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蜜之地

前段时间日本给我国捐赠物资时，顺便带动了中国古诗词在社交网络上的“文艺复兴”，其中有一句“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寓意为，这场战争，我们是一起打的，我的战袍就是你的战袍。日本人民的这份同理心、这种共情能力，让国人相当感动，这让我想起了今年奥斯卡的一部入围影片——《蜂蜜之地》。

《蜂蜜之地》获得了今年奥斯卡的两项大奖提名——最佳纪录片、最佳国际影片，这一部短短87分钟的纪录片，摄制组却足足拍摄了三年时间，累积了2000多小时的素材。

影片的女主角哈提兹，是北马其顿共和国一个村庄的最后一位女养蜂人。二战之后，南斯拉夫和土耳其互换族人，马其顿有许多村子搬空了，而哈提兹则是没有回到土耳其的土耳其裔。她在这座荒芜的村子里，与患有眼疾的母亲相依为命，日复一日，养蜂采蜜。每次采蜜，哈提兹都坚持“取一半，留一半”的原则，这是她与自然、与蜜蜂之间的君子协议。

几十年来，哈提兹在这天地之间、和蜜蜂构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关系。

在哈提兹身上，我感受到了难得的契约精神，作为女儿，她坚守部落的习俗，赡养母亲、不离不弃；作为养蜂人，她坚守大自然的原则，不取走所有蜂蜜，让蜜蜂有路可走。即便没有文书合同，仅凭精神信念，哈提兹依然不偷懒、不取巧，明明白白地遵守协议，这足以让许多投机分子汗颜。

在现实生活中，哈提兹这种百分百坚持契约精神的人是如此珍贵，千百年来，地球生生不息、人类文明发展前进，都是由于这些严谨遵守生态平衡原则、遵守生命之间的界限的人们。

但是，村子里突然闯进来了一户游牧家庭，破坏了哈提兹与大自然的平衡。这个游牧家庭，有七个孩子，需要大量物质维持生活。为了赚钱，他们不管哈提兹千叮万嘱的“取一半，留一半”原则，取走蜜蜂所有蜂蜜，蜜蜂为了生存，互相残杀，哈提兹所养的蜜蜂消失殆尽。

游牧家庭的到来，完全在主创团队的意料之外，他们为该片注入了戏剧冲突，这在纪录片中是很少见的，使得整个片子突然有了剧情线、有了张力、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情感上更加丰富饱满。

哈提兹和游牧家庭，代表了这世界完全不同的两类人。

哈提兹敬畏自然、尊重生命；而游牧家庭是利己主义者，蜜蜂的生死与他们无关，为了尽快擢取更多的资源，破坏一点生态又何妨？

游牧家庭之所以表现出贪婪，是因为他对哈提兹的想法无法感同身受，这令我想起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肖战粉丝事件。肖战粉丝引起争论的原因之一，与游牧家庭一样——无视游戏规则。在不少人看来，他们滥用公权力侵犯他人的权益，把小众文化逼得没有退路，破坏了文化生态，却仍觉得自己是正义的。

是的，游牧家庭在强取豪夺蜜蜂的劳动成果时也觉得自己没有错。他们认为自己是万物之主，信奉弱肉强食，站在食物链顶端蔑视蜜蜂，大部分人类在面对比自己低等的动物时，是没有共情心的。正如肖战粉丝，面对他们眼中“上不了台面”的同人文化时，是无法产生共鸣的，他们感受不到同人受众失去心爱之物的痛苦。

不同物种之间的悲欢，有一层生殖隔离；而人类之间的悲欢，也并不相通。所以，在疫情困境下，日本人民用诗词表达共情时，我们才会深受触动，他们理解了我们的痛。

而地球的另一端，游牧家庭来了又走，只留给长驻此地的哈提兹满目疮痍。

也许有人会反驳，既然哈提兹在这个村庄里活得这么窘迫、朝不保夕，那她为什么不搬到别的地方呢？这个问题，可以用香港电台出品的一档人文节目《穷富翁大作战》来回答。

《穷富翁大作战》节目形式与内地的《变形计》相似，邀请富人嘉宾去体验几天穷人的生活。在这段时间内，他们必须完全放弃之前住洋楼、养番狗、出入豪车接送、喝着82年拉菲的上流社会生活，去真正地深入底层，不管是做清洁工、送外卖、还是露宿街头，都不许借用自己富人身份时拥有的资源。

