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纪录片：我把芳华献给你

一代有一代之芳华，这是一代中一个群体的芳华。他们放肆又克制的青春，明媚且热血的青春。主动与被动献身的青春。 群体的力量最终将个体吞噬，剩下的，便是一群面目雷同的人。自私、冷酷，可他们又都不是坏人，一群真实的人罢了。 热衷于在文工团改变自己命运的何小萍最终在刘锋离去后放弃了机会。从刘锋身上，她看到了人性。:自私的，虚伪的。她心灰意冷了。她看到了这群人把假的当真的，把善当恶，把背叛当正义。只有她知道刘锋的好，感激刘锋的好。 影片中，当何小萍穿着病号服以观众的身份看她们表演的时候，她突然眼睛一亮，那是她为数不多的一次绽放吧。应当说，唯一一次，她当了主角。她突然跑到外面，跟着遥远的记忆，跳了起来。不起眼的何小萍，也可以这么美。只是她的美，一直被压制着，遗忘着。随着她的舞蹈，我的眼泪也掉了下来。那是她的芳华，虽然短暂，却是她青春的一抹亮色。她的芳华已落幕，只等着，随众人的芳华，再一次落幕。 那些曾经互为参照的青春，随着众人的离散，也惘惘而去。她们的青春，留在了别人的身上。而她们自己呢，做了现实的座上客。电影倒是留情，林丁丁出了国，好像过得不错，郝淑雯嫁给了官二代陈灿，过着悠闲的贵妇生活，萧穗子的事业也进行的有条不紊。可是实际上，谁不是饱经生活呢？ 影片的最后，只是将画面定格在刘锋与何小萍相互依偎的画面。何小萍爱刘锋吗？不全是。她对刘锋，既有崇拜，也有感激，用严歌苓的话说，就是“一个始终不被人善待的人，最能识得善良，也最能珍视善良”，她知道刘锋的好，也珍视刘锋的好。她对他，还有一种知音之感，他们同样是被排除到群体之外的人，他们曾经所热爱的群体。而刘锋对她呢，要说爱，是没有的，林丁丁是他心口难以抹去的朱砂痣。长在心上，痛在心上，也藏在心上。有什么值不值得的，在爱情面前，谁也不能免俗。小说中这样写:“那是个混账的年龄，你心里身体里都是爱，爱浑身满心乱窜，给谁是不重要的”，这是她们的爱，可是刘锋的爱好像是两样的。刘锋把爱给了林丁丁，他就是爱了林丁丁。用尽了他所有的爱。可是她不要，有什么办法呢？谁让他是活雷锋。“一个人一生，能碰到心和身都去死爱的人，是太难得了。”林丁丁碰到了，她却感到幻灭。活雷锋也不过如此，活雷锋竟也拜倒在她林丁丁的魅力下。他的爱，反倒让她看不起了。她可以洋洋得意地站在高处俯视他刘锋了。她们所有人，也都可以从仰视刘锋变成俯视。活雷锋凭什么食人间烟火？凭什么可以爱一个人？凭什么该像他们一样？ 这里我想摘录原著中的话: “因为我们的卑琐自私，都是与生俱来，都被共同的人性弱点框定，我们恨，我们无奈，但我们又不得不跟自己和解，放过自己，我们无法惩罚自己，也没有宗教背景和境界想到“原罪”······他是个伪装了的我们！好了，我们所有的自我嫌恶不必再忍受了，刘峰就是我们想臭骂抽打的自己，我们无法打自己，但我们可以打他，打得再痛也没关系。我们曾一次次放过自己，饶了自己，现在不必了，所有自我饶恕累计、提炼、凝聚，对着刘峰，一个个拿着批判稿站立起来。那个坐在马扎上流泪流汗的矮个军人多么丑陋？我们舍不得惩罚自己，现在通过严惩刘峰，跟自己摆平。人类就是这样平等的，人就是这样找到平衡的。 一旦发现英雄也会落井，投石的人格外勇敢，人群会格外拥挤。我们高不了，我们要靠一个一直高的人低下去来拔高，要靠互相借胆来体味我们的高。为什么会对刘峰那样？我们那群可怜虫，十几二十岁，都缺乏做人的看家本领，只有在融为集体、相互借胆迫害一个人的时候，才觉得个人强大一些。” 刘锋对何小萍，却有种超出爱的情感。刘锋有一颗真心，何小萍有一颗真心，他们看明白了，也懂得回应彼此，这些，便足以支撑他们生活在一起，足以互相取暖了。不奢求，易知足。

