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区的鸟

演员请得起黄璐，音乐请得起小河，那我推断这个生拉硬拽的固定镜头拍摄手法并非资金短缺的妥协之举，而是导演为了追求复古风格刻意为之。然而，反常规的镜头语言并没有搭配反常规的叙事和主题，让这种并不熟练的镜头设计成为败笔。 本片在叙述回忆时用了“日记体”的结构，还有想象时空和现实时空交汇的小设计，表达了一个很浅显的主题：美好的童年和郊区的鸟鸣声都在城市化进程中失落了。重场戏（或者说本片情感最强烈的戏）应该是童年夏昊和朋友们一起去找胖子家的片段。然而，在这些于核心表达非常重要的回忆段落里，大部分运镜都是常规的，导致形式与内容很矛盾。 本片的情节里有一个我非常不喜欢的设计——关于时间的谜语，这个谜语太“傻白甜”了，坐我旁边的陌生中学生都第一时间猜到了，结果愣是在电影里以一种貌似发人深省的迷题形式反复出现了三次，给我的直观感受是既矫情又low。尽管导演设计这个重复情节可能是想表达男孩小时候知道答案，但长大以后忘记了这样一种“失落感”。但是由于第三次出现迷题的密室戏既不合逻辑又冗长，导演很有把观众当傻子的嫌疑。只有喜剧片的受众期望看到比自己更“傻”的人物，文艺片应当杜绝“降智行为”。此外，迷题第二次出现是以字幕的形式出现在屏幕中央，这种形式非常缺乏电影感，学生作业都不好意思用的。 第三，本片的一些场面调度和布景也很不自然，很做作。误入工地的摩托车，高架桥下映出绿皮车的玻璃镜，光怪陆离的密室，隧道里看不清形状的涂鸦……处处透露着人为设计的痕迹。第四，演员的台词经常是停顿一会儿才接下一句。剧中角色的对白都是日常语言，既没有哲理也没什么双关和隐喻，为什么要停顿？整个电影的内在哲理与外在风格都提不上去，就不要强行模仿洪尚秀。 总而言之我的观感是，导演沉溺于自我表达任性挥泄一通，却并没表达出有价值的东西。

1. “成长是一场大型的捉迷藏”

映画台湾：《雷电》是在《郊区的鸟》之前的同一个理念下的创作吗？

仇晟：两个剧本几乎是在同一时间生成的，前者是2016年6月，后者是2016年7月。我那时思考着差不多的东西，即关于时间的秘密。《雷电》中捉迷藏的游戏没有在《郊区的鸟》中用到，但可以理解为整个成长是一场大型的捉迷藏，大家逐渐四散逃逸、躲起来。我把它放进整个日常生活里。

映画台湾：《郊区的鸟》表达的核心似乎是去建构童年与成年之间的诗意联结，导演怎么看？

仇晟：就像我之前说的，唯一真实的乐园是失去的乐园。在追忆和失落的过程中会产生美好。2016年当我开始构思时，对我来说最迫切的创作冲动是“童年”。下一个片可能是少年。可能当下疑虑什么、纠结什么，我就会拍什么。

《郊区的鸟》主创团队在FIRST映后交流

映画台湾：寻找消失的胖子的桥段是你的童年亲身经历和创作缘起。在此基础上你是怎么构建童年部分的创作的？

仇晟：当时对这段童年经历的记忆只有一个模糊的情绪，就是一群天真的小孩子吵吵闹闹地要进行一场对同伴的追寻，但最后都被击败了，变得非常沮丧。在这个基础上，我去重构他们远行之前一个半月的的生活经历。这会显得这次远征是有来由的，来自于每个人的困扰，而不一定是单纯为了寻找胖子。即使胖子回来，他们的心事可能还是解决不了。

映画台湾：这之前的经历给人的感觉是巨大的失落感，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失落，包括坐在公交车最后一排的狐狸和敏感到最后消失的胖子。你是在往这个方向去刻画这些孩子的状态吗？这里面有你自身的一些童年影子吗？

仇晟：童年到少年之间的时期处于成熟和离别的边缘。少年开始有心事和忧愁了。原本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拥有全部的时间和空间。但等到他们逐渐独立，也就只有自己的那一份。这就是所谓的“一大块，但可以切开。”这种心绪，我也是回望自己童年时才逐渐清晰。

映画台湾：片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场景是众小孩齐声唱《共产儿童团团歌》。你在小时候是学唱这首歌的吗？同样成长在杭州，从个人经历来看，接触到的只有《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仇晟：首先，“队歌”当然是主流，而“团歌”是如何进入我的记忆我都不记得了，可能是来自于电视节目或音乐课的教学。这之后我便对它有了一种美好的印象。其次，正如我在映后谈中所说的，《共产儿童团团歌》是比《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更好的。“时刻准备着……小兄弟们小姐妹们……嘀嘀嗒嘀嗒”。最后的拟声词是流动的时间。“团歌”更关注人的情感，可能像是更原始的一种共产主义。

映画台湾：一个直观的感受是，童年部分小演员们的表演特别抓人，特别好。他们都是非职业演员吗？拍摄过程中是否遇到过困难？

仇晟：除了方婷的扮演者外其余都是非职业演员。有困难的，其实“胖子”最难拍。他不会刻意表演，但这也是他可贵之处。镜头的“凝视”是来自未来的凝视，他在镜头前是无所顾忌的，这是他的可爱之处。其余的小演员，或多或少对镜头有些知觉。为什么胖子后来消失了？因为他是毫无知觉的。

映画台湾：导演有看过是枝裕和的影片吗？

仇晟：看过一些，比如《无人知晓》《奇迹》。

映画台湾：我们看的时候，一直想起这两部影片，里面的小演员演得也很棒，也是非专业出身。他们的表演非常成功，对电影的整体提升也有很大帮助。我们觉得你和是枝裕和在选角的嗅觉上很像。

仇晟：嗯。可能我拍一个纯儿童片评价会高很多，但是不符合我本意吧（笑）。

2. 童年与成年的诗意联结

映画台湾：在童年和成年的联结上，真正发生时空交错的桥段在电影中出现两次。一次是测绘仪被孩子们沾上口香糖，另一次是夏昊在树林中用望远镜看到唱着“团歌”前进的儿时小伙伴们。这样的时空交错仿佛没有明确的现实逻辑和奇幻桥段常用的电影化符码，但是又奇妙而自然，在写实中完成了超现实。为什么会在这两个地方设置时空交错？