其中有一位嘉宾是香港服装集团总裁田北辰，在体验前接受访问说（概括大意），“我相信自由市场，这个市场是会淘汰弱者的。但是如果有斗志的话，弱者也能变强者。”

那么，自由市场是不是真的如他所说这么公平呢？

在节目中，田北辰住进了几平方米的笼屋，清晨五点起来挤地铁赶早班，辛辛苦苦扫大街、清垃圾，一天下来只赚几十块，连吃一顿茶餐厅都要掰着手指头苦兮兮地计算收支……这些穷人的困境，远远超出了田北辰以前的认知范畴，他从来不敢想象有一天自己会为25块钱一餐饭而惆怅。

田北辰推翻了自己之前的言论，自由市场并没有那么公义，这个社会在狠狠惩罚没有机会读书的人。认真感受一下这后半句的“没有机会读书”，它指出了问题的本质，社会资源分配不均，人和人之间的比赛是不同维度的。

回头看看《蜂蜜之地》的哈提兹，她出生在偏僻乡村，与长在富饶地区的人们在起跑线上就差了几十个身位。一方面，她要遵从习俗照顾父母；另一方面，贫困的家境条件使得她根本承担不起离开村子的成本与风险。出走对她来说意味着，需要准备一笔路费、一笔在别的地方购买／租赁房屋的费用、一份放弃几十年来的习惯重新开始的勇气。

很多人都能意识到这种穷人与富人的不平等，但未必能真正去理解这种不平等。所以，在曾经引发争论的996问题上、在那么多工薪族猝死在凌晨的办公桌的新闻前，还是会有人说“你不够有钱、不够优秀，是因为你还不够努力”。

如果光凭努力就能实现阶级跨越，那哈提兹还不够积极向上吗？年年月月攀爬在悬崖上采蜜，她是不是早就应该成为蜂蜜行业的一霸了？为什么几十年了还困在小村落的石头屋里？

是啊，不同的人生经历，让人们在看到他人的苦难时，无法感同身受。正如网友所说：“我们能想象蜂蜜的甜美，却没有办法体会养蜂人的孤独。”

只有在遭遇了共同灾难、面对了共同困境之后，人类的悲欢才会相通。

比如，在口罩成为稀缺资源的时候，看到国内的老人用橘子皮当口罩，以及看到伊朗老人用麻袋皮当口罩，我们能感受到钻心之痛，因为大家都身在同样的病毒、同样的痛苦笼罩之下，此刻，人们才明白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意义。

无论是《蜂蜜之地》、《穷富翁大作战》、还是新冠疫情，都教会我们，下次在面对他人的事情时，即使做不到悲欢与共，也不要随意落井下石。

影片里，最让我感叹的一个片段是，在接近尾声时，哈提兹对母亲说：“你能想象春天的到来吗？”母亲回她：“会有春天吗？太多个冬天已经过去了。”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南都周刊（nbweekly）

马其顿共和国一个偏远的山村，一抹澄黄点缀起了这片恍惚人烟的遗忘之角。

喀迪丝作为一名女采蜂人驻守在这片山地，靠着大自然的哺育与抱病在床的母亲艰难的生活在这。

如果只到这里我们只会把它当成一部坚持传承“老手艺”采蜜的纪录片，可导演活生生运用千余小时的镜头把这部纪录片拍成这部具有震撼兼具美感的剧情片。

在悬崖峭壁里、在野蜂洞穴中，哈迪丝温柔的将蜂巢带回，小心翼翼的安放在离家附近的墙壁中，她没有使用蜂箱而是最大可能的保持了蜜蜂原有的生活方式。

她感恩，感恩大自然对她的礼物，同时她也回馈，回馈大自然对她的馈赠。无论蜂蜜多少，她都取一半，剩下的一本留给蜜蜂，还会在取蜜的时候说出与蜂后的约定。因为哈迪丝明白“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适物者之无尽藏也”这话的错误，没有什么是可以无限制的去索取的。

但游牧一家的到来打破了哈迪丝原有的平静，家中的父亲只知道无限制的索取，想要大量的蜂蜜，想打破哈迪丝原有与大自然商量好的规则。割出森林里所有的蜜蜂放进蜂箱，更没有遵循取一半放一半的传统，哈迪丝艰难的问着自己母亲，你能想想春天来的时候吗，她母亲回答，有春天吗。这是一个长居的农牧家在怎样的绝望中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没想到善意的对邻居养蜂的传授竟然惹来了对自己的灭顶之灾，哈迪丝的蜜蜂接二连三的死去，邻居却总是不以为然。

