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生的金智英

把本片推荐给我妈看，我妈觉得金智英之所以会疯是因为太在意别人的想法，怕被婆家说闲话，自己精神上有个枷锁，儿媳妇就应该如何如何。同时我妈表示我爸家里如果有什么事她是不会去搭把手的，关她什么事。

其实我妈的经历跟片中人物又是何其相似。我某个阿姨透露说高中毕业面临恢复高考。某次统考中，我妈在最后一题成为全区唯一正答者，班主任亲自到家里来跟外公说我妈应该考大学，最后我妈为了给家里减少负担直接就业了。我妈听了却说哎呀，有什么好说的。

家中六个子女，前五个是姐姐，最后一个终于是个儿子，有次家里买了两个肉馒头，弟弟单吃一个，另一个姐姐们切开平分。外公是那种女儿出嫁了生了儿子都会很高兴的人。可惜他没看到他唯一的儿子生的是女儿。

我妈不知道因为什么跟我爸结了婚。我一直猜测有年龄大了的因素，结婚是29岁，生我是30岁算是相当晚婚晚育了。家里依然是经济条件不好，刚过了一岁，就找了关系把我送进托儿所了。也不是没想过让婆婆带，只不过婆婆只管着另一个孙子，不肯带我，外公外婆又都死了。然后我有记忆的托儿所幼儿园时代，我基本上都是最后一个来被接走的，因为下班了再骑自行车赶过来的确要一段时间。现在想来我爸好像没来接过我，为什么没来接过我呢，我也不知道。偶尔也会想念坐在妈妈自行车后座抬头还能看到星光的年代。

我爸唯一的好处是偶尔可以买个菜做个饭，但是碗必然是我妈洗的，衣服也是我妈洗，床单也是我妈洗，家里的打扫也是我妈包了，偶尔一个人晾床单会有点吃力，妈妈会让我搭个手。只有他们冷战的时候我妈会拒绝洗我爸的衣服，可以看到我爸自己洗衣服的场面。

会想起上述的种种倒不是因为看电影有感而发，而是因为我爸起诉离婚。对，没看错，不是我妈起诉离婚。我妈虽然对我爸颇有微词，但本着年纪大了将就过吧的心态却也没想过离婚，应该是真没想过。在应诉期间，我突然思考，我的父母究竟承担了多少家庭责任，干了多少活，赚了多少钱？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钱也是我妈赚得多，活也是我妈干的多。90年代中我妈工资就有一千多了，我爸国企下岗开出租，考驾照各种请托要花钱不说，份子钱还经常交不出，多年后我妈回忆起来说那个年代人家开出租都是赚钱，怎么你爸就是亏钱，我当年也没多想，就给钱了，现在想想是我心太大了。其他幺蛾子失业用钱也更是不胜枚举，算下来我爸挣的钱都是结结实实用到他自己身上了。

女性太豁达也不是好事。带着传统的枷锁默默承受不反抗，别人未必会念你的好。我爸起诉之前一次吵架，我妈终于爆发一次说，你不是老把自己是男人挂嘴边吗？你结婚前不是说家里有房吗？你不是在上班挣钱嘛？那以后我什么钱都不出，我就跟着你，家里开销都你来。我爸被说得哑口无言。这些话都是第一次说。我妈的信条是自己过自己的日子，从来不翻老账，我觉得这脊梁骨戳的太晚了，把我爸养成了一个精神上的怪物。不学无术又好吃懒做还吹嘘自己工作多努力，还要家里人什么都听他的，以为自己是家里的小皇帝。

封建的枷锁是一体两面的，既禁锢女性，也要求男性。有句广告词是“谁知养家的男人多辛苦”。对男人的要求就是养家，可在中国又有多少男性可以完全承担起养家的重任？中国女性想当妈虫而不得。还要用新思想去维护男人可怜的自尊心。年轻一代没人做菜没人做家务，因为男性天然就不做，女性心想我凭什么做，我也是小公主。有人担忧这成个什么家，其实不然，这说明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我妈，60年生，不施粉黛，穿着朴素，为家庭奉献了所有，生在红旗下，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历又像智英又像美淑，目前似乎还没有进入新时代。

82年生的金智英，很多人批评它不切实际，把所有对待女性的不公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怎么会有那么倒霉的女人啊

其实，她已经足够“幸运”

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但是还有妈妈爱她，她还能上大学，找到心仪的工作，和心仪的对象结婚，生病了妈妈也能理解她，爸爸和弟弟也试着关心

稍大一些在公交车上被变态男尾随，还有善良的大妈愿意帮她，爸爸批评她不应该穿太短的裙子，去太远的地方学习，但至少接到她的信息愿意来接她

工作后虽然对女性的不公随处可见，但还有不错的女性同事和上司

婚后婆婆不理解，但已经比我们见过的太多作妖的婆婆好很多，更不用提还愿意试着去理解妻子的丈夫

是啊，我们想到那些因为性别一出生就被丢弃的女孩，那些像智英妈妈一样为了哥哥弟弟不能受教育的女孩，那些被性骚扰的女同事，那些被婆婆当成生儿子的机器、被丈夫家暴的女孩，还有那些仅仅因为长得好看或者不好看被伤害的女孩，是不是觉得智英其实也算幸运？

可这“幸运”，给你你要不要啊？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更感到悲哀。

#1 金智英诞生记

8.72与2.89——这并不是韩国男性和女性对该片的评价，而是同为男性的影院观众和普通网民打出的平均分。

对于一部从诞生便充满争议的女权标签作品，男女大众评分两极化似乎早已命中注定。有趣的是，关于《82年生的金智英》的评价在男性群体内部也呈现出强烈反差，一方面是恶评肆虐的键盘论战，本片公开卡司当天，一位男性网民便发起青瓦台请愿要求禁拍该片，称“只会助长韩国社会的性别矛盾”。在两年后的今天，尽管网友们恶评依旧，看过电影的男性观众却与打出9.4均分的女性观众站在了同一阵营。