仇晟：原本的剧本中设置了多个时空发生交错的地方。剪辑的过程中则必须考虑到两个部分都能合理存在。并且我倾向于都选择在水边，水给人时光流动的感觉。15年前的河堤和现在的河堤可能没有太大的不同，而树林也是原来的树林。

映画台湾：提到水，“水”是影片的核心意象之一，是整部影片的线索。蔡明亮就很喜欢将“水”直接设置为影片的主题。对你来说，“水”在片中除了物理意义以外还是否有其他的解读？

仇晟：片中有流动的水，这和生命的成长及时间有关。时空的交错常常发生在水边，孩子们的征程其实也是逆流而上追溯的过程。流动的水的意象比较接近于流动的生命与时间。还有一些被封存的水，也是“秘密的水”，如大地的水土（地下的漏水）、血管里的水等。密闭的水都是被封存的回忆，后来都在影片中呈现于世间。

映画台湾：成年夏昊与童年夏昊有一些差别。童年夏昊是一个受欢迎的形象，长大后却一直被误解，你在形象刻画上做过怎么样的处理？

仇晟：我觉得所谓的“人物小传”是一个虚伪、不真实的东西，试图写3000字的人物小传来概括一个人30年的经历，太扯了。必须实事求地说，小孩夏昊的演员给人一个印象，成人夏昊的演员李淳是另一个印象，中间产生的遗忘、扭曲或成长中受到的屈辱，都不重要。观众有一万种连线方式。

映画台湾：卡夫卡《城堡》中的“K”也是一名测量员。除了角色身份的考量，“测量员”还有别的隐喻吗？

仇晟：测量员是很有意思的工作。首先，它是一个有理想追求的职业——“我以人丈量世界与土地”；但同时，它又是一个无意义的工作，后面的测量变成了图纸和数据，人和土地的关系被磨灭了。它是有意义的追求，无意义的过程。

映画台湾：影片中的每个人都非常“孤独”，你是怎么设置他们的孤独？你对“孤独”有什么看法？

仇晟：有一部分是我也无法理解的。小夏昊听小伙伴拉小提琴就很孤独。虽然这段曲调讲述友谊，但他却听到了友谊的消失。小孩的感觉还是很灵敏的。

映画台湾：你的影片经常出现利用调焦实现的推拉镜头，我们有观看洪常秀影片的错觉。请问你是否参考过洪常秀的风格？你觉得你们的推拉有怎样的区别？

仇晟：用法还是有些不同。洪常秀的视点更“人性化”，剧中的角色像是通过身边的人在牵引观看。我的视点更“机械化”，更突兀和生猛，像在提示我们空间上的位置关系。

映画台湾：在设计童年与成人两个部分的时候，你在镜头上主动做了不同的处理。

仇晟：对。成人部分的镜头从来没有动过，全部是固定镜头。童年部分有一个简单的要求，构图要以人物为中心，不能刻意摆拍，以及镜头运动要贴合人物运动，不要做主观运动。它们是两个世界，成人部分通过仪器观察，童年部分通过存在的“鸟”观察。

映画台湾：鸟的设计早在剧本中就定下来了吗？

仇晟：是的。

3. 杭州·城市影像

映画台湾：杭州是在写剧本时就确立的故事发生地和取景地吗？

仇晟：最初希望所有戏份都在杭州拍摄，但后来找不到想要的一种孩子间的氛围。杭州翻新得太快，城市结构现在太规整了。后来，我们在嘉兴平湖找到一所小学，既有一幢废弃的教学楼也有新楼。新楼就是片中翻看日记的地方，旧楼就是拍童年部分的地方。嘉兴仍属于运河流域，地貌特征接近我记忆中的杭州、童年部分的发生地。

映画台湾：电影在童年、成年两个段落的背景一直是一个被拆迁、施工和绘测的杭州，以及巨大的吊塔成为远行的远景。而在现实中，1990年代和这两年也可能都是杭州建设的高峰期。这仿佛也成了电影中过去与现在达成弥合的一种联结。那杭州这个城市对你的创作有怎样的影响？以及你在长大以后怎么看待家乡这个角色？

仇晟：杭州是多面的。我小时候生活在老杭州东站附近，它在1990年代相当于杭州的门户，各地来杭州做生意、打拼的人都会在这儿先落脚，接着再向中心迁徙。因此东站附近的生态是非常鱼龙混杂的，本地人与外来人交织，铁轨和运河都经过此地。因此我试图描绘和怀念的是那样的杭州，杂居、粗糙而又和谐，这是我的经验。但在复制这种经验的时候需要去到不同地方，比如有砖瓦的段落就是在萧山拍的。找砖瓦的过程比较费劲，因为每次勘景时找到的地点在正式开始时就已经开始建高楼了。最后终于在开拍前临时找到一片可供拍摄的砖瓦地。

映画台湾：有时候在想，之前的杭州城市影像是比较少的，以后杭州到底会怎样出现在华语电影中？我觉得出现地标是些许尴尬的一个方式，但导演的处理方式好像让我找到了接近真实成长经验与生活记忆一个答案，就是这种展现城市创伤的方式。你会一直坚持这种城市影像创作吗？

仇晟：当代的杭州没有在电影中形成一个完整的形象。我下一部片也想在杭州拍，名字叫《犬父》，讲的是一个少年在父亲去世后在城市流浪，遇到了一条狗，他觉得这条狗很像他的父亲。现在刚开始写大纲。会继续探索城市，可能会涉及一些都市霓虹了，以及其他一些还未探索的区域。我不排斥地标，但现在的地标被装点得没有过去了。如今杭州也不是一个能一言以蔽之的城市了，需要多部作品去建立它的银幕形象。

4. 《郊区的鸟》的身前身后事

映画台湾：影片有不同的版本处理吗？

仇晟：FIRST放映的版本是118分钟。原来是190分钟左右的版本，也有150分钟左右的版本。申报金马奖的版本和FIRST版本相近，已经完成报名。

映画台湾：从你自身的发展经历来说，一路从清华工科到香港浸会的电影专业，是怎么慢慢开始拍片的？你有倾向于形成哪种电影风格吗？

仇晟：大学做电影协会，最开始做放映与评论，后来不满足于此，就开始自己拍短片。题材偏B级片，比如恐怖片、cult片、喜剧片、悬疑片等，拍完后自己传视频网站、投学生电影节，在有限范围内流通。我没有特别给自己定型，比较随心所欲，属于“野生”状态。到浸会接受系统训练后，风格慢慢成型。

