬，这个看似正常的社会才是病态的源泉，与势利眼的好胳膊好腿儿的人相比，热病患者的心才是健康的。

影片后半段描写的重心逐渐从热病转移到了爱的问题。其实得意和琴琴先前就都活在一个顾影自怜的世界里，分离或结合对彼此都是负担。影片并没有把这段婚外恋污点化，因为他们的另一半才是丑恶，在我们看来他们的爱很纯洁。导演以凄清的笔触刻画两人在离羣索居生活中，外人看来不正常的亲密关系（甚至有两个健康的村民见到衣着暴露的琴琴都恨不得没染上热病）。他们在小屋中相依为命，以“爹”、“娘”相称。到头来发现得意对琴琴的生理需求演变成一种绝望的需求，而她也发现自己已然转化成抽身不得的泥淖。就这样无根无果的交媾同时使他们从失意的现实中逃避出来，他们不再有所谓的疾病，等待他们的只是在这场云雨之后的末日来袭。当两人手无寸缕，贴身相拥时，空屋成为一座避风港，它隔绝的不止是疾病与外界，还有势利的社会尺度和礼教的束缚。但是他们的行为透过社会价值观的过滤，却同样被扭曲了，得意和琴琴在一起时，简直就像懵懂的小孩子，琴琴用奶喂他，直到他睡着了才敢睡下。他们属于隔离中的隔离患者，本身就是孤立团体中的孤立个体，他们的性欲也得不到妥当“疏导”。影片最后，琴琴用冰水中浸泡的身躯去为得意冰敷，那是爱的体现，也许它不是爱情，也许它是亲情是相依为命的孱弱感情。编导不用交代太清，观众也不必为这场情感做解，顾长卫冷静地判观着两人心理的微妙变动，他们代表了任何传染病患者对生命和情感的最后坚持，这就够了，不用再去上升到什么真爱不真爱的境界。

戈达尔曾说：“硬性规定电影都该长达90至120分钟是不合理的，理想的影片长度应该从1分钟到1000分钟自由伸缩。”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看到《魔术时代》的足版，而非这个太监版的《最爱》！

这部电影从一开始便进入紧张的状态，在多处细节都埋下了催泪弹。真的感觉像坐过山车。才刚刚开始孩子（小鑫）就死了。因为他父亲种下的恶果，使这样无辜的小生命被村里人活活毒死。

然后。

就是现实之外，绝对陌生的世界——那个娘娘庙村。

就如此背景而言，已超乎寻常，震撼人心，这里处处上演着疾病，疯癫，痛苦，人性，和死亡。仅仅如此，便直接将观众代入沉重的心情，从始至终。

接着，死啦死啦……谁谁谁死啦死啦也就不稀奇。得病的人必死无疑，那么，爱情在这里，自然水涨船高，价值连城。两个得了艾滋病的人相爱一起，无论如何，也都不再平凡。感人是一定的。只是……为什么要这么血腥。不就是要观众几滴泪吗？何必如此摧残我的心，放大人的恐惧，延续痛苦？恐怖片你早说嘛，挂羊头卖狗肉做甚。

我绝对接受章子怡被蔡国庆打到吐血并挂着鞋子游村，我也接受王宝强和蒋雯丽带着笑声说走就走，不留下一片云彩。更接受濮存昕把那么帅的儿子的坟翘了跟县长的死胖子冥婚并一脸市侩。

但是，你让郭富城在床上死又不死，活又不活，惨成那样，哭天喊地成那样。让章子怡鬼不像鬼，人不像人地躺在那就死了。最最可恶的是，郭富城砍在腿上的那两刀……血就那样从门缝里流出来。你让我情何以堪啊？老大！我花几十块买张电影票不是为了失眠啊，我就喜欢没什么熟人的时候痛痛快快哭一下，感动一下。你这样作甚呀？哭不出来不说，差点尿裤子。

得个病，没人照料，与世隔绝也就算了，还得这样个死法，你怎么不拍袁崇焕凌迟处死啊，那不是更刺激。死了就死了呗，蒋雯丽和王宝强等那样静悄悄地去我还夸你有艺术范。您倒好，竟然直接给演出来，还那么虐，郭富城死不去不说，上个吊自杀不就完了，还来上两刀。血就那么从门缝出来，这让人怎么个联想？两口子还没人收尸了不是？那么多血，都是病原体啊，谁敢进去？报警啊？这要多恐怖有多恐怖啊。