关于电影的争议，不得不从原著说起。《82年生的金智英》作者赵南柱大概完全没有料到，自己在主妇生活中用两个多月完成的小说，会成为未来韩国女性主义运动的代表作。

赵南柱生于78年，出身梨花女大社会学系，曾在《PD手册》等时事节目任编剧近10年，因生产育儿而离职。变身主妇的她因告别职场倍感失落，决心开始写小说。据赵南柱所说，那个时期她丧失了经济来源，写小说对她来说也并非职业，因为藉此赚来的钱根本不足以维持生计——直到她写出了《82年生的金智英》。①

在电影和小说中，金智英被路人讥讽是“妈虫”（韩国网络语，原指无法管教好小孩的妈妈，后暗讽有小孩的母亲整日无所事事，过着靠老公的生活。），向郑代贤诉苦，“我难道连喝一杯一千五百元（约8.9元人民币）咖啡的资格都没有吗？……我赌上自己的性命把孩子生下来，甚至放弃了自己所有的生活、工作、梦想，只为了带孩子，但我却成了他们口中的一只虫，你说我接下来该怎么办？”

退职成为主妇和妈妈的赵南柱与她笔下的金智英一样，也曾外带一杯美式咖啡、推着婴儿车在公园散步，不料却从午休的会社员口中听到了“妈虫”这一歧视性单词。于是《金智英》便由此诞生，赵南柱将书稿投寄给一家出版社，后顺利出版并跃入畅销榜单。

这部小说讲述了82年生的金智英在成长过程中身为女性受到的种种歧视，赵南柱搜集了韩国女性不平等的新闻和统计数据，将金智英的人生历程和统计资料并行，打破了传统虚构叙事的框架，让人重新思考诸如“户主制”等脱胎于儒教社会形态的积弊，是为一部掷地有声地为女性控诉的作品，也被称为“大韩民国女性的人生现场报告书”。

持批判观点的受众不禁质疑这份编年史略显夸张，“这些事情如何会发生在同一个女人的身上呢？50年代到90年代韩国女性经历的所有一切，都被金智英一个人给经历了。”②

小说本身也许难以跻身上流文学作品，作者努力搜集的资料和证据，以及特征时代情节的拼贴，暴露狂、性骚扰、重男轻女，长女为家庭牺牲等等，不禁让人想起《请回答1988》中的桥段，导致金智英被塑造成了一个经时代辗压的韩国女性模版。然而，真实取材的结果却取得了更多女性读者的认同——“我竟然花不到一天就看完了她的一生，因为那是非常熟悉、几乎和我的人生一模一样的故事。”③

尽管赵南柱希望跳出女性框架，获得更多群体的广泛共鸣，小说的报告书形式和控诉的功能性依然遭到了大部分男性读者的批判。他们认为，金智英的故事将女性完全放在受害者的位置，却忽视了韩国社会中男性所遭受的歧视。

小说以精神科医生的角度开启叙事并收尾，绝大篇幅投入在金智英的人生编年史上。而电影却明显不同于小说，更多地将视角集中在金智英的职场履历断层的困惑上，明朗的新结局也改变了金智英人生的抑郁基调。

#2 被消音的智英们

“因为是女性、年纪小，在现场总是被人无视，说的话也没人听。”两年前，一同听课的制片系韩国女生H曾面带苦涩地向我解释了她不得已剪超短发的原因。在她看来，中性干练的形象与时尚帅气毫无关系，只是为了在职场上获得尊重和话语权。

如果说H是试图通过牺牲头发改变形象获得话语权，那么金智英则是让出自己的躯体，通过“被附身”，以他人的身份和口吻来为自己发声。金智英的附身情节实质上也是对于“消音”的一种反抗。在韩国社会，经常会有难以发声的情况，或碍于礼节情面，或碍于惯俗，对女性而言尤其如此。而“被消音”久了，就会变成主动消音，在某种场合主动放弃话语权。

电影中金智英的附身症状令人想起作家韩江的短篇《植物妻子》。婚后居住在上溪洞13层公寓的女人发现自己逐渐变为植物，最后丈夫将她栽种在了阳台的花盆里。类似地，韩江也是通过身体的异化现象描绘出了女性的孤独、受困的心理以及自我表达的断绝。

在阳台上沉默失神的金智英倘若没有附身作为发声途径，她最终会否也将成为一株植物呢？

金智英其人，平凡无奇，她拥有82年韩国最常见的女性名字以及最普遍的姓氏，也过着不好不坏的生活，和丈夫郑代贤住在首尔的全租公寓中，既不算是经济上毫无后顾之虞的上层阶级，亦不至于沦落到为养家糊口而疲于奔命。

出生于80年代初全斗焕政权之下，金智英成长在重男轻女最为严重的90年代。六二五战争后韩国人口激增，政府在推行节育的同时，将流产堕胎合法化，进一步加剧了性别比例的失衡。鉴定胎儿性别后，以“医学上的理由”将孩子打掉的情况数不胜数，原著中金智英的“妹妹”便是因此提前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的少年时代在韩国的金融危机中结束。身为长女的姐姐恩英为支撑家庭而放弃梦想，改考容易就业的师范大学。到了智英毕业的2005年，女性生存并没有变得更容易，据统计，女性的雇佣率甚至不达30%。在这一年，44%的韩国大公司表示同样条件下会优先聘用男性，表示会优先聘用女性的公司比例为0。④

尽管智英的公司存在友好的同期和上司，但性别歧视仍然如空气一样如影随形，当她为生子而放弃事业，成为主妇、辞职育儿，却仍逃不了路人的“妈虫”鄙视。

在这样的环境下，智英学会了噤声。中学时被男生骚扰，爸爸却斥责她裙子短、作为女生不够小心，她渐渐不再反驳。面对婆婆指使的差事，她虽然满身疲惫，却不得不做。当婆婆送她一件艳俗的围裙，用意人尽皆知，她却要面带笑容违心地赞叹，“真漂亮呀！”