《郊区的鸟》摘得FIRST“最佳剧情片”奖

映画台湾：从两岸三地的角度来看，《郊区的鸟》既是内地电影，又有台湾的经验与帮助，是因为你参加金马创投吗？

仇晟：对，因为参加了金马电影学院和金马创投。廖庆松与杜笃之之前都认识，廖庆松是金马学院的“教务长”，杜笃之是我们的短片的声音指导，相当于再度合作。加上监制是黄茂昌，影片与台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映画台湾：金马电影学院的经历对你有怎样的影响？

仇晟：当时报金马电影学院的剧本是我在浸会的毕业作品《高芙镇》。申报成功后，金马电影学院的学习经历对我帮助还是很大的。那时候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做剧本，用了十天左右的时间做了一个短片剧本。我们写的是越南劳工题材，演员也差不多到位了，是一个越南男劳工与越南女劳工。第二天，侯孝贤过来看，他笑了，说“写得太假”，让我们别写剧本了，直接找演员来聊一整天，剧本就有了。我们照做了，我从演员身上了解到演员的过去：男演员之前是洗冰箱的，我就从洗冰箱这个点去构筑他的生活；女孩妈妈是做帮佣的，我就从她妈妈的经验出发去写她的生活。剧本效果不错，挺自然的。这件事对我启示比较大。

5. 与FIRST有关的事

映画台湾：此次参加FIRST青年电影展并且获奖的感受如何？并且评介一下这个影展。

仇晟：很梦幻，感觉高原和平原是两个时空，高原上发生的事情都不是真的。或许明天下午我会在河堤边醒来，发现身边有一块不透明的板砖。

FIRST影展的开放和公正给我很深的印象，希望更多青年创作者在这里找到归宿。

映画台湾：作为身处其中的一员，你怎么看待国内年轻一代导演群体的发展现状和处境？他们的成长是否已获得了一个较好的培育土壤和机制？

仇晟：扎根在创作中很久，我没有看见行业全景。只能说，身边有一批有活力的创作者正在努力。现有电影评价体系比较落后，而我们需要新的评价体系，来弥合创作者和投资者、观众之间的裂缝。

（END）

对《郊区的鸟》最初的印象是源于FIRST影展，评审形容这部电影“将视线投注于城市文化的成长，也能关怀个体心灵的诗意与彷徨”，经历了撤档、疫情，停滞两年，终于在21年2月底的“元宵档”等到了它的公映。

影片以杭州郊区某处突发地面沉降起笔，一组测绘团队前往调查事故成因，主人公夏昊在调查中游荡于已经撤空的郊区。一日，他在一间废弃无人的小学中读到一本日记，里面记载了少年夏昊的隐秘的成长和一个团体的破裂。成人部分与童年部分平行交叠，错位的叙事由此弥生。

尽管《郊区的鸟》是导演仇晟的处女作长片，影片仍旧展现出不俗的美学水准，构建出了鲜少被关注到的、城市背面的真实影像和独特的诗境。虽然仇晟在自述中指出其拍摄的最初源头只是为揭开个体经验中一个成长的谜题，即与朋友的散失和童年的终结，影片最终在个体间亲密关系的散失和城市生态演化间构建出了内在的联系。因而也让其呈现出了某种科幻电影才具有的质感，即面向未来的目光，使之在国内一众电影中显得尤为可贵。以下试从影像和文本的角度，探讨影片中最重要的两个元素，错位和时间。

一、影像

1.1 画幅

《郊区的鸟》罕见地采用了4:3画幅，而非现代电影中所常见的1.85:1、2.40:1的画幅。这种类似于1.37:1这一“学院派标准”的，源于默片时代的电影画幅在近几年多用于营造复古的质感。譬如12年获奥斯卡最佳影片的《艺术家》，和15年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修女艾达》，前者在1.33:1画幅中复现了默片时代的光与影，用复古的调色，长镜头下的踢踏舞呈上了一封写给电影的情书；后者则利用这种构图紧凑，与观众亲密无间的画幅，如戏剧般毫无保留地将故事铺展在观者眼前。

回到《郊区的鸟》，4:3画幅用于这样一部电影似乎是有些怪异的。对于这个问题，仇晟曾提到“宽荧幕影像具有强制性，它强迫我们进入导演或摄影机视野来观察。而4:3画幅和观众的关系更松散，它就像一张张明信片，等待观众写上讯息，寄给远方的友人。”

对我而言，这种4:3的画幅则在影片中则是某种限制，并非如宽荧幕般强迫观众进入摄影机的视域和其背后的世界，而是限制了观看的范围，这种限制与片中多次出现的望远镜视角是一致的，这些边缘过渡虚化的影像让影片中的一切显得遥远而暧昧。画幅也好，独特的窥伺视角也好，它们进一步隔绝人物与人物，人物与观众，还有人物与其所身处的世界。从这个角度而言，4:3的画幅不再单纯是美学考量下的选择，它成为了禁锢影片中个体心灵的密室，也是人物与世界错位的开始。

1.2 变焦

在拍摄影片的成人部分时，导演仇晟多次使用了变焦推拉镜头，这无疑让人联想到同样热衷于使用推拉镜头的韩国导演洪常秀。在洪常秀的电影中，变焦镜头使之能轻易地在连续时空中改换景别，如《这时对，那时错》第一部分结尾的酒局戏上，随着人物间对话的展开，连续的变焦镜头让金敏喜所饰演的女主角的心迹暴露无遗，摄影机的存在放大，或是鲜明化了情绪本身。而在《逃走的女人》中，变焦连接起机位与构图的变化，捕捉悬浮于主人公之中的自由感。