这样那个艾滋病人去看，那还不直接回家上吊去？谁看到这种死法不找几十颗安眠药嗑下去的？

还以为是山楂树之恋大人版。。。他妈的！竟然是《艾滋病是怎么个死法》加《蓝色生死恋他哥》外带《满清十大酷刑他弟》。

害得我发微博称从此不看郭富城的电影。。。我算怕他了。

很久之前在影院看过这部电影的预告片，但当时预告片里完全没有讲到这个片子发生在一个艾滋病村，所以今天去看的时候开场我就被震住了。以下写的观后感会有剧透，不喜者请回避。

可能是因为从小在医院里长大，从小对疾病的了解为可能比同年龄的孩子清楚很多，有些人患了疾，有些人受了伤，有些人说没就没了。然而，众所周知艾滋病=死。很久以前也听说过这么一个村落，因为卖血全村大部分人都患上了艾滋，在河南的那个村落不可能再有什么生机勃勃的劳作与淳朴的生活，村民们做的只是等着时日过去，然后互相葬掉彼此。


得意这个名字取得相当好，记得所有病人都呆在山顶学校时，得意说，“得意一天是一天”。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台词。因为在这部影片中，我们很难看到患病者的恐慌，他们不是没有意料到热病的严重性，他们都知道自己会死。他们只是默默地在顺从的接受，因为反抗毫无作用，没有药物，没有人真正能帮助他们。他们都在认真地活下去，不怨念不悲愤。只是等着生命完结罢了。蒋雯丽饰演的粮房姐头天追着偷吃她粮食的母猪满街跑，活力超群，但是立马就没了。戏弄人生般地给她一段那么欢乐的镜头只是预示她的回光返照，人，说没就没了，就在一瞬间，还来不及回味。王宝强饰演的大嘴也如出一辙，为粮房姐送葬时，大嘴举着自己爱不释手的扩音喇叭说，“喇叭没电了，我也快没电了。”然后他笑着跑开，果真不出所料地他也随之远行。片中爱子如命的父亲，极其自私又时而对家里人着想的大哥。个个都是及其庞大的矛盾体，但个个都真实得让人感觉不到任何纰漏。


当然故事的重头戏还是男女主角的爱情。为了买一瓶城里卖的洗发水去卖血患得艾滋病的琴琴，和一个想方设法要去卖血赚钱的得意，他们的感情展开让人觉得荒诞又可敬。再患病后相继被丈夫、妻子抛弃的他们毫无顾忌地在一起了。在生命都快没有的时候能碰上彼此这样一个“共患难”的爱人，绝对不是件坏事。人性就是这样，你有病，我远离你，我们俩都有病，不如我们在一起。敢问，如果其中一人是健康的，这段恋情难道还有展开的可能？

顾长卫在人性的残忍面前做了一场浪漫的戏。影片中饱含人类的各种情愫，处处展露人性。有伟大的父爱，自私的求财，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夫妻情“，豁达的人，畏惧的人，了无遗憾的离去，仇恨的威胁，不问结果与明天的陪伴，能一起吃苦却没荣幸一起享福的情侣，“娘”与“爹”的隐喻⋯⋯总归都是人，总归都是命。

不害羞地说，戏到末尾我哭了。在看到最后两个绝症患者拿着喜糖和结婚证挨家串户地开心相告时，那时是最难过的。商琴琴贪婪地，一遍又一遍地念着属于她们的结婚证，念着念着泪就往下落，他们比谁都明白，为什么他们能在一起，为什么他们要在一起。我们都知道他们会死，很可能即刻就会死，所以他们的这种幸福是危险又短暂的，所谓，这么悲哀的快乐才让人最难过。

得意说，“得意一天是一天”，这句话从他口中说出，可能因为无知，可能因为豁达，因为原因不重要了。最后琴琴先走一步，得意也不愿意再得意了，本就离死不远，何况最在乎都已经先去，不如果断奔走相继而去。砍伤自己，用血还了琴琴最后的愿望，她曾说她死时要穿红裙子，不穿寿衣。得意用最后的力气用血给琴琴染了一条红裙。这就是生命的完完全全的剧终。