金智英在片中三次被附身（郑代贤手机视频片段除外），她变为妈妈对婆婆说话，变为大学同窗对丈夫说话，变为外婆对妈妈说话。当她被附身，成为一个不正常的怪人，周围的人才终于开始反省，为何智英会变成这样？

中庸与从众可以说是韩国社会生存的基础法则，对于所谓出格或不循常规的批判，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容易成为众矢之的。《金智英》作品本身便是一种例证，女团Red Velvet成员Irene、少女时代秀英因阅读该书遭网友谩骂及焚照威胁，而国民MC刘在石、防弹少年团RM也曾阅读和推荐这本书，却获得了网友的一致好评，甚至被称赞是粉丝的“人生导师”。

“MeToo”运动以来，韩国男女性别矛盾更为激化，在Megalia和WOMAD两处线上社区，聚集了大量极端女权主义者及“厌男主义”者。同时，男性联盟也发起“反女权”运动、“YouToo”运动，而集中在“ILBE”等网站的“厌女主义”极右男性团体仿佛与极端女权形成呼应，他们反女权反少数群体反LGBT，并将韩国女性统称为“泡菜婊”。

在为逆向性别歧视发声的道路上，韩国男性也不甘落后。就《82年生的金智英》一书而言，网络上出现了不少与之对峙的作品模型，主张在韩国社会中，男性也备受性别歧视之害。他们将这些作品命名为《90年生的金智勋》、《79年生的郑代贤》等。在韩国男性的逆向性歧视文学中，女性反而成为了令人艳羡的尽享优越福利的对象。

这些为男性发声的文本中提到，“他”百日照上裸露的性器官会成为女性长辈的谈笑对象，体罚盛行的时代老师对男同学下手更狠，大学校内兼职女生总被安排在空调房而男生却要在烈日下流汗工作，女生在校园尽享青春时男生却在军队服役，考公务员时因为国家取消兵役加分政策而不幸落榜，每次长假前日同社女职员总是“恰好”来例假，“他”做牛做马地工作最后妻子却以“疏忽家庭”为名提出离婚等等。⑤

在韩国男性的心目中，这也许就是被人嫌弃的男版“金智英”的一生。在性别平等指数比印度更糟的韩国社会⑥，究竟谁受害更多，谁受益更多呢？

男版“金智英”《90年生的金智勋》曾发起众筹出版计划，在目录上的最后一节，这样写道，“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应该明白，辛苦的并非某一个特定性别，而是整个（韩国）社会。”⑦

#3 从控诉到治愈

“会想到妈妈”、“并不是女权主义电影啊”⑧。被女性亲友拉进电影院的男观众们似乎对电影《金智英》颇感意外。

电影与原著差异显而易见，它采取了一种妥协的方式来为小说中金智英的抑郁人生圆场。将其整体放在当下语境中进行，成长史作为片段插入。比起小说的控诉，电影试图提供的是性别和代际之间的和解与治愈。

本片是金度英导演的长片处女作，她也坦言，虽然很想拍得锋芒毕露，但这是一部商业电影，最后还是决定在保持一定风度的同时，也放低姿态，希望能有更多观众看到这部片子。⑨

因此，《金智英》选择聪明地避开男女性别矛盾的雷区，将智英的母亲作为沟通媒介，打通了男女受众之间的芥蒂——如果说小说不曾做到这一点的话，脱胎于小说的电影在大众性方面无疑更为成功。她确实做到了赵南柱作家想要做但却顾此失彼的部分——跳脱出单纯女性视角，取得更广泛的共鸣。原著作者赵南柱在看完电影之后，也评价说，“电影比小说要更进一步”。⑩　

智英用外婆的身份与母亲对话是原著没有的情节，但这一场却成为了许多观众的泪点。三代女性的复杂情感流动在两个人之间，此时不仅是智英替自己发声，希望母亲不要再次牺牲自己的人生；她也借用外婆的身份倾诉心情，实现了母亲和外婆之间的和解。同样的和解也发生在智英三姊妹之间，尽管上个世纪由于时代和家庭关系留下的伤痕记忆，长大的三人呈现出互相理解的面貌，“彼此都是要让步的。”恩英说。

另一方面，小说中不友善的男性群像在电影中隐去或修正了一大半，缩减为几个人物——智英的男性上司、代贤同事、讥讽智英是“妈虫”的上班族。在代贤和同事的闲聊中，分明看得出剧本也在尝试对男性的苦恼给予理解，与金智英的女性困惑相平衡。包括性骚扰教育中提到针对男性的内容，“觉得你像弟弟所以摸腹肌，是性骚扰”，似乎也在努力打破人们的固有偏见。

原著中的不友善男性在电影中却借另一情节得到修正。小说中，平时开张生意不接女客的出租车司机载智英去面试，表示是自己“大发慈悲”才这么做；而电影中，一位大妈问超市老板“我不是第一个顾客吧？”老板却说，“哎哟，最近谁还在意这种事啊。我们店最喜欢第一个顾客是女性了。”

电影在修正了部分的男性群像之后，也更加强调女性之间的联系。母亲对智英的支持、女职员揭露卫生间偷拍、女上司的赏识和激励等，都为金智英们带来了力量。

电影立足当下，借小说作者的经历为金智英的故事改写了一个充满希望的结局。尽管并非人人都是赵作家，也并非每个主妇都有勇气向陌生人的讥讽做出反驳。

小说中始终隐忍无言，只能凭借附身才能为自己说话的金智英，更接近传统韩国女性的形象；而电影中的她，却代表着新生女性力量的觉醒。她开始反驳、据理力争，寻回了自己的话语权。无论是在咖啡馆堂堂正正地质疑，还是借助文字发稿诉诸笔端，电影似乎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正在改变。