在几次专访中，仇晟从不讳言受到洪常秀与林奇等导演的影响，但和洪常秀那种略显温和的、渐进的变焦不同，仇晟的变焦更趋近机器式的暴力观看，它更猛烈也更快速，在变焦发生的那个时刻你甚至无法体察这个动作的情绪，或者说它本就只是一种概念式的存在，而不意图去对人物之间的关系、或是人物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产生任何作用。这种突兀的变焦在给人带来不适感的同时也把观众带入到场景中观测仪器冰冷而机械的视角中去，它格格不入但又始终存在，成为了“观看”测绘小组的隐形的“局外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人为制造的距离感与我们平时的生活大约是有些许暗合的。在当下的世界中，“观看”这个动作早已不止于人与人之间眼神的交互，远远的遥望，“观看”的语义被拓展到了不断扩张溢出的社交网络之上，从三维立体的对视延伸至对二维平面信息流的“阅读”，（我更想称其为“阅读”而非“观看”，因为我们无法在对这些内容的观看中复现那种立体的层次与纵深）。在《郊区的鸟》中，当变焦镜头推至最大的时候，影像从三维空间退至了二维平面，人物在这一刻成为了可供阅读与观看的孤子，与世界的抽离、割裂、错位也被放至最大。除此之外，当我们举起手机快速转动数字显示的焦距轮盘时，那一刻的观看与记录同样是暴力的，冷酷的。不管是置于变焦镜头的哪一侧，是被拍摄、被观测的对象，还是观测与阅读的主体，我们都在不自觉地陷入某种现代人的集体冷漠与疏离之中，荧幕内与荧幕外皆是如此，只是变焦放大了那些被异化的时刻。

二、错位

《郊区的鸟》呈现了多重意义上的错位，最显而易见的是人物设置上的错位。成人部分与少年部分的角色互有映照，但又并不全然一一对应，成人夏昊与少年夏昊的对应模糊了现实与梦境的界限，赋予了两条故事线解释的多义性，可以将其视作是夏昊对童年回忆的追索推演；也可以当作两条平行线，同步地在这个失落的郊区演进；或是更进一步，直接打破客观时空的限制，将少年夏昊的故事与成年夏昊的故事视作交替发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即如仇晟所说的，“成人部分既是孩童部分的未来，又是孩童部分的回忆。”而其他角色的错位破除了剧作对称感过强可能导致的死板僵硬，通过样貌特征与行为的部分对应，（如胖子与科长形象上的对应，胖子与蚂蚁行为方式上的对应）让故事在交错并行的同时又被分隔两端，使童年与成年，过去与现在对峙遥望。

而随着情境的逐渐演进，人物关系间产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无可抵挡地滑向了情感与关系上的错位。比较显见的时刻有方婷在送罢少年夏昊电子提琴后夺回自己拉响的场景，以及成年夏昊回酒店时意外得到测绘小组其他人及燕子的生日祝福的时刻。前者通过电子提琴略显尖锐和忧伤的弦音，时断时续的音乐，加上两人之间自然生成的细微的尴尬与不协调，让整个场景由预想中的甜美和谐转向错位。后者则用了一个缓慢的推镜头，伴以渐弱至不可辨的人声和渐响的背景音，让这一部分的声画系统呈现出一种近乎恐怖片的质感。成人夏昊已全然不是那个受小团体拥簇着的男孩，他成了一个逡巡于废墟、日记间构筑自我精神城垒与郊区地下形态的幻想家，当这个已与外部世界隔绝太久的人猛然被亲密的庆生惊醒时，潜藏已久的错位与孤寂感自然而然地爆发了。

在人物之外的错位来源于某些物象，不论是废墟上拔地而起的新城，还是地下隧道中大面积的形似郊鸟的壁画涂鸦，或是某些更隐晦的概念，譬如从自然中加工而成的，滚落在台阶上的桶装水，这些从旧物或是自然中突兀生长出的新事物给人以强烈的错置感，与人物间的错位形成了天然的共振。

最后，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重错位，来源于时间。

3 时间

时间在《郊区的鸟》中被概念化的和盘托出共有两次，一次是作为方婷送给少年夏昊的情书中的谜底，另一次则是成人夏昊与燕子共处密室时解锁的答案。时间的两次具体抛出都发生在夏昊和一个与他有着亲密关系的女性之间，或者更宽泛点说，时间的谜题是伴随着“爱情”而出现的。

但是两段时空中的夏昊是否真正触及到了爱情呢，答案似乎又是否定的。童年部分中，时间作为谜题的第一次出现后紧接着以鸟类视角摄下的奔跑、踢球，之后则是众人为少年夏昊庆生的场面，一片欢欣雀跃，直至黑暗中闪烁的烛光被吹灭，一切被短暂的黑屏所取代，尔后就是赠礼时方婷与夏昊的错位。爱情从轻盈自由，能够被具象化的悸动演化成控制、强迫和不对等。与之类似的，小孩子中特有的狡黠、欺骗、试探与欺凌也隐匿在游戏般的“欢乐时光”中时隐时现，最终只剩下友情与爱的共同失落。生日中的烛火成了童年部分中的高光时刻，之后一切都急转直下，直至那个寻人无果的傍晚，预示着童年的终结。似乎就像在吹蜡烛前荧幕正中所写的那样，一大块但却能够切开的不止有时间，还有那些处于时间碎片中，被时间冲散的孩子。

而在成年部分中，夏昊与燕子间始终保持着轻微的隔膜感与不协调，譬如相处中那些让人泄气的打桩机的轰鸣，譬如两人在密室中乏力而勉强的维系场面，譬如夏昊提出开车去寻找蓝色的郊鸟时两人共同的心不在焉与自言自语，又譬如夏昊生日时那渐轻渐弱的人声。这种错位感最终休止于某天早晨与科长与燕子共同下车的时刻。时间在片中并不只是一个作为谜底的概念，在它看似线性流动演进的时候，作为叙事主体的夏昊实际上一直模糊了主观时间与客观时间的界限，因而才会出现那个令人猝不及防的“爱情”的转移。我们和夏昊一同浸入日记的记录中，全然忽略了周遭世界产生的巨变，直至自己与外部世界产生巨大的断层与错位。

而把视线转向两个小团体中的其他人，时间依旧在其中施展能量。以少年部分中的胖子为例，在被要求绘制一幅畅想新区图景的画时，只有胖子涂抹上了一片阴郁而略显意识流的暗色。在旧区与新区，郊区与城市共生的灰色地带下，当时间势不可挡地冲向新世界时，胖子是唯一一个展现出抗拒的姿态的，也是从这一刻起，由胖子主导的那些分别、拥抱戛然而止，他被留在了旧世界，遍寻不着。

