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2007

每年的春天一来，实际上也不意味着什么，但我总觉得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似的，我心里总是蠢蠢欲动，可等春天整个都过去了，根本什么也没发生。我就很失望，好像错过了什么似的。



最后是怅然若失的回头。这是一部给文青的教育片，勇敢的文青会继续的勇敢，而想要退却的文青也可以安然去过柴米油盐的日子，各得其所。

我很喜欢的是黄四宝拿着《热爱生活》这本书的样子，他们谈论梵高的样子，王彩玲说：“我不想在这座城市里发展爱情。”的样子，说“除了我，再也不会有别的女人这样了解你”的样子，与光头女生一起住在北京小旅馆的场景，以及那场错过后来的黄四宝。

“唱得好的人多了。”
所以呢，她不可能唱到巴黎歌剧院。


钱钟书爷爷教导我们，年轻人啊，就不要把自己的创作冲动误解成创作才华了！~！~


所以我们最好的年华都被写进了各种试卷和练习本，那些发过的呆也都只是痴人说梦一样的浪费生命。

我们没有胆量，也没有钱。

眼看这季节就过了，我们对那些执着的人唏嘘感慨一番，然后就转身离开了。


也没什么不好的吧…


UPdate：（5.20）

They say I am a dreamer

不知道这部电影会像鱼刺一样卡在多人文艺青年的喉咙里，除了伤感叹息，我没有看到太多的表情。
大家都是会心一笑，不再提。那些疯狂的小事，不用提，眼神里清晰地写着，表情里含蓄的表现出来。
精神偶像缺失的今天，我们能够选择的确实不多，除却政治性的信仰，如今的我们都只好扑身向文艺，希求解脱。流行文化是一种，所谓的小众非主流又算一种，还有呢？还有呢？这样的问话太过苍白，也很无力。

昨日与宁宁讨论的是民国年间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中思想激进的各路文人，辩论争鸣的那些年代，大家都为苍生福利而出谋划策，民主是一种信仰，共产是青年最纯洁的信仰。那真是好年代。钱穆的学识与寂寞，鲁迅的坚强与尖锐，梁实秋的理性与直白，蔡元培领导下的北大，不论世界多乱，至少校园、文化是净土，是我们可以栖息的处所，是温暖可依的，是可以为之流血牺牲的。

好像扯远了，但看了立春，我想到的第一个，不是自己的文艺，而是信仰危机。
我不像王彩玲，歌剧是她的信仰，是她所指望，是她甘愿付出一切去争取获得的精神标杆；我呢？反思，再反思，除了一些纯属兴趣之为，我没有做过任何牺牲，在理性的衡量下，一切都不值得。

“所有致命错误都不是因为非理性的，而是因为人是有逻辑的。”

我忽然很希望有那么一个信仰，让我在现实中受折磨，让我必须为了它牺牲这些那些，让我可以在这污浊的世界里有一块自己的净土。
我又忽然很希望有那么一块净土，所有的年轻人可以不被压抑，所有的各种思想，不论是粗俗的高雅的实际的理想主义的都可以绽放。

可惜没有。

连滋生信仰的土地都没有了。大家都对一些一些话题避而不谈，谈起也是不欢而散，大家都认为某一类的事只是浪费时间，大家都在讨论房价、股票和生活有多艰难，大学成了废墟，社会大染缸早已打破，一切都乌七八糟了。读莎士比亚？会遭人笑话吧。还在期望自己是梵高？就那副德行？哟哟哟，还歌剧呢！班里一个男生是古典音乐达人，虽说大家都是很敬佩他，但偶而还是会对这爱好做一番调侃而且不觉得有什么不妥。而王彩玲，以她的高傲，怕是要活不下去了吧。