韩国社会确实对女性不够友善，但电影《金智英》并没有控诉，没有将矛头指向某一性别，它更像一份倡导宣言，告诉我们通过男性和女性的共同努力，金智英们可以走出困境，未来的女儿们可以不再畏惧，未来的母亲们可以不再悲伤，未来的男性们，也毋需再抱怨自己因逆向歧视受苦。

Cajamarca, Peru 2019年12月10日夜

参考来源：

① [책 속으로] 지극히 평범한 여성 삶 그렸는데 … 지독히 심한 성차별 보여줬대요, //news.joins.com/article/21876754 ② “‘82년생 김지영’ 본 2030男 “불쌍한 엄마·누나” “과장 심해서…”, http://www.donga.com/news/article/all/20191026/98070649/2 ③ 趙南柱.《82年生金智英》“82.” Apple Books. ④ “‘82년생 김지영’이 말하지 않은 이야기”, //www.huffingtonpost.kr/entry/story_kr_18638264 ⑤ SNU Bamboo Grove, //www.facebook.com/SNUBamboo/posts/1727482740676684/; “남성차별 시대 남성 인권을 위한 책, 90년생 김지훈”, http://archive.is/i7yHD ⑥ //zh.wikipedia.org/wiki/全球性別差距報告 ⑦ “남성차별 시대 남성 인권을 위한 책, 90년생 김지훈”, http://archive.is/i7yHD ⑧ “그 남자들은 왜 ‘82년생 김지영’을 봤을까”, //www.hankookilbo.com/News/Read/201911121552057714 ⑨ “82년생 김지영’이 ‘전래동화’ 같은 얘기가 되는 날이 올까요?”, http://www.hani.co.kr/arti/PRINT/915755.html

（修改版首發於“虹膜”公眾號。未經允許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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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生在一个标准的东亚家庭的女孩，应该有这样的觉悟，面对不平等的待遇，要像2010年后出生的孩子面对数码产品一样习以为常，好像这些本来就存在的事情是天地自然一样。

金智英就是这样一个传统的儒家亚洲家庭长大的女孩，她小的时候站在广阔世界地图面前，选择长大要去美国。可是当她长大之后，她站在自己家里的阳台窗户面前，眼前永远只有一条只开了一间杂货铺的单行线。

金智英的人生，可以说是传统意义上的幸福生活，她家庭稳定，成绩优异，毕业进入大公司工作，按部就班嫁了个疼爱她的老公，生了个可爱的女儿，婚后不用工作，只需要“花着丈夫的薪水晒太阳喝咖啡”，在外人眼里，她本该像本片色调一样，温暖明亮。可是这个“贪心”的女人，她还是不满足，她难过的得了精神病，她独处的时候，沉浸在巨大的阴影中。“偶尔的时候，也觉得做别人的妻子，别人的母亲，”她微笑着安慰自己，“也是一件挺好的事情。”这句话和今年大热的台剧《俗女养成记》中的奶奶最后那段话如出一辙，当了一辈子的陈李月英、陈太太、医生娘、陈妈妈，阿嬷，没什么不好，但是最后还是想当回李月英，做回自由的自己，最后为自己唱一首《纯情青春梦》。这也从侧面证明，在东亚儒家文化的影响下，整个东亚女性面临着相同的性别危局。这样的人生并不是不好，只是没有选择。我可能也喜欢成为妻子和母亲，但是我首先想要成为的，是我自己。一体两面的，亚洲男性在这件事上面临同样的性别尴尬，虽然不需要承担繁重而琐碎的家务劳动和职场歧视，但是在传统儒家文化价值观里，他们似乎也只有拼命工作赚钱、谋求职位晋升以换取社会地位和家庭的尊重一条路可走。一位男性在社会生活和职场上中是重要的，可是对家庭来说，他往往只是一个精子提供者，一个经济供给者，他在家庭生活中的参与度几乎为零。金智英那称职的丈夫下班后匆匆赶回家，只是为了用浴巾裹住他们的小女儿，不伦不类地参与到这个“给女儿洗澡”的家庭情节中来。

金智英的痛苦，不是物质生活匮乏的痛苦，而来自社会文化对她自我价值的否定和她本人自我的觉醒。并没有一件标志性的事情刺激她，而这些痛苦，来自于身边每一个人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语言，是造成雪崩的每一片雪花，她浸溺在委屈和悲伤的河水中，无法呼吸。观众在陪同她寻找病因是，仿佛看到了自己的生活。“校服裙子穿这么短就是勾引人犯罪”和“你是女生很快要结婚生子无法保持团队稳定”的思维模式很可能就是你的家人和上司，而最悲哀的是，他们说出这样的话，甚至没有恶意。

电影如宣传海报一样，以女主角为叙述视角，她的丈夫，站在后景中，充满深情和忧虑的看着她。金智英的丈夫，和故事中所有男性一样，在女性生活中占据的比重并不大，整部电影的男性几乎都面目模糊。他们每天装作繁忙的样子，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主角、女性的中心，男权自大无法让他们意识到他们在女性生活中其实并不重要。在一个女性的成长中，通常收到的鼓励与同情、榜样与动力，都同样来自女性。她们的母亲、姐妹、上司、前辈，因为经历过，所以更明白互相扶持的重要。金智英的生活也同样如此，最后拯救她的，不是她的丈夫，而是一位女性心理医生。

最为可悲的是，在东亚女性忍受歧视的处境中，很多歧视来自另外一些女性。金智英的婆婆对她颐指气使把她当做婢女，她的上司因为她是女性会造成团队的不稳定而不给她升职，当她被其他男性其实为“母虫”时，和歧视者站在一起的，是另外一些年轻的女性。