最后游牧一家走了，母亲也走了，哈迪丝和家中一人一狗坐在山上，这时看着她们开心的相互依偎，我真的为之动容。

整部纪录片敬畏自然，看到哈迪丝亲吻她的母亲、她的蜜蜂接二连三的死掉、她乐观的在市场中售卖自己的蜂蜜都让我泪流满面，她是那么一个心灵纯洁的人，会救起水中的蜜蜂、帮忙拿起池子里的乌龟，她爱惜着每一个生命，也爱惜着自己“所有人都想把自己打扮的飘飘亮亮的 妈妈 我也是”，可能贫穷的不舍得买一个染发膏，但就算是这样她也知道取之有尽。对比开来我们不更像那家父亲么，为了一点点利益，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更在损失惨重之后却选择了相互责备。真的像我们古人说的“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适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上半句“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天地之间，万物自有归属，若不是属于自己的一分一毫皆不可取，我们就是在索求无度的自然中走的太远。

这是更名为北马其顿之后的这个巴尔干小国，继《暴雨将至》后第二次进入奥斯卡视野，且破纪录的一下拿到最佳纪录长片和最佳国际电影两项提名。前年，倒也有过关于中国高定设计师郭培的一部纪录片《明黄禁色》，代表新西兰申报过最佳外语片，但并未获得提名。

《蜂蜜之地》记录了巴尔干山谷里一对老母女安静的终时守候。母亲几近失明又半身不遂，每一次伸张都像是将要了老命般痛苦而吃力；女儿年过六旬，迄今未嫁，常年从树林里刮取天然蜂蜜，以换取微薄生活来源。早自二战后，南斯拉夫和土耳其就开始了人口互换，而母女俩就是始终没搬走的土耳其人，甚至于整个荒芜的村落里也就只剩下她俩和几只猫，与外界唯一的联系，是女儿偶尔去首都斯科普里的集市上卖蜂蜜。 一家可能是阿尔巴尼亚裔的牧民吵闹着闯入，山谷喧嚣着愉快起来，也从生产资料到生产方式上产生矛盾。始终更懂蜂巢规律的女人注定是这儿的主人，也注定被山谷永远束缚。牧民离去，这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里，依然只剩下两个老妇和几只猫，以及四季交替中亘古不变的山谷声响。 这种有着民族学背景的生活流记载，也是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常见题材和景象。当然，北马其顿的制片人拍得更精致、清晰，并饶有诗意。对于看惯了欧亚文艺电影或新闻题材纪录片的学院评委，这类纪录或许给他们一个陌生而新鲜的异域吧。

刘蜜书（左）在辞去教师工作后，在秦岭穿梭30多万公里，找到35户山里人家，与他们一起共同从事古法养蜂的工作。他的四爸（右）是其中一位秦岭养蜂人。

在秦岭生活了一辈子，和山里的土法养蜂人合作也有快十年，但我从来没想到，一部讲述几万公里外欧洲北马其顿山区女养蜂人的纪录片，能让我有如此深刻的共鸣：“她的养蜂方式，居然和我们保育的秦岭古法养蜂如出一辙！”

但看完这部全球得到多项大奖和提名的《蜜蜂之地》后，我感到有些失落，忍不住想：秦岭的守蜂人会不会也有这一天？

《蜂蜜之地》。

纪录片的主角哈蒂兹总说：取一半，留一半。在她看来，价格公平，谁都别贪，这样生计就可以持续。但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有太多现实的因素可以打破这平衡：发展、养家、市场变化、商业资本的鼓动……

就像闯入哈蒂兹领地的养蜂人侯赛因对儿子说的：“我没有必要养蜂，这些都是为了你们。”

看完之后，我自以为是地暗下决心：不能让秦岭成为最后的“蜂蜜之地”，一定要留住秦岭的古法养蜂。

1.得天独厚的陕西秦岭守蜂人

《蜂蜜之地》女主人公所住的村子，位于巴尔干半岛中部，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夏天炎热，冬天寒冷，干燥少雨。

相比之下，秦岭陕西段的气候条件要优越得多，蜜源也很丰富。图为山野环绕的秦岭守蜂人的家。

我给秦岭古法养蜂人起过很多名字：养蜂人、牧蜂人、采蜂人、酿蜜人、猎蜜人……当我开始写《秦岭最后的守蜂人》系列文字时，我才发现，他们就是在守——守着山、守着蜂、守着生计。从这以后，我就称在秦岭坚持用古法养蜂的人为“守蜂人”。