当然，这里把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和在了一起，乱的很，最后还是想说，尽管朦胧，我还是会寻着这种直觉走下去，我也知道，我不是孤单的一个。也不是像电影里的王彩玲他们是孤单的两个、三个。
有这么一群人的，肯定有。

they say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顾长卫的《立春》是一部剧情片，但我宁肯当它是一部纪录片。可能与很多观者不同，这部电影对我来说，不是看新鲜，而是某种生活经历和记忆的重现，——自己的和某些人的。

我必须承认，我曾经是一个虔诚的文艺青年，如果细分一下的话，可以定义为“文学青年”，而那时候，我所生活的圈子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文艺青年，譬如文学青年、美术青年、音乐青年、电影青年。如果没有十五年前的那个雨夜，或许我今天也会是一个王彩玲。

有必要回顾一下十五年前的那个雨夜。那一晚，在郊外的一个画室里，我与我的两个朋友在微醉中读诗，从李白到辛弃疾到海子。那时候我们很有理想也很有追求，希望不远的将来我们分别能够变成伟大的“家”，在文学史美术史上占一席之地。那天晚上，我们借酒盖脸，以梦为马，宣泄着我们长久以来压抑与郁闷的情绪。那念头突如其来，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傻逼，——没有钱也没有地方只有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憧憬，所谓的理想不过是空中楼阁，所谓的坚持不过是不自量力的硬努，我突然发现自己不过是在虚耗生命但却给这种虚耗披上了一件华丽的外衣，我突然意识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无法弥平，突然意识到揪着头发无法让自己飞上天空，突然意识到自己只能回到地面。我得感谢那个雨夜，因为从那一夜开始，我从理想主义者变成了现实主义者，也不再固执地探寻生活的意义。

我不知道十五年前我的放弃究竟是对是错，但我知道，如果没有那时的放弃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自己。还好，我对现在的自己现在的生活相当满意，虽然它与我当年的理想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这究竟是一种觉悟还是错误，我说不清，但我至今依然对王彩玲们保持着尊敬，同时保持距离。

王彩玲也好，黄四宝、周瑜、胡金泉也罢，《立春》里的这些人物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夸张，在顾长卫的故事中，他们其实只是一种真实的再现，这也正是我把《立春》看成是一种纪录电影的原因。当年的文艺青年们的生活，有很多比王彩玲们的故事还要极端，还要曲折复杂，还要充满戏剧性，——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某些戏剧性是被刻意制造出来的。

当年的文艺青年无疑是有理想有追求的，譬如他们固执地向往北京，譬如他们固执地坚守着“不甘平庸”的信念。可是，现实总是无情的，完全不吝于给王彩玲们种种残酷的打击，让他们在南墙上撞得头破血流，或者时不时地在他们面前摆上一口棺材。在现实的残酷无情面前，某些人选择放弃或者逃离，如我，如黄四宝；但仍然有无数次撞南墙见棺材但却绝不回头落泪的人，采取了不抛弃不放弃，始终苦苦坚守。然而，许三多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成了王彩玲。

现实，是个很无奈的东西，无论你承认现实与否，它都可能变成一出悲剧，——屈从于现实，你会放弃理想，演一出屈服的悲剧；而不肯向现实低头，理想却未必实现，很有可能演一出理想最终破灭的悲剧。如果像王彩玲那样，给自己造出一个进京进中央歌剧院的虚假现实，则是悲剧中的悲剧。虽然最终王彩玲选择了在现实中生活起来，但她依然心存幻想依然渴望自己某一天会站在音乐厅的舞台上纵情歌唱，于是，影片最后那一条白底黑字的字幕“谨以此情此景献给王彩玲”，就被赋予了多重含义，——既是对理想主义者的致敬，也是对王彩玲们的祭奠，充满了悲剧的意味。在此，我要向顾长卫先生致敬，因为他并没有在影片中给王彩玲一个梦想成真的圆满结局，而是给了她一个虚幻现实，这更接近于生活的真相，至少《立春》在这一点上是诚实的。这个虚幻现实，也曾经是王彩玲给自己虚构出来的，在影片的结尾，王彩玲的中央歌剧院之梦与顾长卫献给王彩玲的“此情此景”合而为一，意味深长，令人唏嘘叹息。