事实上，影片每时每刻都在用水引导观众靠近时间，不论是那些置于背景之中，被投注目光的运河流水，地表塌陷沉降后存在的地下储水，还是隧道中滴滴答答的漏水，摔落楼梯的桶装水。古老运河的缓缓流动托起了过去与现在，自然与人工的关联，也在消失、摔碎、塌陷的过程中不断指涉现代性的断裂。

《郊区的鸟》是关于时间的谜题，时间是谜底，也是塑造影片结构梁骨的源动力，它将规整的叙事分散成片段化的情绪内容，不意欲从人物身上抓取任何戏剧性的段落，而是在内置的情境中，利用一系列微妙的错置触发对个体孤独、错位、失落的思考。它在两重，或是影像外的更多重空间实现了恒常的流动，勾连起杭州，和其他任何一个正在不断膨胀的城市所共同经历、共同书写的郊区的陷落与失语。

零零散散写了许多，但似乎总也无法写清楚观影时最真切的感受，或许一切对文本也好影像也好的阐释都是多余的，重要的只有坐在影院正中的那一刻，被那些轻盈的、飘逸的影像击中，如坠梦境的时刻，共感于那些过去、现在、与未来都在不断重述的生活侧影的时刻——生活曾如此般生动有趣，如此般迷茫无解，也如此般正在悄悄逝去。

参考资料

专访 | 一场时空推演，为杭州记忆描边

导演仇晟：我们在这个城市里还能相爱吗？

导筒×仇晟：孩子们想把世界黏住，成人却要撕开它

青年导演仇晟的处女作《郊区的鸟》获得了第12届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剧情片，亦走过国内外诸多电影节。FIRST的评审理由中形容这部电影“将视线投注于城市文化的成长，也能关怀个体心灵的诗意与彷徨”。影片以一次发生在杭州郊区的地面沉降事故开端，经过童年时空的迂回，试图重新完成一次对成年世界与杭州城市空间的看视。作为一部青年导演首作，《郊区的鸟》展现出惊人的灵动之姿，也蕴含着绵密的回望与丰沛的沉思。

一、拟物视点中的风格表达

自从电影“丢掉戏剧的拐杖”后，视点便成为了一个导演掌控自己电影的重要手段。随着导演对叙事的推进，电影在影像上的直接表现其实就是视点的流动和变化。导演在创作过程中通过对视点的操控“将个人观点倾注在他们的作品当中，在多部或大量影片中留下清晰可辨的显明印记”时，所谓作者导演的身份便由此诞生。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电影中视点的考察来理清导演纷杂的影像背后其对于电影的思想态度、艺术审美和藏在影响背后的“个人观点”。

（1）青年导演的风格化探索

早在导演仇晟于2016年FIRST夏令营拍摄的短片《雷电》中他便已有了这部影片的雏形，讲述的是一个与《郊区的鸟》相似的故事：一群小朋友在玩捉迷藏，小雷藏得最远，他坐在河边，没有人找到他，一晃就过去了二十年。《雷电》同样讲述的是一个寻找的故事，主角童年的伙伴一个个走散，用简单的镜头语言串联童年——成人的两个时空，采用4:3的画幅，其视点基本放置在一个“第三者”的窥视位置，却又不带主观性质地“旁观”整个故事的发生。这种带有强烈作者意识的视听表达风格也奠定了导演后续作品的影像基础。

在《郊区的鸟》这部电影中也可以大致分为成人——童年两个叙事段落，导演在两个段落也分别运用了不同的视听表达，其中在视点的选择上最为明显：在成人段落，导演直接地使用望远镜、全站仪等机械仪器视点客观将水平角垂直角、高差、距离通通收入其中。这种由仪器展示的“真实”是一种压抑主观情绪的视点，带有一种机械本质上的冰冷感和疏离感，意在呈现城市建筑空间的景别变化和透视关系。

（2）拟物视点的凝视效应

在电影中，导演大量采用直接改变焦距的推拉式镜头zoom。这种生硬的zoom不难让人想起韩国的作者导演洪常秀，但导演在影片中的zoom并没有洪常秀影片中强烈的修饰性，而是一种带有机械暴力的生拉硬推。无论是在主角夏昊谈话或是在地理勘测中都大量使用此类镜头。

这类镜头生硬的移动、推拉、不连贯酷似生物学上的鸟类视点：鸟类侧面视野比哺乳动物大很多，鸟类要经常转动头才能解决中间盲区，每次转头都需要一定时间来看清视野，然后才能进行下一次转头。因此鸟类的转头在视觉上的呈现会显得机械与卡顿。由此可以推断，导演在成人段落设置的视点类似于鸟类视点，“郊区的鸟”成为了成人段落景框外的第三者，以冷静生硬的凝视观察疏离冰冷的现实。

“视点”作为叙事学的核心概念，具有明显的理论抽象性，且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人物注视点、摄影机机位、画面和隐藏在摄影机背后的的注视。“郊区的鸟”在影片中充当了隐藏在摄影机背后的注视，夏昊等人的工程测量成为了被注视的画面内容，由此看来，影片中的拟鸟类视点也包含了奥达特所谓“双舞台体系”的“双重舞台”——演出舞台和观看舞台。“双舞台体系”认为在一个舞台上展示的是演出，另一个舞台上的观众正在看着他。夏昊在成人段落的呈现由“郊区的鸟”所观看凝视，在理论上完成了视点上的自洽。

不同于成人段落棱角分明的视觉感受，导演在童年段落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呈现。在童年段落导演收敛了锋芒毕露的视听表达，回归了传统电影的拍摄手法：在童年段落的镜头是少棱角的，场景是流动的。“郊区的鸟”此刻并非是一个旁观者的位置，而是融入到童年集体里参与影片的叙事。在此处的视点以一种纯天然的姿态，轻盈地游离于人物的周围，透过其对物质的坚实把握，具象成孩童的行为与步伐，组成了对于地形和童年的留恋。

二、双重时空中的文本构建

如果说影片的视点设置是导演的作者风格体现，那么在结构和文本上的妙思则更加别具匠心。影片的文学指导是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梅峰教授，在影片的互文性和时空搭建上增添了四两拨千斤的大师笔触。成人——童年——成人的三段式结构由超现实手法勾联推演，加之以若隐若现的非对称性时空互文完善了影片自身的结构逻辑，为观众搭建了一个超脱与隐逸的如梦黄粱。