《蜂蜜之地》哈蒂兹的家乡灌木丛生、遍地野草，不算荒芜，却没有见到森林，所以蜜源也相对少一些。

而我所在的秦岭陕西段，则有明显的气候和地理优势。

陕西秦岭北麓属温带季风气候，南麓则处在亚热带季风气候带，南北气候差异明显：北部干燥，南部多雨，西部则慢慢由黄土高原向青藏高原过渡，寒冷多雪。

从卫星地图上看，这里和西双版纳、大兴安岭等地区，都呈深绿色，是中国乃至全球都更绿的地方。这里有19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哺育着345只野生大熊猫[2]。这一片是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核心地带。

相比《蜂蜜之地》的哈蒂兹，秦岭守蜂人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在地图上最绿的地方养蜂，有受全世界宠爱的大熊猫陪伴。

我们协助的守蜂人，主要分布在秦岭南麓。这里从太白山向南缓慢延伸，一直到汉水河谷，海拔由3000多米过渡到600-700米。古法养蜂区则集中在2000-1000米这个范围。立春开始，一直到寒露，也就是从2月底一直到10月底，这里都有花粉或花蜜可供本土蜜蜂采酿。

[1]http://www.snrmt.com/wap/article/index/112480

[2]//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14999

2.北马其顿与秦岭，远隔万里心有灵犀

影片中，哈蒂兹要先爬上附近山崖，将在山岩缝中生长的野蜂“招”至自家麾下。

秦岭的守蜂人们也善于在悬崖上招蜂，只不过使用树桩做成的蜂桶。

影片中，哈蒂兹采用的是当地传统养蜂方式，即招回本地野外蜜蜂，放入提前为野蜂建造的蜂箱里。这种蜂箱模拟野蜂自然选择的栖居地而建。蜜蜂入住蜂箱后，自建蜂巢，自我繁育，自行酿蜜，养蜂人根据每年的酿蜜情况，酌情取一定的蜜换取生计，留下蜜蜂的口粮，以便蜜蜂过冬。

岩石缝隙，树木空洞，泥土洞穴，都是本土蜜蜂选择筑巢、繁育的理想空间。

我们协助的守蜂人熊大哥说：“老辈人先在石缝里发现了蜂蜜，定期采集回家。后来为了方便照看，年年都有蜜吃，才把蜜蜂招回家照看，这样一来，每年都有蜜吃。”

可是我们在秦岭穿行10年，都没有见过蜜蜂在石缝里筑巢的现象——在树木空洞里筑巢的倒是见过几个。牛尾河自然保护区的方大爷说：“过去，有人发现树洞里有蜂子，就把那一段树木锯断，再搬回家养着。和木头一起搬太笨重，蜜蜂也容易半路跑掉，他们就仿照这个树洞，做成蜂桶，放在崖上，就能招来蜂子。”

为什么秦岭南麓的蜂很少在岩石缝隙里筑巢？因为这里潮湿、多雨，就算是向阳的石缝，也难免有些发潮。而哈蒂兹那里海拔高、纬度高、降雨量少。你看她撬开石缝时，周围都很干燥，所以蜜蜂选择在石缝里筑巢。

哈蒂兹的蜂箱是石片垒起来的。秦岭守蜂人的呢？是把直径30-40厘米以上的木头，分成120cm左右的树段，从中间劈开，掏空木头，晾干，就成了蜂桶。哈蒂兹那里没有森林，但是石片却不少；秦岭呢，树木很多。所以，两地人们都非常善于就地取材，来帮助蜜蜂建造它们喜欢的房子。

哈蒂兹家中的蜂房是用碎石片垒起来的，属于因地制宜的产物。

秦岭守蜂人们就地取材，用掏空树桩给蜜蜂造一个家。

不谋而合的是，他们都从悬崖上招蜂。汉西林区的守蜂人刘哥说：“蜂桶要放在发红、发白的崖上，蜂子才肯来。”我问刘哥为什么，刘哥说老一辈人都是这么做的。

后来才知道，这样的崖壁上，光照时间长，相对温暖。蜜蜂是一种恒温动物，它们需要将蜂巢内的温度恒定在36-38度，而维持这个温度，就要消耗它们的“粮食”。如果筑巢的地方光照充足、自然温度高，蜜蜂维持巢内的温度时，就可以减少对“粮食”的消耗。这是后来科学家研究出来的知识，这些知识，秦岭的养蜂人是不知道的，哈蒂兹也不一定知道吧？但是他们都可以凭着经验去揣摩蜜蜂的“心思”，投其所好。

