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个荷里活

东东美人一出现，我就知道朱仔记的三个男人的心要沦陷



我明明知道东东啊芳芳啊红红啊都只有同一个名字，叫北姑

但还是禁不住把那夜星光和荷里活下的交易看成了爱情最初的影子


喜欢黄又南亮亮的小眼睛，听周迅用内地的口气说粤语实在是好笑

我告诉自己，东芳红这几个名字只是一次巧合的隐喻，北方来的姑娘也并不是都只做皮肉生意的，大约在香港回归的那天电视台并没有播放“东方红，太阳升.....”我日


一颗荔枝三把火，秋千上的高喊只在心怀鬼胎的人听来才会心潮澎湃


北姑不比咸水鸡，有头脑，也更心狠手辣

有人说水果导演在表达对中国政府的不满


杂乱的描述，老朱在雨天碰到进店避雨的东东，谁敢说真的是一次巧合

而导演并没有直接拍摄肉欲的画面，而是切换到老朱心神爽朗地荡千秋

欲说还休，似破未破

等到朱哥哥禁不住妖精的魅惑吃了禁果，然后也咧开嘴在千秋上上上下下

我们拍腿，我们暗笑，之前小小的猜测成了真，佩服导演的含蓄和幽默



但故事的败笔出现在了临近结尾的烤箱内，陈果导演把男欢女爱比喻成了在欲火中煎熬的滴油的猪，然后插入东芳红小姐与众恩客的欢场片段，顿时令我胃口尽失，就像发现女朋友在做爱的时候假装高潮一般，再无继续下去的兴趣，艺术的美感被撕碎，成了香港电影的招牌低俗。


烧卤味，剖尸，街坊邻里的皮肉生意，突然闯入的异地神秘女人，黑社会的砍手规矩，这些典型的港片桥段，构成了香港的荷里活

陈果不怎么喜欢用专业演员，从《香港制造》到《榴莲飘飘》再到《荷》，处处显得如此。即便有周迅秦海璐的加盟，镜头的另一半重心始终还在李灿森黄又南以及其他许多叫不出名字的“猪仔记”身上，况且周迅秦海璐，本来也是平民味重于星味的演员。

小成本的电影加上并不大牌的演员，使我在一段时间内都以为《香港制造》是部典型的港产轻喜剧，《荷》是部笑闹娱乐片，而《榴莲飘飘》则是比较温情的文艺片。之后又有了《饺子》，根红苗正的恐怖片，搞什么啊？

但是结果，这部恐怖片我竟然看了两遍，并深感在色调氛围的烘托方面并不输于陈可辛的《回家》。本来李阿姨走到《饺子》这一篇已经很有些江河日下，不料媚姨的庸俗故事却在陈果的手下幽幽复苏。直觉告诉我陈老师不是一个普通的导演。

然后看了《榴莲飘飘》。大陈同学曾对《黑社会》里任同学若无其事冷静自如地在他儿子面前一下一下砸死梁同学深表叹服，声称这是继承了他们家余华的伟大传统。但是恐怕，《黑社会》的现实主义传统和它想要表现的“混江湖也不外乎一份职业”，同《榴莲飘飘》比起来只能算是小菜一碟，而且，还不够火候。《榴莲飘飘》才真是不动声色，并且，毫不以为意。在女主人公回归中国北方以后未曾用过一个闪回的镜头来对前三个月的钵兰街生涯作任何略到主观感情的追述。这种魄力不是《黑社会》里任达华杀完几个人回来叫儿子开一瓶啤酒庆祝可以比拟。

再然后是《荷》。大概十个人里面有九个人觉得它是周星星一般的喜剧，而且影片的开头也非常符合观众这方面的期待，谁知道会急转直下，而且下得顺理成章，下得气定神闲。好象一个人被不痛不痒地胳肢了很久，神经已经有点麻木了，然后突然挨了一记冷刀子。最可怕是，扎你一刀的人若无其事笃悠悠地走掉了。于是你感觉自己不是作为一个人被杀，只是一柄刀架子，合该如此。

看完《荷》以后，我连续看了两本书外加一集电视剧才算压了惊。什么惊怕了我呢，不是视觉上的恐怖，不是心理上的紧张，好象也不是产生什么心理阴影，而是觉得非常残忍，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生活比一出精心编排的荷里活电影还要残忍”。看了两本书还是压不下去，只好再换张碟看一集刑事侦缉档案，才算定心。因为电视剧里头有我们熟悉的罪案、悬疑、侦破和真相大白，有智勇双全的警探和社会正义，保证坏人的罪与罚、好人的有惊无险，有我们熟悉亲切的逻辑思维，所有的事都在神经所允许的边界内小心翼翼地游动，不用害怕……