不过幸运的是，在电影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时代的进步。金智英的人生，已经比她那个为了供哥哥读书而不得不放弃学业去打工的母亲幸运的多，她上了大学，为自己争取工作的机会；她的女儿，在一个更为开放的环境里成长，被一个温柔的高学历母亲教养长大，也会比她的母亲获得更多的可能性。

30年前，《末路狂花》中的两个美国女孩因为抗拒她们的既定人生，开着一辆福特冲出悬崖；30年后，《82年生的金智英》，这个30多岁的亚洲女孩，还在因为同样的甚至更严重的性别歧视问题，差点毁灭自己。但是我们相信，随着社会制度的逐步健全，越来越多的女孩自我觉醒，女性的宽容之路，会越来越平坦。

最近微信公众号、微博上似乎刮起了一股剖析韩国的风，这股风大概从李胜利事件开始兴起，到几天前雪莉自杀事件达到了顶峰，诸多大v或高流量公众号摇身一变成韩国问题专家，共同营造出一种高度雷同的韩国国家形象——一个“被财阀和美国操控蹂躏的傀儡国家”。其春秋笔法难免令读者产生幻觉，仿佛“财阀”或“美国”是解释所有韩国问题本质的终结理论，继而一改以前对韩国社会的漠不关心转向积极嘲讽。

视频链接：//weibo.com/7060281712/IbTV7gQF9?pcfrom=msgbox&type=comment

几天前中国历史研究院的官方微博发布了一条名为“韩国娱乐圈需要的不是女权，而是社会主义的铁拳”的视频，嘲讽韩国女性地位低下，中国还能讨论“什么是健康的两性关系”、“什么是直男癌”，而韩国人却毫无作为，因而需要的不是女权，而是“社会主义的铁拳”，底下评论一片叫好赞同，“财阀”、“殖民地”再次成为高频词汇。如此权威平台发布如此低级视频，引来如此多共鸣，不难想象任由这股风气吹下去，中国普通民众将形成一种如何扭曲的韩国观。

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上映之际，我决定谈谈韩国女性地位问题、近些年来韩国社会的厌女、仇女问题及女权运动，在铺天盖地的“伪真相”中，发出一点微弱的声音，亦为大家观影前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识。

韩国女性地位为何低下？

讨论韩国女性地位问题，需追溯到韩国近代女性最初登场的时期，也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近代转换期。随着近代开化思想传入朝鲜半岛，俞吉濬等启蒙知识分子开始讨论女性的教育问题，主张女性应接受教育，肩负起生产民族下一代、教育国民的责任，以“母亲”和“妻子”的身份，也就是“贤母良妻”成为民族的一份子。

值得注意的是，“贤母良妻”或“贤妻良母”常被误解为一种儒家传统女性美德，然而这却是一个现代概念。“贤妻良母”的革命性在于它承认妇女作为国家一员的政治权利，通过确立女性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将其从严格由男性主导的等级制度中扮演母亲、妻子、儿媳角色的前现代习俗中解放了出来。在启蒙知识分子的眼中，“良妻”是男性的伴侣以及操持家务的主管，“贤母”是为了养育更好的国民，实现富国强兵。换言之，“贤妻良母”的核心理念是民族主义，而非儒家家庭伦理——这是“贤母良妻”与传统女性的根本区别所在，然而两者的相似之处，则在于均将女性限定在家庭范围，并肯定父权。

1910年韩国进入日据时期后，“贤母良妻”论成为了殖民当局培养顺从统治的忠诚女性的手段。殖民地男性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思想驱使下，热衷于将女性推崇为民族的象征，在现实中却仍将后者捆绑在传统父权压迫地位，借此遮蔽殖民地“男性”的缺席与无能。

换句话说，在殖民地的特殊背景下，父权对女性的压迫在“保存民族固有主体性”的名义下被正当化了，这使得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帝国主义与父权社会形成了一种共谋。“贤母良妻”仍是该时期韩国男性对理想女性的规范，接受现代教育并日渐觉醒的新女性则令其产生抗拒感与反感，其反作用便是对传统女性的赞美，及对以女学生为代表的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的批判。在当时男性知识分子占多数的舆论界，后者时常被刻画成虚荣、轻浮、奢侈、堕落的形象。

图为日据时期韩国著名“新女性”舞蹈家崔承喜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韩国成为了“总后（方）”，多数韩国女性在“贤母良妻”的教诲下，遵循军国主义对母性的需求，期待通过将子女献给皇军、参与生产劳动、保障战争后勤来成为“帝国国民”的一份子，她们也因而被“尊称”为“总后夫人”。

光复后，尤其在由军事政权推动的现代化建设中，韩国对国民的动员是高度性别化的。在冷战对峙格局下，国家安保的重任压在每一个成年男性之上，他们通过义务兵役制、退伍后参与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建设而直接成为了现代化的“主力军”，而女性则通过参与新村运动及计划生育运动，以家庭主妇的角色间接参与到现代化建设中，这种性别化的动员机制形成了一种“保护者、抚养生计者=男性”与“家务劳动、养育子女者=女性”之性别社会分工，亦在很大程度上延续至今。

经由上述简要勾勒，可知韩国自近代以来，女性未曾有机会作为运动主体开展过妇女解放运动，从“贤母良妻”到“新女性”的污名化，从“总后夫人”到“家庭主妇”，女性主义从来被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冷战、性别化的现代化动员机制所牢牢压制或统摄，其结果是，妇女解放一而再再二三地被“民族大义”、“大东亚共荣”、“经济建设大业”、“民主主义”等所谓“更重要”“更紧迫”的宏大议题所搁置——这便是当代韩国女性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而绝非单一地出于儒家道德观念的禁锢。