哈蒂兹去悬崖招蜂，背着用泥或牛粪糊起来的藤编蜂罩。

秦岭守蜂人用竹编的蜂罩，形状与哈蒂兹背的高度相似，外表糊着牛粪。

哈蒂兹去崖壁招蜂时，背着一个倒置漏斗形的罩子；秦岭守蜂人，也有一个这样的罩子。虽然他们在地球的两端，但是利用自然的方式却出奇地相似：都编了一个罩子，都使用牛粪把罩子糊得严严实实……如果说有什么差异，那便是哈蒂兹用的材质不是竹子，而是像某种藤条，尺寸较大；而秦岭守蜂人用的是竹子，尺寸稍小。

所以为什么要做这个罩子？

这叫蜂罩。我们可以将其理解成为一个临时用于周转的蜂箱。蜜蜂总是喜欢待在黑乎乎的地方，所以，无论是在北马其顿还是在中国秦岭，守蜂人在做这个蜂罩的时候，都是想创造一个可以方便搬运的“洞”。他们把蜜蜂从之前的洞里，引诱到牛粪糊起来的这个临时的“洞”中；最终再转移至更安全的、由守蜂人为它们专门建造的新家。

虽然远隔万里，但北马其顿和秦岭在就地取材、遵循蜜蜂习性、做蜂罩、制蜂箱招蜂的思路上是一样的。

3.“蜂子这东西，是天财”

蜜蜂对生长环境很敏感，也需要有干净的水源，图为秦岭蜜蜂在饮水休憩。

哈蒂兹担心邻居的牛闯入会干扰蜜蜂，污染蜂房，急着把它赶走。

十年前，我觉得我四爸的蜂群数量总是无法壮大，就自以为是地建议他学习新技术，扩大规模，并承诺包销。但四爸无动于衷，只平静的说了句：“蜂子这东西，是天财，主要看你命上带不带。”

他一个人这样说，我还不以为然。但十年来，我遇到的几百个养蜂人，几乎都这样说。太白保护区的李大爷认真地告诉我：“养蜂不过百桶，过了百桶，做事就要小心了。”

养蜂要靠缘分？是天财？那是不是我们躺在家里等着，蜜蜂自己就会上门来呢？

当然不是。

首先蜜源是关键。蜜源好，蜂才旺。一般来讲，蜂桶超过100桶的守蜂人都住在秦岭核心保护区里。这里几乎没有农业，周围上百公里都是林区，路难走，人烟稀少。生活在这里，必须能耐得住寂寞吃得了苦。

其次，桶多，才更有可能被蜜蜂选中。一个崖上放几个不同大小的桶，可以增加招蜂成功率。给蜂桶内壁涂上蜂蜡，不仅气味能吸引到蜜蜂，而且蜜蜂筑巢时也能给它们奠定一些基础，减少它们分泌蜂蜡而费的功夫。

另外，就算招到蜜蜂，放置蜂桶时，假如阳光不够充足，风太大，缺乏遮雨条件，蜜蜂也会离你而去。

而守蜂人如果总在地里使用农药，蜜蜂也不愿意来。

所以，虽说缘分很重要，但如果你和一个姑娘有缘，却不真心实意的去爱她，她真的愿意和你在一起吗？

如果你虚情假意，不付出真心，蜜蜂也不会愿意和你在一起。

4.生计不能只靠它

秦岭守蜂人种植的天麻。

影片中没有看到哈蒂兹从事其他农业活动，如果养蜂出现不可抗拒的风险，生活就难以得到保障。

在秦岭，很少有守蜂人只靠一项收入来维持生计。秦岭古法养蜂，就像养鸡养鸭一样，家家户户都有，只是或多或少而已。

如果守蜂人家的地理位置好，蜜源好，又能坚守古法，蜂蜜收入占比就高一些。我们协助的守蜂人，蜂蜜的收入占比，从十分之一到四分之三，都有，但都不是单靠蜂蜜为生。

汉西林区的刘哥，种天麻，猪苓，重楼等药材，养蜂100桶左右；牛尾河自然保护区的方家，养蜂100多桶，种植山茱萸，重楼等药材，采集桑黄、重楼等药材；小陇山自然保护区的王大哥，养蜂80多桶，种天麻、黄精、芍药等药材……