陈果，是一粒什么果子？

反正不是什么好果子，就像芒果，看上去黄澄澄圆胖胖，吃起来酸甜多汁，但是内含湿毒，有些人终身免疫，有些人一粒就中招，然后要打三针才能痊愈，三针！……再吃还会再犯。

那天，我说起《香港制造》，对面的赵师傅半分哀怨半分委屈愤愤不平道：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电影非得是写实的呢！——确实不必，不过，借用《我要成名》的台词说，这是香港数一数二的导演。老实说，像《荷》这样的片子，如果出自世界知名导演，早就是传世名片了。

读棚户研究时曾找到一本叫《晴天雨天大磡村》的影集，是闲书，但拍摄者的图说中肯朴实（拍摄的过程中做了很多访谈），处东南沿海的大磡村和我那个位江南内陆的棚户田野地看起来也颇多相似。书末提及该电影，当时便找来看了。虽讲了个大陆妹以情感诈骗棚户父子的故事，混以黑帮、误杀、情色和恐怖片桥段，但大量镜头与情节都送给了大磡村内景、大磡村与附近高楼的对峙、大磡村的市政拆迁与反抗，很带有纪录性质，拍得也有力。我当时很羡慕这些画面，并且觉得是个做拆迁研究的人类学学生都会发跃跃欲试感，但是现在想法所有变化，觉得这些画面及其意图是对棚户拆迁的过度表现。作为电影固然无根本问题，作为略有夸张的纪录片也仍可忍受，但作为研究冲动问题就很大。一望而知的视觉性对抗和闻即有感的事件性冲突，只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和家内的矛盾、邻里的紧张、官民的博弈以及卷入其中的任何一人心中的不断选择、迟疑、难决相比，这个部分特别显眼，因此容易被塑造成棚户拆迁的典型特征。此外，这种对抗与冲突特别地被前殖民国家学术界所看重，用来理解其前殖民地在后殖民-自由资本主义的城市更新过程，摆出一张上海市某高楼群和中间的平房钉子户的合照，便台上台下都能够意会一个蔓延于global south的inequality话题。在这种理解下，对抗和冲突就可以被认为具有根本性，因为它们体现了inequality，而inequality和equality“难道不是根本性的问题吗”（此处当配以前宗主国摊手歪头微笑似在质问“豆腐脑难道不应该是咸的吗“的姿势）。

    18岁的阿强，脸上稚气未脱，已经被人叫做强哥了。他的职业是在大厦旁的香港村庄里为妓女们做“经理人”，却对网上一个叫上海天使的妓女红红动了心，大概他觉得这个北姑脸上有着香港女子少有的清爽吧。第一次性交易，他心里竟然生出些羞怯。可是那晚他的心情应该很愉快，夏夜的晚风微拂，灯光迷离，红红当他是自己的男朋友，一起看香港的夜景，想象高不可攀的大厦永远超不出他们的五指山。我想，这会是个爱情故事，两个浮世中无依靠的孩子相互取暖，为他们的梦想，分分合合。

    肥伴阿细放学的时候遇见了漂亮的东东姐姐，他带姐姐到朱仔记吃乳猪，荡秋千，姐姐请他吃汉堡和荔枝，他们做了朋友。虽然东东其实是个妓女，但这丝毫不影响老朱和阿细对她的喜爱，这个女性缺席的家庭太需要东东活力四射的笑了。认识了东东，老朱的生活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像个少年似的梦遗，肥胖的身子荡着秋千，欢畅大笑。我又以为这是个温情甚至矫情的故事，灰色生涯里的人们彼此安慰，快乐飞翔。

    破旧的棚屋究竟负担不起老朱沉重的身体，薄薄一层屋顶还是塌了，轰然坠地，我的猜测落了空。阿强为那一夜付出了一只右手，老朱也遭勒索破财，甚至杀了人。红红还是东东？不重要了，那几个在生活底层消磨光阴的香港人，在陈果的镜头里，不过就像朱仔记的乳猪，早已掉入她的烤炉，通身红遍，油脂耗干。