（1）镜像自窥与价值认同

影片成人和童年的时空本身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段落，导演采用了种种超现实手法将其相互勾连，然而其对于超现实的写作却紧紧遵循着一种严苛的原则：即真实的原则，观众能够察觉到影片中的当下与过去的时空存在一种模糊的镜像关系。作为唯一共通的叙事主题，成年与童年的两个夏昊在这两段近乎梦境、交错并行的记忆时空里的自我窥探和自我剖析的镜像关系得到呈现。

影片以成年夏昊翻阅童年夏昊日记作为节点，由当下的时空掉入过去的时空。这种在两个时空共同主体由此及彼的审视与精神分析学中的“镜像理论”十分相似。夏昊手中的日记化为了审视自身的“镜像”，从知觉的层面来讲，夏昊所“凝视”的并不是真正的日记，而是一种新的镜子里的自我的影子、幻想或者复制品。就像“观众会如同婴儿一样对镜子中的角色寻求认同，把自己的目的和欲望投射到镜中的人物身上，然后反过来再与人物所体现的动机和价值认同”由此来看，影片的两段时空虽然看似并无关联，但其内在仍有着精巧的非对称互文性，双重时空相互影响。

（2）跨越时空印证表里互文

双重时空的之间关联也同时印证了德勒兹的“块茎”概念，德勒兹哲学中满载着对现代主义的否定和对传统主义的解构。块茎，即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哲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块茎与千高原概念存在内在联系，强调多元生成的结构状态，块茎是具有生态学特征的非中心、无规则、多元化的。 成人——童年时间内摄影机的运动方式向我们揭示了时空的分离，它们双方同时存在于一个空间“平面”上，在此之上的两者并不存在依附关系，且在恰当时刻进行交融与重合。年代的前后极容易让观众产生一种批判视角与时空上的对立观念，而流动着的时间与城市的景观变迁更容易加深这样的想法，但这也说明了导演仇晟对叙事空间的高超构建。

无论是成年的夏昊还是童年的夏昊在团体关系中都是作为一个中心人物的身份。在童年段落的群像戏中，所有人躺在郊区的草地互相告白，夏昊是最受欢迎的那个，人物关系以夏昊为核心成环形结构。胖子最重情义在分别的时刻拥抱所有人；方婷作为夏昊的女伴游移在夏昊身边；老头儿以一种年长者的身份领导着众人；黑炭则常常以旁观者的身份出现；狐狸作为与群体关联最小的个体游离在小团体边缘。

而在成年段落中小团体的人际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非对称复现：胖子重感情，作为夏昊依靠对象的身份被工友蚂蚁承接；方婷的女伴角色则由沙龙店老板燕子所替代；韩工沿袭了老头儿好为人师的角色；黑炭的角色变成了和事佬胖子工友；甚至连狐狸这个游离的个体都以一个危楼之中不愿走的女孩身份复现。虽然这种身份的对应并非绝对工整对称，但也形成了一种过去与现在的镜像互文：成年夏昊在吹蛋糕时脑海中浮现的是童伴狐狸在夜光中的面庞，在现实生活中所结识的人身上找寻自己过去朋友的影子——一种跨越时空的共情。

（3）沙盘推演复现乌托邦场域

导演仇晟曾在采访中说到，他是以一种沙盘推演的复现童年段落中关系的产生与消弭。他以一段“找寻”的旅程来演绎集体因相互猜忌、阶级差异和城建分隔等现实性因素而崩塌的过程。儿童集体一开始的状态像是一个初态的乌托邦：彼此相互团结、不分彼此的初形态友谊。但是外力的出现必然会打破乌托邦内部的平衡，方婷与狐狸对夏昊爱情的出现使得友谊退位，多样开放的集体关系突然变成一对一的个人关系，由此从内部拉开乌托邦的裂缝。加之以集体中个体的身份阶级差异形成了一种空间“场域”。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指出：个体“被抛入这个场域之中，如同力量场中的粒子，他们的轨迹将由‘场’的力量和他们自身的惯性来决定”。团体中的各位在阶级的场域中做出了自己的决定：首先家境殷实，最重情义的胖子率先做出了决定：他首先知道了团体内部产生的阶级分化，且并没有顺应这种变化，以一种拒绝的姿态消失在了团体之中，从而对团体产生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在枪战游戏中，因为胖子的缺席导致人数分配失衡，直接导致了游戏的无法进行，开始争吵，直接导致了团体关系的破裂。狐狸是第二个做出决定的人，她看见了这种变化选择了留下来，带领团体走向寻找胖子的旅途，最终以小团体解散，乌托邦最终消弭告终。

影片两重互文的巧妙性和导演超现实手法的妙用同样密不可分。最直接的例子就是成年夏昊考察小学时在楼梯处摔倒，摄影机并不直接给到摔倒的镜头，而是直接左移展示夏昊站起来环顾四周的画面，这其实可以理解为夏昊通过摔跤这一动作误入了童年的时空，阅读当时写的日记；望远镜也是一个重要的叙事线索：成年夏昊在观望河流对岸时误将望远镜掉在了河堤岸，被童年的方婷捡起，连接起承载欲望与渴求的时间节点。这一不属于同一时空的外来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团体的分裂；但最直观最明显的一处段落是童年团体放学回家遇到昏睡的成年团体，将口香糖粘在道路中的立测仪上。这一超现实手法的运用更加直观明确指出了成年时空的理性分裂和童年时空的渴望粘合。

三、符号意象中的社会寓言

影片的标题“郊区的鸟”不仅作为叙事视点伴随着影片，同样也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参与了影片的价值表达。仇晟导演在专访中指出：“郊区的鸟”是一种非完全野生，也非完全驯化的动物。进可定居城市，退可栖息自然。鸟类生物在影片中的出现伴随着童年与回音，也是对“郊区”的追求与找寻。影片中的鸟类集中在童年段落，无论是郊区由窝巢化成的鸟还是足球场上空翱翔的白色飞鸟，都与童年伙伴的欢声笑语伴生出现。在成人的段落，鸟类只作为一种声音在城市中出现，变成了一个被找寻的客体——城市的鸟类数量下降，因为城市的空间容不下鸟类的栖息，所以它们要去寻找郊区，在回归与远去之间徘徊。到最后无论哪个时空中的人物都沦为了在郊区荒地上徘徊的孤鸟，无法飞落城市也无法降落郊区。