相比秦岭守蜂人，哈蒂兹的收入结构似乎确实有些单一。蜜蜂没有了，生计就没有了。从她和母亲的对话来看，她陷入了绝望。

一开始，我们也希望守蜂人能专业化发展，把蜂蜜产量做大。后来发现，蜜源有限、气候异常、森林喷洒农药……这些不可控制的因素，都有可能导致蜂群死亡或者蜂蜜产量下降，甚至会导致绝收。

所以，古法养蜂保育工作是要鼓励守蜂人利用本土自然资源及智慧，实现生计来源多元化。这样他们就不会把生活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养蜂上。

5.适度采蜜：用价格调节

侯赛因和商人锯断了野蜂树桩，最终导致无蜜可卖，全家搬离村子。

秦岭守蜂人遵循古法养蜂的原则：对蜂蜜取一半，留一半。

哈蒂兹的蜜蜂没有了，主要是因为侯赛因和商人。

在商人的鼓动下，侯赛因取蜜太多，以致于他的蜜蜂最后无蜜可吃。哈蒂兹的蜜蜂受到了威胁，蜂蜜被盗。商人还不满足，唆使侯赛因和他一起去找野蜜——而那些野蜂，恰恰是哈蒂兹的蜜蜂种源。他们锯断了树木，掏空了蜂巢，蜜蜂只能选择逃离。

商人只会想要更多的蜜，却不会考虑侯赛因的养蜂事业能不能长久，更没有想到他的所作所为会把哈蒂兹逼上绝路。商人这样做，也说明市场上有一群等着抢蜜的消费者。没有需求，哪来伤害？

秦岭这里也大同小异。“取留各半”本是是秦岭守蜂人坚守多年的原则。可随着人们对土货的需求日益增加，守蜂人也会被驱使着取更多的蜜。有守蜂人不听老辈人劝告，取蜜太多，而导致蜜蜂无法过冬。也有人从传统养蜂过渡到新式养蜂后，取蜜过多，冬季喂白糖，令蜜蜂体质变差，而被传染上烂子病，死蜂多半。

受极端气候的影响，过于寒冷的情况下，蜜蜂很容易被冻死。

另外，有些秦岭的“侯赛因”，会用现代化的活框蜂箱饲养蜜蜂，想要产出更多的蜂蜜。但因秦岭本身蜜源比北马其顿好，“侯赛因们”的蜂蜜并没有显示出额外的优势，有时甚至还会滞销——市场本身也在进行自然的调控。

但如果没有商人，守蜂人就无法与城市消费者建立具体的连接，这显然也行不通。那么，可以有商人来帮助建立甚至维持平衡吗？

蜜蜂自己筑巢，自我繁育，自然分蜂，吃自己的蜜蜂过冬；古法养蜂应更顺应蜜蜂的自然习性，更照顾蜂群的整体性，适度取蜜，既能照顾蜜蜂，又能谋取生计。如果有商人利用价格杠杆，适度地提升价格，则可以让守蜂人自身更加坚守他们的传统做法。

坚持适度采集、多种经营，是完全可以兼顾绿水青山与合理收益的。而对那些想要尝试新式养蜂的守蜂人，我们也可以支持并一起探索，在照顾蜜蜂自然习性的前提下，帮助他们提升产量，同时适当降低价格，这样也可让一部分消费者买到更廉价的自然蜜。

6.回不去的大山？

太白山守蜂人方大爷（中）今年已经80岁了，左为方大爷的女儿，右是本文作者刘蜜书。

北马其顿的哈蒂兹50多岁了，守着家中85岁的老母亲，在山上独自采蜜。秦岭的守蜂人，也很少见到40岁以下的，50-70岁这个年龄段占比80%以上。更年轻的人几乎都外出打工了。能留下来的，很多也是因为考虑到要照顾老人或者孩子。

汉西林区刘哥，40多岁，一个人在老家种天麻，老婆带孩子在镇上上学。他说他适应不了城市生活，不愿意出门打工，所以主要靠种天麻和养蜂；王明春50多岁，和老婆留在小陇山自然保护区的一个大山沟里，挖药、种药、养蜂，同时守着年事已高的父母；汉西林区的熊老哥，50多岁，和老婆一起种天麻、喂母猪和牛。熊老哥一个儿子在当兵，一个女儿在上学，还有一个女儿已经出嫁，他要攒钱给儿子买房，给女儿挣学费。