我认为中文片名《最爱》不如英文片名来得巧妙， Love For Life，其实这里不光只有爱情。

人啊，得意一天是一天。总归都是人，总归都是命。



ps：我在这说说的只是这整部电影，是这整部电影的叙事告知我的，我领悟到的。
面对影片不去单独讨论导演风格，摄影手法，镜头调度，灯光手段，演员素质，美术设计，配乐……因为电影本来就不是一个人或是一个部门的活计，一部电影是一个团体，缺一不可。就这部片子制作来说我也没有特别偏爱的一个工种。电影也永远是遗憾的艺术，难以更改。观众们宽容一点，就这样吧，挺好的。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1978级的顾长卫，长期以来身处“第五代”导演的创作团队中，曾担任多部“第五代”电影的摄影师，堪称“第五代”阵营的中坚力量之一。进入新世纪以来，顾长卫又开始亲执导筒，随着《孔雀》、《立春》和《最爱》三部导演作品的相继问世，顾长卫完成了跟他的同学张艺谋一样的华丽转身，成功跻身一线导演的序列。不过从作为导演的资历来看，顾长卫显然不能算作“第五代”，而他与学界通常所称的“第六代”导演在成长路径和创作背景上亦有着大相径庭的差异，因此，或许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来指称顾长卫导演在内地导演群落中的代际身份——“新生代”。

当然，“新生代”有时会被用作“第六代”的另一个指称，不过由于“第六代”的组成者“向来都以松散的形态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美学纲领”（1），从这个意义上讲，将在新世纪才迈入导演行列的顾长卫归于“新生代”，亦无甚不可之处。有论者在评述新生代电影的艺术特点时曾指出：“新生代电影着力描写社会底层处于文化边缘的小人物的生存世相”，“以其独树一帜的底层影像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重重一笔”（2），这一特点也贯穿在了顾长卫导演的电影里，尤其是2011年公映的《最爱》，更是把顾长卫电影的“底层”特质推向了某个极端。

所谓“底层”，在当代理论话语脉络中，一般认为是肇始于意大利左翼理论家葛兰西，在《狱中札记》里，葛兰西将“底层”（subaltern）用作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的产业无产者代名词，不过进入1980年代以来，葛兰西的这一概念逐渐被一批南亚学者所借用，（3） 随着这批南亚学者（“底层研究小组”）所撰写的《底层研究》系列著述的推出，“底层”的概念内涵业已发生根本置换：除去阶级斗争、民族独立斗争以外，妇女运动、农民起义和少数族裔争取权利的斗争都被“底层研究小组”看作是“底层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有效扩展了“底层”的人群所指。（4）

值得注意的是，境外学者对于“底层”的关注与本土社会文化语境中近年来的“底层”热潮形成了某种饶有趣味的呼应。不过在当下的本土语境里，“底层”还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把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程度都非常低的阶层统称为“底层”，在职业分类上，这些人群主要由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构成。（5）应当说，“底层”概念的登场与当下本土社会正在经历的剧烈转型息息相关，作为一种文化表征，“底层”正在成为内地文学、文化场域中的醒目话语符号，特别是在文学创作中，有论者甚至直言：“90年代至今，没有哪种写作能像底层叙事这样成为众人参与、众人关注、众说纷纭的重大文学现象。”（6）如今，文学场域里的“底层”热也延烧到了电影中，顾长卫导演的电影就是这一态势的典型代表——考虑到《最爱》与阎连科的“底层小说”《丁庄梦》之间的互文关系，我们完全可以把该片视为当下文学场域中底层叙事的一次影像实践。

《最爱》的故事发生在1990年代中国内地的一个贫瘠山村里，因为村民集体卖血，造成了被称为“热病”的艾滋病在村中肆虐，那些感染上艾滋病的村民不得不在村民、朋友乃至亲人歧视的目光中艰难求生，《最爱》的叙事主干，便聚焦在村中这一群艾滋病人里展开。

显然，无论从哪个层面定义，《最爱》都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底层”电影，不仅其叙事空间集中于贫穷、封闭、落后的内地农村这一典型的底层空间中，而且其主要人物在底层空间中亦处于底层的生活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最爱》已经构成了一部极端的“双重底层”文本。