当代韩国社会的厌女现象

回到当代韩国。

首先，厌女（misogyny）现象不是新鲜事，不是韩国特色，亦非东亚特产。纵观人类历史的绝大部份时期，在大多数地区，女性都是所属或交换的对象，这是一个世界问题，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偏见。按照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的定义，“厌女”是男性为了维持自身的主体性和优越性，而将女人置于客体，将女人“他者化”，并加以蔑视的一种意识。在上野《厌女：日本的女性厌恶》一书的译后记中，译者用了一句民间俗语清晰地解释何为对女性的“他者化”，那就是，“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裳”——男性同为主体而结成“手足”同盟，而女性则是不可缺少却终究属于物品的“衣裳”。

在当代韩国社会， “厌女”超越意识范畴、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兴起，始于本世纪初。在上世纪，通过发动军事政变上台的朴正熙，为了补偿义务服兵役的男性为国家的付出，自1961年起，政府曾对所有退役男性在公务员考试、企业面试等多种重要考试中给予5%的加分，然而1999年12月23日，宪法法院宣判该加分制度“违宪”，并于2001年正式将其撤销。

当时正值韩国刚走出金融危机、全面转向新自由主义的初期，随着企业雇佣灵活化制度的推行，就业难、失业问题成为了社会常态。加分制度的取消，加剧了男性的就业压力，部分人开始将矛头指向呼吁取消加分制度的女权主义者，斥责后者借牺牲男性来追逐私利。此后，韩国相继出台了废除户主制度、性暴力/家庭暴力特别法、生理期休假制度等一系列保障女性权益的政策，愈发加深了男性“特权”的被剥夺感，厌女气氛因而弥漫开来。

厌女情绪最初盘踞在匿名的网络空间，形成了一种颇为主流的叙事框架——“作为被害者的男性” vs “作为加害者与剥削者的女性”，前者辛苦服役、保家卫国，后者则安于享乐、过度争取女权。近两年“Me Too”运动兴起，女性对性骚扰、性暴力的反抗，复又激发了前者的被害意识，在反对me too的言论中，被侵犯女性时常被描绘成诱骗纯真男性犯罪的加害者。

臭名昭著的极右网络社区“日佳일베”是生产厌女情绪的大本营。该网络社区成员多为年轻男性，在现实世界中，他们多为店员、快递员、学生、无业人员等，其中不乏文静、彬彬有礼之士，然而在网络世界中，却化身为语言暴力分子，大肆发表歧视憎恶女性、左翼人士（尤其是已故总统卢武铉）、全罗道居民、外国劳工及一切社会弱势群体的言论。

有学者指出，在韩国这样一个尤为强调“男子气概”的文化中，身处霸权地位的男性角色一旦在竞争中落败，往往会转化为对比自己更为弱势群体的歧视与愤怒。这种心理不难理解，用鲁迅的话来讲，便是“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刀向更弱者。”

上图中艾莎的手被电视台内部人员偷偷P成了“日佳”成员的专用认证手势，播出后引起轩然大波。

随着“日佳”成员的不断扩大，其影响力也从线上转向线下，制造了诸多超越常识、令人发指的“事迹”——光州民主化运动33周年前后，上传大量侮辱民主化运动牺牲者遗体的照片；世越号沉船事件后，在绝食抗议的遇害者家属面前举办嘲弄式的“暴食行动”；将日据时期慰安妇斥为“性买卖婊”……

“日佳”成员的“暴食行动”

“日佳”最突出的倾向是厌女，并创造了一大批指代特定女性的嫌恶网络用语，如上文视频中提到的“妈虫”（家庭主妇），以及各种“XX婊”：“大酱婊된장녀”（奢侈品爱好者）、“泡菜婊김치녀”（虚荣的女性）、“狗屎婊개똥녀”（自私的女性）、“啊不知道婊아몰랑녀”（无知无逻辑的女性）、“逼婊보지녀”（所有女性）等等（相比之下，我国特产“绿茶婊”算得上小清新了）。

厌女情绪在2016年韩国民众反对朴槿惠政权的烛光集会中再次发酵。作为韩国史上第一任女性总统，朴槿惠本人并未成为推动韩国社会男女平等的践行者，反而由于崔顺实干政事件，印证并加固了“女人不能从政”的偏见。烛光集会上许多海报与歌曲对朴槿惠的批判，往往并不指向其作为“总统”的失职，而将其刻画为一个虚荣的整形美容爱好者、无理性的消费狂、放任世越号沉没的无脑且无责任心的“女人”——一个“日佳”成员口中典型的“泡菜婊”。

讽刺朴槿惠和崔顺实的海报“身着普拉达的顺实”

讽刺的是，“烛光革命”最初由韩国“最女权”的高等学府梨花女子大学学生的顽强斗争所引爆，然而在后来旷日持久的集会中，却频频爆出女性被趁乱性骚扰的问题，这令女权主义者不得不宣布抵制集会，并单独辟出一块女性专属的场地集会——女性在呼吁民主主义的广场中不得不为了自身安全，而与外界划清界限，这是对民主主义本身的讽刺，广场革命终究仍是男性的专有物。

“烛光革命”最终胜利了，2017年3月朴槿惠遭弹劾，在旋即举行的总统选举中，文在寅阵营格外着重刻画文在寅阳刚的男性气质，及其夫人金正淑女士贤内助的女性特质，这不得不说是又一种讽刺。

迟来却从未迟到的妇女解放运动

对于韩国而言，女权主义运动是一场迟来的妇女解放运动。其抗争对象是近代以来未曾真正动摇的儒家礼教规范，是社会长久累积下来对女性日常的嫌恶与仇视，是排斥或边缘化女性的新自由主义劳动市场，以及消费女性的流行文化。

正如厌女情绪最初兴起于网络空间，韩国女权主义运动最初的战场也是网络。网络女权主义者活跃在与“日佳”战斗的第一线，展开了对网络上蔓延的厌女、仇女现象的抵抗性反击(strike back)。