我在现实中曾经见过太多的王彩玲，我知道他们如何在理想和现实之间迷惘，如何在坚持与放弃之间挣扎，正因为如此，我才会把《立春》看成是某种生活的记录而非一部通常意义上的剧情片。我知道我那一代人和我上一代的人中有很多这样的文艺青年，但是，我脱离他们已久，不知道他们现在怎样，也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是否还有那样的故事。偶尔看到人山人海的美院或者电影学院的考场，我总会想，人们的梦想是否穿越了时代保持了原样。我现在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虚构现实这件事上，有很多人其实还很王彩玲，譬如某些小资，譬如某些网民。

虽然我已经放弃了早年的理想，但我仍然对那些坚守理想的人们心存敬意，因为他们选择的是艰难的道路，而我这样的逃兵则选择了顺风顺水的坦途。其实我想说的是，绝大多数人还是平庸的，这个现实无法回避；不甘平庸固然是一种追求，但毕竟还得有一些足以让你脱颖而出的条件才行，这同样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而王彩玲们的误区大概在于，他们试图飞到高墙之外或者从深井中攀爬而出，却忘了高墙之内深井之中也是可以做出一些事情来的，“墙里开花墙外香”就是这个道理，大可不必一定让自己成为一个外来的和尚。

自己被自己感动，固然是一件挺不错的事情，但其实王彩玲们更需要的是让别人也被自己感动，这或许才是真正的好事。有的时候，抛弃一点儿强烈的自我意识，走出自我虚构的现实，看看外面的世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看看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所处的位置究竟如何，或许会离成功更近。而这，或许就是《立春》想告诉我们的东西。

王彩铃说，每次春天来的时候，实际上也不意味着什么，但她总觉得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一样，心里总是蠢蠢欲动，可等春天整个都过去了，根本什么也没发生。这句深可挖掘的话（无论是其政治意义，还是生命意义），出现在故事的中后段，到这里的时候，一年已经过去，在这过去的一年里，王彩铃经历了一段失败的爱情与一段失败的友谊，当那两位爱情与友谊的对象纷纷在现实的压力之下放弃某种追寻时，她还在坚持着她的歌唱事业。但是新的一年不仅给她带来新的希望（大年初一开门望雪的那个镜头，几乎使我误以为她的命运将要好转），也给她带来了更大的幻灭。如果放弃理想在90年代初的新一轮经济大潮中变得普遍而使人不得不接受的话，那么王彩铃这一次所遭遇到的事情，已经突破了她心中践踏理想的底线（理想成了可以划底线的东西）——利用理想，那位小女孩磕头哭泣，但重点是她的那句“为了出名不得不用点特殊的手段”。虽然王彩铃也想出名，但她显然怀揣着古典时代的一朝成名天下知的“纯洁理想”，而不是理想与现实法则的勾结。

前面的故事主要发生在91到92年，可以从春节联欢晚会的画面上考证出是92年的晚会（那年的主持人就是赵忠祥、杨澜、倪萍），虽然理想破灭在生活中具有普遍性，我也认为顾长卫就是在追求一种普遍性，但是这个时代的特殊性，似乎也不能不引起观者的注意。四宝一开始连续地往北京跑，突然有一天，他朋友说，他去深圳了。北京与深圳，文化潮头与经济潮头，追寻与妥协，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在这里其实只构成了另外一个更隐蔽的问题的一翼。另一翼，就是那位芭蕾舞演员，在一段孤芳自赏的优美舞蹈后，他走进了牢笼，牢笼不仅指那个监狱，而更指的是他的假强奸行为，后者才是他的自我阉割。这两翼，构成了90年代初知识份子的普遍处境——失落了理想之后，他们或者去追求本来在理想面前显得微不足道的物质，或者自我阉割，自动纳入体制。