正如斯皮瓦克所指出的：“底层人不能说话”。（7）既然被称为“底层”，这显然是一个丧失了话语权的人群，于是，在当下的文化场域中，我们所看到的形形色色的底层叙述抑或是底层人物形象的塑造，莫不是叙述主体基于自身需要的某种文化想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否认叙述者的道德水准，而是因为“底层本身就是一个否定性的阶层”，底层的存在正表明了底层的不合理，我们表述底层乃是为了给底层以话语关照，从而使得其组成者有可能从底层中逃逸出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底层乃是一个“他者化”了的阶层，所有关于底层的表述也只能是底层的“被表述”，而“被表述意味着被使用和利用，即使最善意的他者化表述也是使用底层来证明不属于底层的东西”（8），也就是说，底层叙述中的他者化底层想象不可避免，同样，这一点也适用于作为底层叙述影像文本的《最爱》。

必须强调的是，与关于城镇底层的叙述不同，内地艺术家们在叙述底层的农民生活时，往往愈发的极致化，他们常常将这些人物“置于极端的愚昧、狭隘、贪婪甚或暴烈之中，无法看到底层百姓在传统文化长期注塑中所散发出来的人性之光，更不见他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所承受的价值分裂和心灵梦想。”（9）应当说，这一批评对于《最爱》也是适用的。从影片中来看，当身染“热病”的病人们在“老柱柱”的带领下，在村里废弃的小学里共同生活时，导演并没有着力表现他们的互助和友爱，而是刻意强调了病人间的种种勾心斗角甚至尔虞我诈。正是在这个“隔离病区”里，老村长视之如命的公章被偷，公共厨房里的大米失窃，甚至连年轻姑娘琴琴的棉袄也不翼而飞。如果说，这些情节的安排尚有先抑后扬的艺术考虑的话（譬如偷棉袄是“老疙瘩”为了在临死前满足妻子的愿望），那么两位病人利用“老柱柱”之子赵得意和琴琴偷情的“丑闻”，篡夺了“老柱柱”在这个“隔离病区”里事实上的领导地位，并将原属学校的公共财产搬运、变卖的这一系列行为所折射出的，则只有自私和堕落，毫无善良的人性可言。而“老柱柱”的大儿子赵齐全更是贪得无厌的卑鄙之徒，作为一个组织村民集体卖血导致艾滋病感染发生的“血头”，赵齐全几乎没有悔恨之心，眼见自己的亲人染病住进学校自我隔离，他除了象征性的拿出点食物周济以外，并无任何关心之举，反而迫不及待的做起了棺材生意，其人性之堕落，可见一斑。

事实上，整部《最爱》中的人物几乎都是这样极端“阴暗”的人物，对普通村民来说，他们对艾滋病人避之唯恐不及，凡艾滋病人出现之处，普通村民大都会落荒而逃。而在配角以外，影片的男女主角赵得意和琴琴身上的人性闪光点也乏善可陈。从影片中的叙述来看，赵得意跟琴琴从偷情到逐渐公开乃至最后结婚，主要的原因应当还是基于纯粹的性吸引：由于沉疴在身，二人都无法跟配偶行正常的房事，于是，在辗转难眠的夜间，二人踱出房门，遂成苟且之事，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可悲的是，作为一个父亲，赵得意自从与琴琴交好之后，便沉醉于二人世界的鱼水之欢中，不再理会妻儿，彻底放弃了作为一个父亲应尽的责任。而身处底层农村之底层的琴琴，即使罹患恶疾也无法逃脱宗族“夫权”的罗网，当其与赵得意偷情被撞破后，便被丈夫当众失暴并挂上破鞋示众，而在此一过程中，赵得意毫无保护琴琴的举动，当他面对诸多围观村民（主要是艾滋病人）时，更是面露尴尬之色，拱手说到：让大家见笑了。由此可见，赵得意完全认同琴琴丈夫的举动，此时在他的心目中，琴琴无非是一个欲望发泄对象而已，并不具有独立的人格。