女权主义运动在现实空间全面兴起的契机，是2016年发生的江南站杀人事件。一名20多岁女性在位于江南站10号出口附近商街的卫生间内，被一名陌生男性杀害，被杀原因是，“因为她是女人”。这一事件令长期潜伏在网络空间的厌女现象浮出水面，事后，江南站10号出口前贴满了呼吁正视厌女现象的海报与市民留言，女权主义也因而从线上走向街头，从精英讨论扩散至大众议题。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亦出版于此时。

2018年是女权运动高潮迭起的一年。首先，兴起于美国的“Me Too”运动席卷韩国，从司法领域迅速蔓延至政界与文化艺术领域，并最终进入校园，涉及范围之广，前所未有。令公众重新审视从来被默认为“正常”的性骚扰，尤其是权力型性骚扰。

5月，弘大偷拍事件被披露后，6万余名女性在惠化站附近游行抗议无处不在的偷拍，此次游行成为了韩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女性游行。反抗社会对女性外貌规范的“脱下塑身衣탈코르셋”、“不穿胸衣no bra”运动也同时兴起，许多年轻女性丢弃或毁坏化妆品、素颜、甚至不穿胸衣上街（已故的雪莉便是该运动的践行者）。

11月，受到两年前波兰女性反堕胎罪的黑色抗争的启示，为对抗保健福祉部宣布的对终止妊娠手术（堕胎）的处罚规定，首尔举行了大规模的“黑色示威”，示威者身穿黑色服装、举黑色标语牌“如果堕胎有罪，那么罪人是国家”，反对堕胎罪、捍卫女性权利。

这场席卷韩国的女权运动，展现了女性改变社会的力量，亦展现了年轻一代女性建立在共同经验之上的姐妹连带，其中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梨花女大毕业生声援在校生抗争时的那句：

“别害怕，姐姐来了。”

韩国社会亦随之悄然发生着变化。女性内衣广告开始采用不同身材的模特；卫生巾广告不再沿用以往对女性生理期隐晦的称谓（如，“魔法的那几天”），而直言“生理期”，并在示意视频中，放弃蓝色液体改用红色液体。

照片来源：유한킴벌리 화이트

新闻女主播在直播时戴起了框架眼镜，力图改变“男主播可以戴眼镜，女主播不可以”的偏见。

照片来源：MBC 뉴스

对于韩国而言，年轻一代女性的抵抗才刚刚开始，女权运动是当下的进行时，对于中国而言，也绝非完成时。

相对而言，中国之所以能够比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日、韩更为彻底地推进男女平等，首要原因在于五四期间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思潮。因而中国近代的女权运动具有鲜明的“男性主导女权主义”的特征，男性知识分子积极推动妇女解放，源自其对传统女性所象征的作为“万恶之源”（傅斯年语）的儒家家庭制度与传统思想的不妥协态度，因而将女性从传统家庭中的解放视为衡量中国现代化的指标，女性主义因此成为了民族现代化话语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

后来在亡国危机中，中国女性在救亡图存的动员之下直接参与救国运动，解放后，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下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终将五四时期提出的“妇女解放”话语落实到现实。

以上历史过程难免令人产生“中国女权高于日韩”的幻觉，甚至沾沾自喜。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是“被动”、而非“主动”发生的，是来自自上而下的精英、国家的推动与动员，而非自下而上的觉醒。这意味着，如果未来不再存在自上而下的动力（抑或这种动力发生转向），或面临经济危机，失业情况加剧，中国女性地位极有可能面临大幅崩塌。

回到最开始提到的视频。对于中国而言，目前与日、韩同属女性地位世界排名垫底的国家，我们有何立场嘲笑邻国？

“中国性别差距在全球排名第100名” 资料：《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17》（The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17）

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在韩国上映了。金智英是80后韩国女性最常见的名字。

期待这部反映当代韩国女性所遭受的“无差别”性别歧视的作品，能够成为一面镜子，照到他们，也照到我们自己。

作者申明：本文原创，谢绝挪用。若转载此文，请文首尾标明作者姓名及原文链接，并保持文章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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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不少豆友对文末所列排名表格公平性的质疑，建议质疑之前，先移步世界经济论坛网站 http://reports.weforum.org/global-gender-gap-report-2018/ 研究一下其测算标准、数据来源与权威性（顺便说一下，2018年的报告中国排名又掉了三位，排名第103位；韩国更低，排名第115位），莫仅依凭个人主观经验张口便说“这排名有问题”。另外，列举该表的目的，并非为了证明“中国女性地位低”，而是为了说明“中国女性地位并没有我们（或你们）所想得那么高”，尤其须反驳评论中出现的此种言论：“中国依然是世界上女性地位最平等的国家，没有之一”。

对于质疑仅凭一个排名缺乏说服力的豆友，由于主题篇幅所限，我无意针对中国女性地位问题展开进一步论述，相关学术论述汗牛充栋，权且推荐一篇今日读到的文章：《女性受害事件背后：暴力、权力与要求顺服的无形之网》//m.jiemian.com/article/3768233.html。在该文中，作者提到：“当只考虑男性自杀率时，中国在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跌到146位，然而如果只对女性自杀比率排名，中国则跃身为全球第19位。此外，还有一个统计上更值得注意的现象：几乎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中，男性自杀比率都远远高于女性，唯独我国，女性自杀比例高于男性。对此学界的解释是，这与中国社会家庭结构中的矛盾相关，包括婆媳冲突、男性家暴，以及性暴力等方面。”

再次重申我的观点：不可怀着莫名优越感鄙视男女不平等之邻国，而应以后者为镜，照到我们未经审视与反省的性别偏见，以及居安思危，守住来之不易、业已获得的一些平等。

如同这部电影一样，本文无意挑起所谓“性别战争”，借用20世纪初中国第一代女权主义者何殷震（1886-？）的话，“故今日之女子，与其对男子争权，不若尽覆人治，迫男子尽去其特权，退与女平”——女权斗争并非追求女性凌驾于男性之上，或拥有与男性相同的特权，而是为了让男性再无压迫女性的特权。

与诸君共勉。

成年后的女性生活看似由无数无关紧要的事所组成，实则每件小事都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电影开篇智英面容憔悴且不发一言的做着家务劳动，忙碌过后她推婴儿车到路旁长椅处端咖啡休息片刻，却被陌生男女嬉笑打趣：

“命好啊，命好...太羡慕了，我也想用老公赚来的钱买咖啡喝还到处转悠...”