这是顾长卫比娄烨聪明的地方，他不涉及它，但他通过一个关于理想的看似具有普遍性的叙事，巧妙地揭露了它。在文章开头所引用的那句王彩铃的喟叹，照应了导演的政治隐喻。那个春天，似乎发生了什么，但再回首，已百年身。

但就王彩铃这个人物来说，在中国社会中其实是不具备现实性与普遍性的。但是这个人物的特征，她的虚荣骄傲与拼搏上进并存，她的渴望把持理想与内心对现实不满同在，这些特征，是具有现实性与普遍性的。导演捡起了那个时代中人们内心除了失落之外的那些彷徨与渴望，把它们揉捏在一起，变成了王彩铃。所以说，王彩铃是不现实的，但又是高度具有现实性的。在经历了那次巨大的欺骗之后，她走进了婚介所。然后电影时间加快了它的步伐，她还是没有结婚，但领养了一个孩子，孩子慢慢长大，她开始以卖羊肉为生。有一个镜头，优美而残酷，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一条路弯弯曲曲伸向远方，路上开着一辆后斗里装满了羊的货车，王彩铃就在车的后斗里，和羊在一起。她的表情复杂而难以辨认——完全没有了当初的鲜明与生动，重要的是，她和羊在一起——一种温顺待宰的动物，在车的后斗里，被载向无法辨认的远方。

电影的对于生命的感喟在这里超越了某种政治上的纠葛，露了出来，或者说，沿着前面的铺垫，渐显了出来。先不论顾长卫的这种企图成功与否，单就他的这一意识而言，已经是难得。在一种对生命的某种宿命式的叙事中，包含着某些时代气息与政治意蕴（政治当然也是生命的一部分），这种结构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似乎影片在这一段所用的力道并不足，甚至稍显刻意，比如王彩铃给她女儿念飞蛾的一生的故事，这一段把意图亮得太明显，反而失去了回味的余地。而在医院里遇到早年相识的物是人非的桥段，虽然在剧情上可以圆满收场，但是稍显呆板。最后带着女儿回到当初梦想之地——北京，一起在天安门唱起儿歌，倒是非常令人动情，席地而坐的妈妈显得和蔼而温润，但她心中是怎样想法，是悲哀叹息，还是安乐而满足？

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庄子•大宗师》）

王彩玲

开始的开始，是谁如此哀怨的低语？
“每年的春天一来，我的心里总是蠢蠢欲动，觉得会有什么事要发生；但是春天过去了，什么都没发生，就觉得好像错过了什么似的。”
王彩玲，一座闭塞小城的大龄未婚文艺女青年，标准的龅牙东施。她说上帝是公平的，没有给她一副奇货可居的容貌，却给了她夜莺一般的歌喉。人之所以自我感觉良好，往往是因为自以为某些方面有过人之处。优势让她画地为牢，造就了她总是幻想“生活在别处”的悲剧：她向往北京，向往中央戏剧学院；向往巴黎，向往巴黎歌剧院。她梦想有朝一日站在金碧辉煌的艺术大厅里，华羽霓裳，引吭高歌。为此，她节衣缩食，平日以泡面为生，却不惜掏出全部积蓄，托关系，找门路，孤注一掷，想搞个北京户口，哪怕只是在权威艺术机构当个临时工。但在坚如铜壁的现实面前她一次又一次头破血流。
她总是自欺欺人：我过几天就调到北京了，小城不适合我。的确，在这样的小城，一个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老处女的存在的确向一根鱼刺卡住了别人的喉咙：同样是人，凭什么你总是显得比别人高出一等？
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周瑜
曲有误，周郎顾。
东风不与周郎便。周瑜，不是 “羽扇纶巾、雄姿英发，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钻石王老五，他只是一个其貌不扬，长相猥琐的炼钢厂的工人。那天他骑着旧单车在市声扰攘的大街上东游西荡，却被路边电线杆大喇叭里传来的宛如天籁的歌声吸引，一听钟情。
想当年，他在八十年代乐观理想主义普世春风的感召下，也曾立下宏愿要做一个播音员。无那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他最终没有成为国家正谕宣讲系统中的一员。
他追求王彩玲，是在追求一种理想吧，那种理想已经离他相当遥远了。当他站在王彩铃面前用包头方言激情满怀地朗诵普希金诗句的时候，他会想起若干年前自己专心致志报考县城播音员的日子，自我感动，自我陶醉。
王彩玲对他掏心挖肺的表白只冷冷地来了一句：宁吃鲜桃一口，不吃滥杏一筐。不啻于数九寒天一盆冷水浇注全身。几年以后他们在小城的医院为了各自的病孩子不期而遇，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为理想而痛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着他最终成为笑谈。往事终成烟。