（1）水意象的时空效应与情感表征

故事以发生在夏昊一行人的勘测队在杭州郊区的地面沉降事件调查，最终发现地面沉降的原因是地下水的泄漏。在意象与叙事功能性共振的前提下不难发现，水意象成为中国电影艺术中的常客，从潺潺流淌的小溪到波涛汹涌的大海，水的状态多种多样，而从雨水、泪水至雪花、冰块等，水的形态又富于变化，因此它相比很多意象来说，承担着更宽泛的叙事功能与价值，尤其在时间、空间与伦理方面具有深厚而典型的象征意味。夏昊说做过一个盾构机挖掘的梦，梦的尽头是一个Aqua牌子圆头形的矿泉水瓶。梦境常常与人类的记忆相勾连，在符号意义上，勘测挖掘工作中的地表代表着现在的时空，地下则相对应着过去的时空。开隧道的挖掘意味着对于记忆的开采挖掘。夏昊的梦是城市结构与心灵结构的共通之处，挖掘对于城市结构的扰动由地下水的泄漏表现出来，水在这里属于一种情感的外化流露，一种在梦中对对夏昊心灵结构造成的扰动。

从影片整体上来看两个段落的时长分配十分平均，但在直观上的感受上观众会觉得童年段落的叙事内容多于成人段落。这是因为童年段落叙事内容丰富密集，情感丰盈流动，刚好与成人段落的机械与疏离相对。在童年段落中的水以一种自然的方式融入场景：童年段落发生的场景临水，整个叙事空间由一条河流贯穿，且直接与人物的情感相关联。

童年夏昊与胖子合作给班上搬水失手将桶摔碎，桶内的水散落一地。闯祸后的夏昊选择抛下胖子独自抛开，这里的碎桶证实了两人友谊的破裂和胖子对团体情感的流失，为胖子随后的消失埋下伏笔；在方婷发现夏昊与狐狸私自幽会之后教训夏昊时的后景是一堆罗列整齐的空水桶，此时的场景封闭、干涸，与小团体出行时场景的广阔潮湿相反，变相向观众传达了小团体内部的感情不再，分崩离析；在最后童年团体找寻胖子的那个下午，大家“沿溪而行”，逆着东流的流水向西不断前进，但这条路在直观感受上显得无比漫长，朋友们一个个消失，在这条寻找之旅上“忘路之远近”。最终小团体是否找到胖子观众无从得知，但小团体的解散已是事实，童年的乌托邦随着东逝的流水和西沉的斜阳已消失不见。

（2）废墟奇观下的空间修辞与后现代自反

“从各方面来看，可以确信的是：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比之与时间的关系更甚。” 作为一个真实的社会空间，城市废墟和建筑在影片中如“碎片”般嵌入影像。因为废墟所具有的丰富辩证内涵和异质空间特征，废墟的影响间接体现出了一种“现场的诗学”，成为表征社会空间变化的物像元素。

影片从一开始便与“城市化”巨型建筑奇观、废墟脱不开联系，勘测队调查郊区某处的地面沉降，整个场景都弥漫着后工业时代的气息：误入工地的摩托、不知何时建起的电信高塔、无处不在的楼盘与吊塔、未完工的隧道等。大量的巨型建筑充当电影的后景，如影片多次出现的建筑吊车和工地，和枪战游戏中如影随形的巨型工业建筑。巨型建筑和废墟相伴而生，博伊姆提出过修复型和反思型两种怀旧情绪，“修复型怀旧表现在对过去纪念碑的完整重建，而反思型怀旧则是在废墟上徘徊，在时间和历史的斑斑锈迹上，在另外的地方和另外的时间的梦境中徘徊”。

在影片中无处不在的废墟景观就属于博伊姆所说的反思型怀旧，导演在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的语境下通过拆迁旧屋的废墟呈现唤醒曾居住过安置房人群的集体记忆。童年集体在回家的路上会经过许多已拆迁或者即将拆迁的老旧房屋，连枪战游戏中的玩具枪都藏在破败的房屋里，那些城市化进程中被已落下来的创痕和遗迹成为了孩子们童年成长的时代记忆。另外，城市遗迹也能唤醒属于个体的独特情绪记忆，在人的不同成长阶段搜索唤起的个体情绪记忆也不近相似。成年夏昊在劝说居民撤离危楼是进入的房子是狐狸曾经居住的那一栋，在夏昊的童年回忆中狐狸一直是一个人与捡来的流浪狗居住，而在成年夏昊看见狐狸旧居住的女人也是为了等自己的宠物狗而不愿离开。此时的夏昊坚持劝说女人离开危楼，不仅是对狐狸的一种跨越时空的共情，还是对旧居旧人的个人情绪偏执。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把人群远远甩在背后，让人们的“乡土记忆”无处安放，和“郊区的鸟”一样成为了悬浮的主体。

当代电影中的城市废墟已成为了一种“症候式文本”，现代城市是现代性进程的症候式空间，是现代性所书写的动态开放性文本。电影中废墟和奇观建筑中所承载的内涵不仅是集体记忆，还包括导演对于家乡杭州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后现代自反。这其中的辩证反思成为一个表征社会空间变化的结构元素，引导我们去回望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破坏性力量”和人的现代性情感问题。“郊区的鸟”不再啾鸣，这不仅是一种时代性悲哀，也是当代中国电影对社会和我们发出的凝视。

电影结尾夏昊蓄长了头发，和蚂蚁重返郊区寻找蓝色飞鸟。拿起望远镜似乎又看到了远处的自己和童年亲密无间的伙伴。再一次，夏昊和童年那时的自己一样躺在郊区的草地，和蚂蚁讨论智齿的故事，周遭声声鸟鸣悠悠，画面就此定格。夏昊是否寻得蓝色飞鸟我们无从得知，传说中“郊区的鸟”也许未必存在，但成长记忆中的孤独与阵痛，人与人之间的相聚与走散，家乡景观的变迁与重构都默默生根心田。春光虽美，却已出走半生；人生苦短，也已悄然飞逝。

理由一：片子快两个小时，太长了。

影片113分钟。足够看小半台春晚，半部《美国往事》，三分之二部《教父》，一部《三峡好人》，一场足球赛（连中场休息），三集《赘婿》，100多个短视频。甚至比《逐梦演艺圈》还长15分钟。