“我最近觉得上班太难了，要不也嫁人得了。”

婚姻是女人的出路吗？

智英丈夫给人以温柔体贴的感觉，他会在智英因做家务过多而伤了手腕时关心道：“手腕怎么样，没事吧？”

智英回：“就是用多了而已。你知道真正伤心的是什么吗？医生说饭是电饭锅做，衣服是洗衣机洗，为什么会疼，这么反问我。”

丈夫说：“真是，公司职员们难道因为有了电子日志工作就变轻松了吗！”

但说这些话的也是丈夫：“这次过节咱们去旅行吧。不去我家或你家，要不在家休息。我最近好累啊。”

与此同时智英的反应呢？她未因此变得开心起来，反而怨妇一般盘算着如果他们出去玩，会被婆婆如何闲话，被留下的孩子以及家务又要如何处置。丈夫希望，也有权利短暂脱离工作与琐碎的日常生活，但智英推卸不掉日常的负荷。

家庭狭义上指因婚姻产生的社会生活单位，而在泛亚洲生活语境下已延展到婆家、娘家，而婆家以压倒性的优势占据着家庭中的话语权。

春节间智英公婆到她家做客，智英身份由主变客，她变得需要以推测、满足婆婆的期望而活。智英丈夫见厨房水槽堆满用过的餐具想帮妻子收拾一下，智英连忙上前阻止，但已来不及见婆婆阴阳怪气说道：“我的儿媳妇真是有个好丈夫啊。”这对自己儿子的夸赞及对儿媳的揶揄，反应出一种传统家庭视家务活为妻子全年全包的既定偏见。

婆婆并不会因自己同为女人而体谅儿媳的难处，有时反而加入男性群体通过言行打压儿媳，这或是种通过剥削同类而获得自我补偿的行为。

智英走上了街，看着妆容精致，步履轻盈的年轻女性便超速跟了上去。她想跟上其他人的生活，更想跟上社会前进的脚步。

智英婚前对职场晋升表现出了明确的渴望。上司认可她的工作能力，但担心她女性的身份会妨碍她无法长时间、全身心的投入工作。即便智英立即表出决心，上司仍把工作机会给了综合能力差于智英的男同事。

职场对女性的打压是明目张胆的。

一表现在智英女上司：金组长作为职场妈妈工作干练，却被上级以开玩笑的口吻吐槽道：“外婆和妈妈不一样，孩子就得待在妈妈身边，要不最后肯定走歪路。事业有成又如何，孩子毁了什么都完了。”男同事毫不避讳的性别歧视，好像带孩子是女性天经地义应该做好的事，与男性绝无干系；

二表现在智英女同事：在同等工作出色的情况下，晋升要比同期入职的男同事更慢、空间更小。

眼下智英的生活半径只有孩子与家庭，她在求职网站搜索找不到匹配的工作。另一方面，丈夫也在网上搜着什么，输入法关联到鬼附身，他搜完产后抑郁症又搜了鬼附身，这表现出他对妻子产后表现异常缺乏一种感同身受后的理解。

这时让我们插入第三者前同事的视角，智英的同事看着她丈夫的照片对她说：你看你丈夫神采奕奕的，你怎么却这么面无血色！

电影要表达的不仅仅是这些。智英妈妈年轻时为了照顾兄长放弃了当老师的梦想；智英姐姐年轻时为了照顾弟妹放弃了当记者的梦想；智英爸爸出国出差，给智英及其姐带的礼物是笔记本，给儿子带的是钢笔；智英读书时被高年级男生不轨尾随，被父亲责备被尾随是因为她裙子短，喜欢笑；还有那些职场偷拍...

社会对女性的不公平与家庭对女性的倾轧，所有的事情汇总在一起，强光一样使得智英神志恍惚，有时把自己当做了自己的妈妈，有时把自己当做了自己的姥姥。智英太累了，已经无法再当她自己。

智英丈夫告诉婆婆智英病了的事，希望自己妈妈能够多多体谅妻子。婆婆打电话叮嘱智英要好好吃饭。婆婆的关心缺乏一种人性，而是站在把儿媳当作不能劳损的工具人的角度，需要她好好的以便照顾自己儿子、孙女。

万幸的是智英丈夫一直守护在她身边，发现了她的病，未因此抛弃她，积极与心理医生沟通试图治愈智英心理上的疾病。智英母亲也是从始至终疼爱着自己的女儿。智英没有丢失她最后的稻草，她抓住了爱她的人给予她的帮助，开始面对问题，对社会给予她的不公平发出了自己的心声。

电影快结束时智英与她的心理医生有这样一段对话。

智英：崔医生，我觉得这样活着也不错，作为别人的妈妈，别人的妻子，偶尔也觉得挺幸福的。可是有时候呢，我又觉得自己像是被囚禁在什么地方。我总觉得越过这面墙壁应该就能找到出口，可依然还是碰壁。就算找到其他出路，也依然碰壁。有时候我会想说，是不是打从一开始就没有出口，也会为此愤懑不已。可后来我又明白，其实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别人也应该找到了自己的出口，我不过是自己没能力，才落伍了。

医生：这不是你的错。

社会对女性的不公，不是你的错；

家庭对女性的倾轧，不是你的错。

你是生而平等的，不需因为自己性别而多付出什么才有资格获得幸福。

如果你感到被冒犯就理直气壮的说出来。抱歉，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想要被爱，但更想以平等的身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