黄四宝

黄四宝是那样的人，志大才疏却又自命不凡。自以为留了条马尾辫，就真的是艺术家了。
二十多岁，从来没有给我家里一分钱。考了四次中央美术学院，一次没考上。王彩玲也是太寂寞了，如此需要安慰，才自以为遇到了惺惺相惜的知己，却不知道自己遇到的只不过是一个披着艺术羊皮的小混混。如果黄四宝真的艺术家，那他应该知道王尔德的一句话：男人和女人之间没有真正的友谊。可惜艺术家的优点没有，缺点倒是占全了，一遇到挫折就往王彩玲怀里钻。欺骗了别人的感情还说别人侮辱了自己。不就因为王彩玲的相貌不咋地吗？
多年以后，黄四宝重归故里，干起了婚介勾当，恢复了小城流氓的本来面目。
胡金泉
胡金泉是真正的艺术家。
他与王彩玲的第一次相遇是因为一次露天演出。他是倒数第二个上场的，但是他的舞姿把周围的众多乡亲给雷倒了了，结果被哄下台。王彩玲是最后一个上场的，虽然她的歌喉很美，天上应时应景飘下了洁白的雪花，但是她独特的女高音无人喝彩。曲终人散后，寂寞场中央。
在车上，他们一见如故，仿若知己。
胡金泉是一个对女人不敏感的人，（在影片中也没有暗示他对男人敏感），或许他真正挚爱的只有艺术。他说：一不小心跳了这么多年（芭蕾），想想真是后怕！艺术是有毒的，它逼死、逼疯了很多人。
小城的漫天风雨、蜚短流长成了胡金泉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他对王彩玲说：我们假结婚吧。他希望她能帮他，但她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拒绝了。
他从王彩玲家出来的那晚，天天飘着柳絮般的雪，夜色是如此纯粹之蓝。黑风衣，白围巾，单车在午夜的大街渐渐远去。虽然我对他的优雅的天鹅绒做派实在不敢恭维，在现实生活中对男人跳芭蕾也一直难以接受，但，那一幕，此情此景，确有如许伤感。
他靠伤害自己而保全了理想。在监狱里，当他隔着铁窗对着王彩玲翩翩起舞的时候，我相信，他是快乐的。

结局

除了胡金泉，每个人都回归了日常生活。化蛹成蝶的生命是如此短暂，理想不能当饭吃。王彩玲离开的执教的小城学校，领养了一个有着“兔唇”的孩子，叫小凡，平凡的凡。她养家糊口，起早摸黑地卖起的羊肉。那应该是 “手术刀不如杀猪刀，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九十年代的初。1993，市场经济的洪流在政策的默许下再一次爆发，大批文化人“纷纷下海”，浩荡至今，无人幸免。

2005年，给顾长卫作品留下一段评注：《孔雀》回忆了黑暗刚去的第一个十年。为了片中的时代背景，争论起来没少费口水。再到观看《立春》的电影沙龙时，电话连线那头，本以为顾长卫问好完毕就收，不想他越说越多，大有长谈一下午的架势，从定位、宣传到票房。