相对而言，倒是“老柱柱”身上些许体现出了善良的人性光彩，正是因为自己的大儿子组织卖血引来了“热病”，“老柱柱”对村民们始终心存愧疚，才组织众病人来到废弃学校里同舟共济。而赵得意和琴琴终能成秦晋之好，太半也要感谢“老柱柱”的鼎力襄助。当琴琴遭遇来自前夫和婆婆的压迫时，也是“老柱柱”苦口婆心的前往劝说琴琴的前夫。相较而言，赵得意与琴琴似乎并未做出什么自我牺牲，当琴琴的婆婆来兴师问罪时，赵得意只是无赖般的利用自己的艾滋病人身份耍“横”，便轻易吓退了她。而为了跟琴琴结婚，赵得意甚至不惜拿出自己的房产，此时，妻儿的利益早已被他忘至九霄云外。最终大哥赵齐全利用各种手段为赵得意和琴琴办理了结婚证后，二人欣喜若狂，开始沿村逐屋散发喜糖，而在这一再婚事件中，赵的前妻一直是缺席的——显然，当她带着儿子离开赵家后，已被赵家“除名”，从而丧失了在家庭中的任何权利。从这个角度来看，赵得意虽然罹患艾滋重病，但他对前妻的夫权压迫，始终是不言而喻的。

有趣的是，对于赵得意和琴琴的情感刻画，导演顾长卫也表露出了某种浓烈的“第五代”情结。首先，野合成为了二人最初的情感表达方式，从学校里的苟且开始，赵得意和琴琴一直在众人不注意的角落里“恣意妄为”，铁路上狂奔，草丛间放浪，这些无不让人想起“第五代”常用的高粱地、“西北风”等意象，当赵得意和琴琴双双冲破性“枷锁”而享受鱼水之欢时，几乎让观众忘记了这是两个艾滋病人。其次，在强势的男权逻辑下，赵得意和琴琴表现出了某种畸恋的乱伦意味，两人频频以“爹”、“娘”互称，赵得意发病高烧，琴琴更是用“喂奶”等挑逗性乱伦语言来“刺激”赵得意的生命意志，这些情节仿佛都让我们看到了某种似曾相识的“第五代”风格。

当然，在底层叙述中注入爱情叙事的成分在当下的本土文艺作品中并不鲜见，有论者就曾指出，相对于亲情、友情，时下在几乎每一篇底层作品中都包含着爱情叙事，从客观上来说，爱情作为一种叙事策略，委实为充满苦难、贫困和屈辱的故事添加了一抹亮色和柔情。（10）但在《最爱》中，影片的爱情表述却更多的基于市场的逻辑而进行，基本丧失了其对于底层故事叙述的艺术价值。无疑，作为一部云集了大牌明星，在国内院线正式公映的电影，《最爱》不可避免的被卷入到市场的漩涡里，于是，为了向市场献媚，我们看到顾长卫导演更多的把底层爱情表述成一种野合与乱伦的奇观，在影片的后半部分里，故事基本上局限在赵得意和琴琴的二人世界里展开，而在这些段落里，充满性意味的床笫挑逗成为了影片叙事的主体，为了让女演员通过展示“裸体”来满足观众的窥淫癖，顾长卫导演甚至不无牵强的给琴琴加上了一场赤身露体的戏分。坦率的说，这些情色镜头极大的伤害了影片的底层叙事基调，使得《最爱》开始呈现出某种类似于都市爱情片的不伦不类气质——不过这些处理对影片的票房应该是多有裨益的，如果我们注意到《最爱》的宣传海报的话，我们会发现其与前不久上映的另一部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极为类似，而这种宣传策略无疑也映照出了《最爱》叙事重心的倾斜。

作为当下电影市场上的一部快速消费品，《最爱》在营造底层影像的同时，也着力将苦难叙事凸显了出来，从而明显的体现出影片的“苦难崇拜”倾向。在影片中，顾长卫导演不厌其烦的强调着人物的苦难境遇，而且跟许多当下本土的底层作品一样，《最爱》中的“苦难崇拜”也呈现出畸形的片面状态，人物陷入了无边的“苦海”之中，在影片中，“所有的弱势者始终处于被伤害被侮辱的地位，他们的尊严被不断践踏，他们的反抗充满绝望，他们的不幸永无止境”。（11）显然，这种对于苦难的迷恋式展演已经不再具有道德审思和权力批判的充分力量，感官刺激已成为切中观众心理的主要依托，在这一创作逻辑中，苦难叙事被希冀为能够有效的转化成电影的消费动力，从而使得影片在观众们面前幻化为了一道供“苦难消费”的怪味光影大餐。