    陈果还是那个陈果，没有理会观众温情的诉求，一路仍是少年中秋乱刀披风，刀风所及，人情炎凉，一地狼藉。

    以前看陈果的香港时，我会想到杨德昌的台北和马丁·斯科西斯的纽约，比之他们，陈果更冲动些，画面晃动，声音凄厉，生活在后现代都市的他，在纪实风格中融入了波普文化的因素，而且因为年轻，神经新鲜而脆弱，大开大阖，砍杀和抒情都力道十足，不加遮掩，往往使人措手不及。忽然一年镜头里的少年香港断奶之后，内敛温厚，像那只其貌不扬的榴槤，闻起来臭哄哄，却让人总有回味。到这部新作，渲泻和抒情都没有了，味道怪怪的，似乎在哈哈镜里来看新世纪的香港，比如通过那只迷失游走的猪，比如通过在即将拆迁的大磡村拍照怀旧的人，试图尽量客观，脸上却表情怪异，心头五味杂陈。他的香港为什么总是和我们从其他人那里看到的不一样呢？老朱的小屋里电锯声响起，镜头缓缓摇过大片杂乱无序的棚屋，傲慢耸立的荷里活广场，在太阳下像是失语的庞然巨兽，然后是那只吃人肉的猪，和正在转动的搅肉机。

    比起感情的克制，《香港有个好莱坞》更大的变化在于它的黑色幽默，陈果开始懂得影像符号的象征作用和荒诞的力量，尤其是荒诞感，在一向以载道言志为己任的中国主流电影中尤其难得，也许还是因为香港文化特有的后现代特征吧。其实在他以前的作品里我们已经见到了某些黑色的成分，比如《今年烟花特别多》开头洞穿的人脸，西瓜炸弹，那场劫匪撞车的荒唐抢劫。只不过，那时候，它们更多只是作为电影语言的一部分，这一次，荒诞则成了陈果认知和再现现实的方式。

    先看地点。故事发生的大磡村，可以称做香港的农村，旁边就是荷里活广场的摩天大楼，两种物质文明的对比，显现出欲望对人性的强大塑造能力，这个善恶交织的村庄，那一丁点毫无功利色彩的善意只存在于阿细的天真里，其余的，只是荒芜和欲念，苍蝇嗡嗡，懒洋洋地在猪油一样凝滞的空气里拼命扇着翅膀。北姑落脚大磡村，棚民向往摩天楼，香港念念不忘大洋彼岸的好莱坞，欲望永无餍足。电影里有一个绝非可有可无的角色，那头叫娘娘的猪。这头猪俨然是老朱家的第四口人，同一屋檐下，同样喝酒吃肉，满身画着代表五千年古老文明的汉字符号在香港的街头流浪示威竟然毫发无伤，更搞笑的是，无照医生还打算给它人工授精，为老朱生子。异化的猪是否象征异化的香港，假如它真的生出baby，那就是香港的新人类？在欲望里迷失，大厦和棚屋原也没有多大区别。

    再看人物。改变了几个人生命轨迹的大陆妓女，究竟是上海天使红红、东东姐姐还是骗子芳芳，这本来就没有什么意义，那些名字只是一个个欲望的符号，到了真正的好莱坞，她必定会有更多新的名字、新的欲望，这不过是当代人的欲念写真罢了。阿细一家，胖子陈果特意找了另外三个更胖的胖子来演，他们已经胖到我们不可能当正常人来看待，老朱和阿明严重地性饥饿，生活的重心是吃，吃乳猪解决肚子问题，找女人、登陆色情网站解决下半身的问题。固然他们并无伤人之心，不过本能地寻找一点卑微的满足而已，而最后被那个叫做命运的荒诞之手牵着去砍人、杀人，何尝又不是出于本能呢？

    阿强由于一夜情遭勒索，被砍了右手，大陆来的无照医生竟然能断手再植，不料自己的右手没找到，平空多出一只左手来，虎头蛇尾的纹身真是让人啼笑皆非。有手的痛苦比无手还要甚，所以他宁肯让阿明再次砍下那只荒诞的手。青春的错位、心理的错位在陈果以前的作品里都曾让人叹惋，而今，身体的错位落到实处，眼见得一天天生长，终于长成畸型。