书远远比电影残酷，电影的结尾小穗子不愿意把他们这一代人老去的样子说给我们听，而书中却写尽了一代人芳华的凋零，是落寞，是无奈，更透露着些许的悲哀。刘峰，这个曾经事无巨细的帮助别人的热心肠，失去了人们的尊重后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好人，好到连灵堂都匆匆让给了下家；小曼长情的陪伴仍然不能唤起刘峰的肌肤之爱，丁丁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第一次的婚姻让她受尽白眼，成为一个让丈夫觉得丢脸的女子，像是曾经在文工团里她们欺负小曼一样，第二任婚姻也没有得到丈夫的任何怜惜，让她最终变成了一位体胖而发少的女人。我想是作者有意的报复吧，毕竟丁丁多少该是个好看的姑娘啊，丈夫们何以至如此薄情；小穗子也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而这似乎是作者认为不足为道的事情，和她对写作的热爱和追求来说，那个男人根本不值得为他费一笔一墨；小郝也没有嫁给电影中那个和她门当户对的中号手，而嫁给了一个二流子，二流子的闯劲在这个时代发了财，但同时二流子终归还是二流子，专情是不可能出现的字眼，于是小郝信佛寄幸福于来生了。

那一代人的悲哀通过刘峰女儿刘倩的嘴巴说出来的，对刘峰老好人的不认可，对他在陵园找寻当年十五岁的小战士嘲讽，在父亲灵堂前的漠然，在她的眼里父亲是多余的，小战士的毫无意义的死是多余的，甚至那整个一代人都是多余的....

那一年是1984年。

元旦刚过，政委笑眯眯找我谈话，态度异常和蔼，我心头一沉，知道这回狼来了。我很配合，对组织上的决定做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我甚至第二天就搬出了军区大院。

据我所知，和我一批转业的，到现在还有些人住在军区大院里没有走。我当时之所以离开的这么匆忙，主要是不想再广大指导员面前丢份，事后我才发现自己对部队竟是那么的留恋。转业的真正原因我是心知肚明的。

很简单，我恋上了一个女孩。

“去城建开发总公司报道的前一天晚上，我已经躺下了，忽然意识到明天我就沦为一名平头百姓了，一种对军队的留恋让我心如刀绞。我起来重新穿上军装站在大衣柜前，望着镜子里的军人依依不舍。 我转过身来对母亲说:您坐好了我给您敬个礼吧，您好好看看，明天儿子就不能穿军装了。 母亲也很动情，露出不胜惋惜的神情。她说:你穿什么也不如穿军装好看。 那夜我一直穿着军装，抽了很多烟。天亮了才摘下领章和帽子上的五角星，郑重地交给母亲代为保存。”

1.

在《芳华》中，何小萍是被孤立的角色，这是电影剧本的设定使然。何小萍的扮演者苗苗在现实生活中如何，与此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冯小刚让众人在拍摄现场也“孤立”苗苗，这在伦理上引起了争议。每位听见此消息的人都陷入了沉思：这样做真的可以吗？这个举动之所以引发议论是因为触碰到了现实与虚构的界线，冯小刚将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当成了他创作的棋子，而逾越了人身上最基本的自由权利。

拍电影不是写小说。对于小说家而言，他笔下的人物从无中生有，人物命运可以完全由小说家来掌控。在此，并不会涉及到道德伦理的问题。但因为电影需要通过活生生的人来扮演，演员是可以消解掉他（她）在日常生活中的部分个性，甚至可以让自己完全听任导演摆布，但这要出于她自己的意愿。如果演员够专业，他（她）就应该让自己变为一块没有定型的塑泥，任由导演捏塑，达到导演想要的任何效果。

无论如何，这里都有了一个界线：就是导演对演员的掌控必须保持在电影拍摄的过程中，而不可逾越入现实生活。冯小刚的举动之所以引起了人们的非议，其原因正在于此。它逾越了这道界线，将导演仅仅在艺术创作中拥有的权力与意志延伸到了日常生活之中。苗苗在现实生活中被孤立即便是为了电影中的“孤立”显得更加真实，也无法再获得自身的合法性。这触犯到了伦理界线，将生活等同于虚构。

2.