理由二：到底是什么类型？儿童片？青春片？悬疑片？

准确地说是科幻片。讲的是主人公走进一间陌生的小学，翻开一本日记，却发现写的全是自己。讲的是大地开裂，城市陷落，世界倾覆，两个有相同名字的人通过虫洞观测到彼此。

理由三：名字叫郊区的鸟，但片子里根本没有鸟！

有的，有三只。

其中一只还是特效做的，花了影片5%的预算。

理由四：叽里呱啦说方言，听不懂。不推荐！

片中有一部分对白采用吴语方言，为的是尽可能贴合90年代末的感觉。方言就是鸟语，隐藏了人们的秘密。吴语方言近年来在影视里比较少见，比较耳熟能详可能是越剧《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或者是杭州电视台的《阿六头说新闻》。

理由五：处女作，不成熟。

拍这部电影前，我在国内某知名高校学习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并成功研发出了一种供渐冻症患者使用的电脑操作系统。拍这部电影前，我去过五六个创投会，改过八稿剧本，曾闭门不出一个半月。拍这部电影前，我拍过将近二十部短片，十几支广告，七八个政府宣传片，三四场婚礼，和一次寿宴。

理由六：主演是谁？不认识。

男主角是李淳，演技好，酒量差，所以去拍了《宿醉》。在《比利·林恩漫长的中场休息》当中插空拍了《郊区的鸟》。女主角是黄璐，《推拿》里的小蛮，在《被光抓走的人》里没有被光抓走，所以来演了《郊区的鸟》。其他主演包括邓竞，肖骁，王新宇和刘琦，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小演员有龚子涵，许烁，钱炫邑，陈义豪，徐程辉，陈智昊，大多数是第一次出演，拍完到现在，都已经长大认不出来了。

理由七：画面为什么是正方形，是不是放映出问题了？

《郊区的鸟》采用四比三的比例拍摄，是历史最悠久的画幅。

《地道战》，《闪闪的红星》，《小兵张嘎》都是这个比例。

理由八：镜头推拉很奇怪，是不是摄影师手滑？

首先我敢肯定不是摄影师手滑，因为他拍片都戴手套。

镜头推拉是因为用的变焦镜头，变焦会让人迷惑，看不清距离。眼中以为那人近在咫尺，现实中却远在天涯。我们小时候玩的DV，现在用的手机都可以变焦。手指轻轻一拨，就可以放大缩小。你家门口的摄像头也可以变焦。但在大屏幕这么玩变焦的，我敢说还是第一次。

理由九：家附近电影院没排片，有排片的太远。

可以发微博@电影郊区的鸟，我们来为你争取排片，排到家门口。

理由十：你说了这么多但我还是看不懂啊。

《郊区的鸟》去洛迦诺放映，一位八十多岁的瑞士老太太看完很感动，说她看懂了。我问她看到什么。她说看到了自己的童年。《郊区的鸟》去土耳其放映，一个二十几岁的志愿者散场后找到我，说她看懂了。我问她看到什么，她说看到了伊斯坦布尔。《郊区的鸟》在百子湾电影资料馆放映，一位五十多岁的阿姨看完举手发言，说看懂了。我问她看到什么，她说看到了绵阳的小溪。《郊区的鸟》第一次放映，在FIRST影展，一位四十多岁的男人看完也举手发言，说没看懂。我问他想看到什么，他说他想看电影。

你看不看得懂，期待你的答案。

几日前看完电影之后，一颗刺便在心底扎到现在。首先我们当然承认它是一部杰作，在诗意的高台重造一座属乎地景，而不属于功能和场所的城市。但问题恰恰出现在这里，即便瞥见那一只隧道中的黑鸟，仇晟也不能掩饰电影的悲观主义。这种悲观是如此的肯定，以至于他从一开始就对世界作为整体丧失了信心，只能将它拆分为物和物的结合，接着通过一系列换喻，来营造一场恋物癖隐秘的高潮。电影从世界，从人和物的摩擦中退出了，它满足于物的换喻，这一换喻不自发于世界，只是一封对意淫的邀请信。对于这一类电影，人必须成为某种人以外的存在，故事才得以开始，不然电影就完全丢失了赖以生存的语法。

在《郊区的鸟》中，“人成为了一种时间载体”（TWY），信号塔成为某种代替“树木”的可攀爬物，隧道代替了“洞穴”，地铁代替了“渊薮”，墙壁代替了“迷宫间的屏障”，作为“壁画”的黑鸟代替了“蓝鸟”，郊区代替了“森林”。一旦我们停止接受一系列换喻，停止满足于对赝品的想象，电影的魅力便不再存在。可是，换喻的动力是什么呢？不正是对物象在现实中的失望吗？电影对人和物提前下了一劳永逸的死刑判决，便飞进了自身轻盈的，逃匿的幻想中，没有挣扎，没有反击的尝试，更没有搏斗留于身心的愤怒和伤痕。

《郊区的鸟》之所以可以如梦似幻的轻盈，是因为它一开始就放弃反抗，无声地承认了溃败，就像夏昊悄声无息地长成一个干枯的大人。它拿走了“人”及其作为主体在世间复杂的官能性，却没有偿还给我们重量相当的东西。它屈从于后现代主义在幻觉中重塑旧日所恋的虚无教条，背后暗藏则是一种致命的犬儒主义：它公开承认，自己对世界的本来面目已经不抱有希望，而且行动是徒劳的。

相对于此，我们在《神圣车行》中见证一种近乎疯狂的自反性：德尼拉旺在用力地展示后现代碎片的同时，用行动向我们揭示这一切是多么荒谬；而Agent Cooper在《双峰第三季》的大团圆结局之后，和Diane独自踏上高速公路的旅程时，我们清晰地看到林奇是以怎样自发的专注、挣扎、和荒谬感在面对着虚无。即便我们走进阿彼察邦或者黑泽清的电影，“不可知”的存在也是原生且炙热的，而不是某种二元论下的逃逸，或者失不可得的远望。但《郊区的鸟》从一开始便远离了这一切，躲进了一个上帝视角的棉球里，以冷冷的距离感审视着世界，满足于和它的幽灵嬉戏，却忘记了“神秘”不藏在假想和现实若隐若现的重合里，而就在自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