年轻人是回不去的。虽然也可能比在城市挣钱多，但太寂寞太清苦，年轻人受不了。

山顶的人搬到了半山腰，半山腰的人搬到了山脚下，山脚下的人搬进了城，人们都和山上的水一样，慢慢向更低、更开阔、更发达的地方流动。

再过10年、20年，会怎样？山里大概没有人住了，古法养蜂也就没有了，和《蜂蜜之地》一样，只剩下一座一座的坟头。

蜜蜂会怎样？没有人守护它们，会不会被狗熊伤害？没有人取它们的蜜，它们会不会更健康？没有人用蜂罩捕获它们，是不是更自由？

希望总是有的：哈蒂兹悬崖上的野蜂又开始产蜜了。

哈蒂兹也好，秦岭守蜂人也罢，他们都没有把蜜蜂当做流水线上的一位工人。他们是爱蜜蜂的。他们深深地知道，自己离不开蜜蜂。

既然还有守蜂人在秦岭深山里居住生活，既然大家还需要蜜蜂酿造的香甜蜂蜜，那就让人类与蜂子们一起好好地相处下去吧。

图片：《蜂蜜之地》静帧、刘蜜书

编辑：春晖

关于食通社

食通社是一个可持续食物与农业的知识、信息和写作社区，由一群长期从事农业和食物实践及研究的伙伴们共同发起和管理。我们相信，让消费者了解食物的来源，为生态农业从业者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和社会环境，我们的食物体系才能做到健康、美味、可持续。

更多文章

蜂蜜之地：取一半留一半｜观影会报名

松茸和彝族三代人的三十年

四川小金的采松茸者说｜《末日松茸》读书会回顾

版纳：孔明山｜古茶山上的年轻人（一）

今年IDF唯一特别想看的影片，一是因为上影节错过了该片（当时本想配合安哲《养蜂人》一起看，结果时间错开了），二是因为自己的外公也是一名养蜂人，母亲年轻时也曾拍过关于外公的记录短片。所以，自己对养蜂人和蜜蜂带有特殊的情感基础，影片中许多画面自己也都有着强烈的共情。

影片捕捉到了女主许多细腻的行为，轻抚停在手上的蜜蜂让其飞走、用树叶帮助溺水的蜜蜂逃离、和母亲不断的亲吻等等，这些细腻背后是女主对蜜蜂对自然环境的博爱，对母亲的慈爱。

同时，生活中的种种矛盾也逐一呈现在我们面前，不仅是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又有家庭内部的。

小男孩不满父亲的功利与苛责，离家出走跟随养蜂女游走采蜂，即使最后又被父亲带回家中，但似乎表现着孩童的意识，珍视与蜜蜂、与采蜂女间的情感；想着土耳其一家子女遍地，养蜂女向母亲倾诉着没有子女的苦恼，母女间的怨恨早逝，唯留略带戏谑的鼓励：“你会找到对象的”，一种淡淡的哀愁缓缓流淌。

影片摄影也十分出彩，大远景、逆光镜头的组接、手持摄像机对捉牛过程的捕捉等等。尤其最后结尾母亲去世后，养蜂女再次来到山崖捕蜂，同样给了一个逆光镜头，但这次陪伴在她周围的不再是土耳其男孩，而是那只一路追随她的黑狗，分享着蜂蜜之地的美味。

映后摄影师谈到，最初影片的主线是环保纪录片，但土耳其一家人的出现，自然生长出了更为精彩的题材，这些题材增添了影片的情感与冲突。正如《纪录片创作完全手册》中说的那样：“在观看了这一系列充满含意、情感和矛盾的事件后，理智与情感得到升华。”

没有太多想表达的东西，希望今后也能在妈妈的基础上，再去纪录一些外公和叔叔等中国养蜂人的故事吧。

原名：Honeyland: “Underdevelopment, Coated in Honey” 作者：Dina Iordanova 译者：李伟杰 校对：沙皮狗 DOCALOGUE. 1 June 2020