在《我把芳华献给你》这部纪录片中，我们能看见这样的镜头：冯小刚在给女演员们讲戏的时候，谈及了让大家在现实生活中“孤立”苗苗的事情，苗苗对此也是认同的（我们能见出几分无奈，毕竟不是好事）。要让“孤立”的行为在电影外的现实生活中也能被大家接受，需要一个认同合作的过程：冯小刚和苗苗必须是事先商量过的，而且苗苗对此也认同了。无论她的认同是迫于导演的强权（她毕竟只是一个新演员），还是她发自内心地觉得这样更好，可以让她发挥出更真实的效果。只要苗苗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对此认同了，那么让众人在现实生活中同样孤立她的举动便是允许的，并没有触碰到伦理界线。

但这样一来，自然也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当苗苗和其他人都知道生活中的“孤立”只是为了电影最后呈现的真实效果，这种“孤立”就显示不出它的强力。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苗苗是在不知悉的情况下被众人孤立了，她自然会在电影的拍摄中表现出“被孤立”的情绪。而当她知道大家其实是为了拍电影才孤立她，她在拍摄时表现出的那种“被孤立”状态更多就是演出来的，而不是真实表现出来的。

让演员在生活中陷入与电影中相同的情境，然后让他们真实地“反应”，这是伟大的伊朗导演阿巴斯发现的神奇技法。在《樱桃的滋味：阿巴斯谈电影》这本书中，阿巴斯开诚布公地向读者谈及了自己拍电影的方法，而他创造真实的方法不是完全彻底地复制现实，也不是让演员表演得真实，而是设置情境让演员自然地“反应”。比如为了让《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的小男孩在送本子给同桌的夜路上表现出恐惧，阿巴斯让工作人员在远处学习狗叫，然后拍下小男孩惊恐的反应。或者是在《希兰公主》中，让演员对于一种白纸想伤心的往事，拍下她们流泪的画面，最后的效果是让观众以为演员们是在看电影中的电影的过程中哭了。

3.

这一切都是欺骗，不仅欺骗演员，同时也在欺骗观众。但是当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们感觉这是多么真实啊，小男孩的恐惧如此真实以至于我们好像也同处夜晚的乡村道路上，或者女演员们的眼泪如此真实，我们自己也被《希兰公主》这部电影感动落泪了。我们之所以获得了与演员们感受到的相似情绪，是因为阿巴斯在电影中创造的是情境的真实。在听到狗吠那一刻，小男孩突然间的恐惧是真实的反应，而不管那声狗叫是不是真的。在这里，并没有任何伦理上的逾越。小男孩如果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他或许觉得自己被骗了，但这根本没什么，他很可能把这看成是为了完成最后的电影，他愿意为此牺牲。

但在冯小刚这里，手法虽然与阿巴斯相似，因为现实中的“孤立”会对演员的心理产生影响，就自然涉及到伦理问题。如果是让阿巴斯来拍，继续用他发明的技法，阿巴斯很可能不会让苗苗知道大家正在孤立她，只有当电影真正完成后才告诉她真相。这样，才能在电影中获得何小萍被孤立的真实情境，苗苗才能通过言语与举动真实地反应出她被孤立的情况。苗苗都不必演了，现实生活的她与电影中的何小萍已经合一。当然，我是不会认为阿巴斯真的能做出这种举动，因为这是自私和不道德的，这是将演员作为工具来当方面完成导演自己的作品。