为了进一步渲染苦难消费所引发的感官刺激和视觉冲击，导演甚至给影片添加了一层悬疑色彩，全片以赵齐全的儿子被毒杀为叙事开端，使得影片在一个充满惊悚、悬疑的氛围内展开叙述。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惊悚式苦难叠加”其实是当下底层小说中一个常见的叙事模式，“它们给我们带来的往往是惊悚、血腥、堕落和挥之不去的绝望”（12），毫无疑问，《最爱》沿袭了底层小说中的这一叙事模式，但惊悚和悬疑只是障眼法，当导演引发了观众的观影兴趣后，故事根本没有在寻找杀人凶手这一线索上展开，影片所着力营造的，还是充斥着血腥和堕落的冲击性画面。随着剧情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艾滋病人离世而去，利欲熏心的赵齐全依旧只手遮天，无论是道德高尚者还是道德低劣者，“热病”引发的死亡是唯一的结局，在这个贫瘠的小山村里，村民们既没有自救的可能，也看不到外力拯救的希望，“挥之不去的绝望”贯穿影片首尾。而在最后琴琴病发身亡的戏分里，赵得意痛苦的挥刀自残，导演让摄影机冷酷的对准汩汩流出的鲜血，特写镜头使得整个银幕成了一幅饱蘸血腥的画卷，也让影片煞费苦心给观众营造的“苦难消费”体验最终转换成了廉价的视觉感官刺激。

在笔者看来，《最爱》中的底层叙述是扭曲、片面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他者的底层不应该被文艺工作者特别是电影工作者们所表述，正如前文所论，绝对“纯真”的底层叙述是不可能存在的，在当下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与其想象某种独立的、纯正的、不折不扣的底层经验，不如在社会各阶层的比较、对话、互动之中测定底层的状态。底层并非事先独立地存在，底层是多重对话之中产生出来的主体。”（13）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我们对《最爱》中的底层叙述做出何种评价，导演顾长卫将底层视角纳入新世纪的中国电影中，并尽力的将其与市场－观众相耦合，这些努力都是值得后来者学习的。只有当充分数量的底层影像登上大银幕，并尽可能的进入观众视野后，关于底层的良性多重对话才有可能在电影场域中展开。

注释：
* 本文评论的《最爱》以内地首轮公映的版本为准。
（1）聂伟：《“假领子”、底层奇观与大银幕生产——近年来第六代电影创作的几个侧面》，载《南方文坛》2011年第1期，第141页。
（2）朱洁：《中国新生代的电影观念、审美追求和艺术创造》，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56页。
（3）[印]查特吉：《关注底层》，载《读书》2001年第8期，第13—14页。
（4）Stephen Morton,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52—53。
（5）参阅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6）李运抟：《中国新世纪底层叙事的意义与问题》，载《广西文学》2010年第1期，第90页。
（7）[美]斯皮瓦克：《从解构到全球化批判》，陈永国等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8页。
（8）刘旭：《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载《天涯》2004年第2期，第47、49页。
（9）洪治纲：《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载《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第43页。
（10）陈棽：《身份认同与爱情叙事——当前“底层小说”的两个关键词》，载《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第139页。
（11）杜琦慧：《浅议“底层写作”中的“苦难崇拜”倾向》，载《文学界（理论版）》2010年第6期，第239页。
（12）黄鹄：《论“底层写作”的叙事陷阱与主题缺席》，载《语文学刊》2011年第2期，第25页。
（13）南帆：《五种形象》，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4页。

     注意！ 我写的是《魔术外传》的影评而不是《最爱》的，没错，这根本就是两部电影。
   半年前看过顾长卫2个小时的粗剪版，沉重和黑暗压得人喘不过气。
   后来，由于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以及商业上的考虑。一部原本可以伟大，或者说接近伟大的作品不得不在现实面前低头。
   章子怡和郭富城两位主角的戏份不到30%，爱情不是主线，更多的是群戏，每个人物的刻画都十分到位。（可惜删了好多）
   类似于地狱的村庄，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和隐喻，世间百态淋漓尽致。
    目前公映版本情节上支离破碎，可以看出是妥协导致的，最终有些四不像了。

    原来的两个结尾。第一个是濮存昕掉到井里，两只蝴蝶从井里飞了出来。
    第二个是在所有人都死了以后，画面中闪现出两个看上去颇似章子怡和郭富城的小孩。
    另外原版中还有不少尺度很大的镜头，就不一一列举了……
    对顾长卫表示敬意！希望将来能看到导演剪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