译文地址：http://lwk.ffmm.com/2022/04/16/honeylandunderdevelopmentcoatedinhoney/

把“落后”描述为一个迷人的道德故事是不对的。自从一个世纪前罗伯特·弗莱厄蒂（Robert Flaherty）制作“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 )以来，它就一直是错误的。某种程度上，《蜂蜜之地》（Honeyland, Tamara Kotevska & Ljubo Stefanov, 2019 年）就是21 世纪纳努克：用现代包装弗莱厄蒂的方法，甚至让不会说当地语言的电影人来拍摄他们。在这里，一名 50 岁的土耳其族妇女Hatidže生活在北马其顿原始的偏远山村Bekirlija，在那里她坚忍地照顾年迈的母亲，并通过饲养野蜂来维持生计。两位年轻的当地电影人Tamara Kotevska和Ljubo Stefanov，都是斯拉夫人（Slavs）。影片观察Hatidže与人类和自然复杂的互动过程，逐渐将她塑造成一个遵循自然世界智慧的圣人。Hatidže被引导行动，并融入她自己生活的某个面向。是基于事实，但被电影人以诗意的方式所构筑。导演们说他们“缝合了一个有意义的视觉叙事”，那是因为他们不理解Hatidže的话。《蜂蜜之地》，是一部真正由弗莱厄蒂重新制作的纪录片，人们也可以称其为“假纪录片”。

蜂蜜之地是当时中获奖最多、发行范围最广的电影之一，从 2019 年在圣丹斯凯旋，到年底获得两项奥斯卡提名：最佳国际故事片和最佳长篇纪录片——对各种现象的判断，证实了这部纪录片与任何故事片一样，都属于高度构建的作品。《蜂蜜之地》的广泛赞誉，对于两位来自与世隔绝小国的年轻电影人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但这个双重提名也给我揭示了：《蜂蜜之地》太虚构了，不能被视为纪录片。或者，换一种说法，这部电影太做作了，不能作为“现实的代表”。在展示“被上帝遗忘”的巴尔干地区一个贫穷的少数民族妇女的生活时，它被作为道德故事的愿望所驱动。《蜂蜜之地》不记录，它宣扬。

这部电影为Hatidže的贫困和奉献精神，以及她接受和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投下了金色的光芒，赋予了她道德上的优越，并将她的生活方式描绘成一种令人向往的东西。确实，简单的定居生活，贴近人的根源并尊重自然的温和方式，是当今的道德要求。 Hatidže的孝心比移民家庭带来的混乱要好得多——他们匆忙、肮脏、吵闹，他们不尊重、暴力。他们的小儿子反对，迟早会逃跑，与他压力大、衣冠不整的父亲断绝关系。通过他，这部电影展示了理想的下一代如何倾向于Hatidže的生活方式。确实，这部电影似乎在说，如果我们关心地球和人类的生存，这就是我们都应该选择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放弃高攀时尚潮流，停止做高消耗的高端成功人士，放慢速度。仰望天空，拥抱大地。把蜜蜂带回来。冥思，赎罪。

对于这鼓舞人心和迷人的“告诫”，Honeyland为“落后”包上糖衣。另一部纪录片可以用同样的材料，在同一个地方制作。但这将显示出当地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极端孤立和忽视，他们生活赤贫，他们只有有限的生活机会，缺乏基本的便利设施，以及他们缺乏教育和医疗保健。我们看到Hatidže去斯科普里（Skopje）的市场出售几罐她的神奇蜂蜜；当你抬头看这个地方时，就会发现它距离她居住的地方有 60 公里——所以这真的是一段旅程，而不是好像电影中一样她随意可以去其他城市。她可能会以 15 欧元一瓶的价格出售几罐蜂蜜——但在一个大家都没钱的地方，她能卖多少？就算她能卖出十罐，也就是150欧元，她整个季节的收入……

Hatidže自给自足的生活——就像世界上许多此类地区的边缘人一样，不是一种选择，而是“缺乏选择”。孤立、管理不善和腐败的政治现实迫使她成为这样养蜂人——从大自然中寻找营养，和母亲一起躲在破败的犁沟里。这是一个关于生存的故事，而不是卢梭式的回归自然。

但如果制片人只是单纯地展示现实，那么今天大多数人都不会看到这部电影，我们也不会在这里谈论它。来自偏僻国家的电影人——巴尔干半岛和许多其他地方一样——除非诉诸自身的异国情调，否则无法获得关注。以某种方式缝合叙事，并要求他们的主题重新改编，在某些方面强化迷人的道德叙事，这是一种对市场需求的简单回应。这是电影节的卖点，也是国际发行的需求，所以这就是像 Tamara Kotevska和Ljubo Stefanov这类年轻导演从一开始就学会兜售的东西。这里没有什么新鲜事：几十年来，这类型的市场需求一直在推动巴尔干地区一些最成功的电影制作——比如著名的超现实大师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作品马上映入脑海。这些年轻一代也有好的作品——而且比野蜂蜂蜜卖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