苗苗是知情的，但从纪录片中的片段来看，这种知情显然还不够。冯小刚仍然在行使着某种强权，让苗苗接受大家孤立她的事实。而苗苗也没有任何的反抗权力，说这样会影响到她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状态。如果她毫无所知，那么冯小刚便犯了一个伦理错误，他应该被指责，并出来道歉。但苗苗毕竟知情了，也知道这样做是为了电影，因此对冯小刚的道德指责开始暧昧了，但也不是说没有任何道德问题了。冯小刚如果真的想避免别人的指责，他就应该放低姿态，和苗苗事先就商量好，这样做对方能不能接受，会不会对她现实生活产生影响。如果苗苗在完全知道事情后认同了，那么这样做就是可行的。但如果她对此有一些疑义，或不愿意，那么冯小刚就不能做任何强求，并立即中止孤立苗苗的行为。

阿巴斯：我们时代的库里肖夫

我看的虽然不是电影，只是一本和封面一样的书。看了好多人的书评，都说书比电影更沉重——因为电影里没有把他们老了的情景给拍出来，而书里写出来了。 在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前面描写的他们在军营的生活，还有下放到基层，当兵的时候，大多是有趣加荒唐的。特别是何小曼的人物塑造（在电影里面她好像叫何小萍），她拿掉包的温度计作弊和她拿海绵垫在乳罩内的作弊，她想和林丁丁一样被当作公主的心理，以及最后她被孤立……她和她周边的人，有趣在这些事真实又有笑点，荒唐在小曼的心理和众人随着别人对她的孤立她的心理。 书中对何小曼被孤立的过程描写的是最多的。小曼本身不是什么险恶的人，她做出的事情，或者说她自身，包括她身上的馊味，但凡可以为人所吐槽，可以制造话题的，就是可以成为可孤立她的点。

为什么孤立何小曼，或者说为什么把刘峰逼出红楼——这两者的本质是一样的。人们需要话题来交流，就像何小曼下放到基层了她还是作为她走了之后大家半年内的话题，而这也并不是因为大家有多讨厌何小曼。在那个比现在更喜欢制造话题，更喜欢夸大其词、捕风捉影的年代，不做坏事，甚至也不做丢脸的事，就像萧穗子（就是作者本人）给少俊的情书，甚至因为她爸爸是位诗人，都可以作为她被称为怪胎的理由。另一个原因，放到现在来说，孤立一个人的其中一个作用就是，两个人或者一群人说某个人的坏话可以增进彼此之间的“友谊”。

在何小曼救了伤员以后，她又被称为“战地天使”。这大大小小的荣光，签字签到手抖，让她看起来像位女将军。在浮夸场面的冲击下，她精神分裂了，反复这那句“我不是位英雄”。我记得在柴静采访了从德国来到中国，不谋钱财名声，为山里孩子支教的卢安克以后，发表了一篇报道——《无能的力量》。读完之后我也觉得卢安克的做法非常好，他的话非常有思想，但是在这篇报道发表之后，一些人觉得他身上披着光辉，一些想要造访他说向他学习，却不肯理解他的教育理念，一些女人还想要以身相许，发邮件说“你多么光辉，我多么了解你”。对于这种感情以及做法（这是一种打扰和一种误解），与战地小兵对“战地天使”何小曼，“雷又锋”刘峰是一样的。误把他们判为了有光辉的圣人，自以为帮助人的他们就是他们全部的一面，这单单的一面也要夸大，大到让他们成了光辉不变的雕塑才好。这不仅是中浮夸的固化，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物化。正如林丁丁面对“雷又锋”的表白“他怎么敢爱我”“这雷锋雕塑上的东西，怎么就下来了”。

我觉得影片没有拍出来的，也就是他们老了的时候，不能说是全书最精彩的，d但是确实是最有味道的。像咖啡豆，味道不美，是苦的，但是最有回味。他们年轻的时候离我们这个年代太远，这近到了21世纪，便有了莫大的真实感。刘峰名义上的几个女友，他的病痛，和小曼生命最后的相惜相依，林丁丁不幸的两任婚姻，郝淑雯最后的好归宿，萧穗子如愿以偿成了作家，在刘峰去世后大家来悼，小曼在灵堂里插满冬青花……这一切堆杂陈述一起，才是集了酸甜苦辣，能感慨的世事如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