    两个挥旗的桥段也让人印象颇深。第一次更像是孩子间的游戏，胡子拉茬、五大三粗的老朱兴致高昂，找一面红旗攀上屋顶狂舞，幸福胀红了他的脸，直让人不信这样天真的举动会来自一个成人，锣鼓热热闹闹响着，似乎在调笑他不知不觉间已主动将一只脚踏进陷阱。第二次，阿强和阿明去杀东东，阿细用红颜料在白床单上写上大大的“走”去屋顶挥舞，给东东姐姐报信。在咚咚锵的京戏锣鼓声中，恍如一场喜剧上演，只见一面白旗在高低错落的棚屋上游走，后景一排排突兀的大厦，阿细的纯洁和无辜如此微弱和执拗。如果说电影里有纯粹意义上的受害者，那就是阿细，是一个孩子干净未染的心灵。

    电影里有趣、荒谬之处仍有很多，刚开始猪身上的印章化为字幕，寻猪和寻手的启事，猪变为老朱的大陆女人与他同床共枕，小混混们讨债却砍错了人。可是因为陈果眼里的现实一向都太过沉重，他的荒诞也无法让人轻松，越到后来，笑声里越泛着冷意，他骨子里原来的那股狠劲还是透了出来，甚至越发得狠了。出道数年，拍片5部，最初毒火攻心的感情蓄积借香港三部曲这付猛药发完后，他冷静了，但锋芒依旧，仍异常难得地坚持走自己的路线。其实我个人并不很喜欢这部片子，它的黑色成分在影片里仍然只是一个手段，陈果并没有让电影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可它放在其作品系列里体现了一个导演的逐渐成熟。他不再依赖最初的愤激，而是开始面对平庸生活的荒诞本质，并尝试用荒诞的方式呈现。而我对有荒诞感的艺术家总是有些好感的。有多少人会像中秋那样用最激烈的方式与生活作别？他们帮更多的人发现生活的荒诞之处，用荒诞和幽默抚慰创伤，保存自尊，消解我们被灌输的那些所谓崇高的意义，我不知这能不能让生活重获意义，但起码可以让我不再轻信和盲目乐观，并有力量忍受。我想，这应该是我对他仍然有所期待的理由吧。

其实这是一部政治片，很有心机的政治片。而且这部片子必须由周迅来演，就算不用周迅，也一定要由一个操普通话得内地女子来演，因为这个角色是一个北姑，一只鸡。
片中，周迅分别对不同的人用了不同的化名：东东、小红、芳芳。这样的话不难看出导演的其中隐喻了吧。根本就是很有政治指喻的。
片中周迅饰演的妓女，来到香港一个小村落，给了这些饥渴的男人一点小甜头。其实，强哥、朱老板、阿细、阿细他哥哥、还有那个peter都分别代表着香港社会对大陆的一种态度，一种意识。
阿强反叛、不受约束；最后被砍断了手，接回来的是两只左手，“左手”这个不言而喻了。朱老板好色、软弱，自私，被勒索敲诈的时候也只能逆来顺受。阿细是愚昧天真的，直到最后一刻还对她的东东姐姐死死拥护，不错，大陆就是需要这种愚忠型人才，给你个荔枝，分你快烧肉，你什么也不用做，只需要在党中央看得到的地方树立自己的旗帜，迎合附和就够了。当然，如果能再立一下攻的话，那就更加能得到青睐了，后来东东寄来的明信片上就指定给阿细的，说“谢谢”。至于阿细的哥哥，可以理解为那类政治立场不坚定的人，最终抵不过妓女的诱惑，最后当然是叛变了呀，噢！不！是归顺。而peter则是那种有能力的实干家，又能干又听话，甚至应该说他们是一伙的。大家是“朋友”，受了“朋友”恩惠，当然也不得白受，朋友有难当然得两肋插刀咯，最后人家可是立了大功的。果然，在党的春风阳光下沐浴成长，心还是向着党的。
多少能理解导演的想表达的不满和压抑的愤恨，尽是讽刺的讥言。片名叫“香港有个荷里活”，可是Hollywood根本不是香港的，是美国的啊。这样一栋豪华的公寓坐落在平民区及眼的位置，未免显得太格格不入了，有点突兀，有点拗口，就像周迅操着撇脚的广东话一样，总是让人起鸡皮疙瘩，心里发笑。这样的“荷里活”不是豪华公寓，是一座强压的五指山。还是只有港人可以治港，其他地方生搬硬套过来的东西在这座寸金尺土的小岛都是无用的，越发显得突兀生疏罢了。
这部电影很讥讽，根本就是一部自嘲的玩笑把戏，虐己伤人。不明其中的大陆人看到诙谐肥腻的胖父子会大笑，看到丑陋的母猪会笑，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笑正是导演开的最大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