轮到我发言时，什么都没说。不是被震到，是真的说不出什么。一言难尽的第二个十年。

师姐说电影结束后，放字幕的几分钟适合在黑暗中回味影片，绝非不靠谱的影院猴急地亮灯，赶人起身离席。小厅里看完了《立春》结尾字幕，留意到了张静初等几个名字，他们没能留在当前的版本里。几分钟的回味显然不够，可过了半个月，愣了几个下午，对《立春》依然没能有一个特别清晰的看法。

拍电影和唱歌剧也好像不大沾边，不过《立春》里头还有着跳芭蕾和作油画，艺术是一家。说下张艺谋的事情，纵然特例不可复制。张艺谋早年喜爱画画，后来迷恋摄影。78级考电影学院时张年龄太大，本该是被刷的命运。不过他给文化部副部长黄镇写信，被破格录取。后来的大导演和艺术家终于走上了正途，而不是回棉纺厂当工人。

这么一封没被退回的信，可能比《立春》里的一个北京户口还难得。

讲这些事不在于说只因偶然，张艺谋命运与王彩玲就南北殊途，天上地下。更不能因为今天的老谋子失去了优良品质，就指责并质疑当初他对艺术的虔诚。时代不一样了，第一十年，满盘上下，求贤若渴。第二个十年，虚伪逐渐侵蚀躯体，功利成风。第三个十年，理想被遗忘殆尽，成为指指点点的笑柄。

很多与文艺青年沾边的大龄、老龄观众不约而同地用自我代入，对《立春》进行了个人式的解读。更纯粹地说，一通声泪俱下的观后感想。我能理解，也不会嘲笑“理想”二字。有必要话，这里说下这种存在他人与自己中间的矛盾，不跟多数人一样活着的一种可能——即便最后，他们可能还要重新回归多数人的群体。

那场沙龙的尾声，观众热情地交流，讨论银幕上王彩玲的理想和命运。有人说，如果不是她丑得有些刻意，换作是普通人模样，故事也许会舒服很多。有人说，歌剧为什么非要唱到巴黎去，显得太遥不可及，让更多的人欣赏接受不就足够了。事实就在于：电影里外同样存在着不解加不屑的人，说服起来并非容易的事情。

第二个十年，也就是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理想主义在中国逐渐瓦解。普通的年轻人无法理解一本《渴望生活》在当年具有什么份量（这说法从老师口中所知，查询考据得的确如此），理解它的难度甚至高过《孔雀》里的伞兵梦，值得姐姐那样去迷恋加向往？一般人想起现在的伞兵，简直是无异于火星人降落，或者只是记忆里所谓的“最可爱的人”。

这本几乎人手一册的梵高传记，不好听的说，在当时影响力强过现下多少的畅销书作家。传播途径的局限，文字所带来的煽动力，也带来了理想与现实的煎熬。多少人头脑一热，开始追逐艺术梦想，又撞得头破血流，悻悻地退出。王彩玲与黄四宝，正是其中的两个例子。

站在更高层面上，《立春》里王彩玲的失意有着多重原因，天赋不足、手段不够，总之她是失败了。失败的背后可以有背景解读，表面上某一年的事件把所有人蒙在鼓里，但所有人都不自觉地受到它的影响，保持缄默。同样失败也有理想不受待见的地方，经济起飞的物质富足，迅速填补了精神空虚的疾苦。对于慢沿海地区几拍的北方小城，瓦解的过程并没有特别明显，但已经逐渐开始。

理想的楼阁在破败中坍塌，小城的人们在春风中，产生着始料未及的变化。不安分的背后，包含着主人公内心的迷乱与躁动。立春所带来的希望，在一番扭动后化为了失望。歌剧一方面是拥抱理想，一方面是寻找自由。王彩玲的困境来自理想无法实现，无法实现又带来拘束与限制。歌剧是王彩玲私人的美妙空间，又是她痛苦不断的缘起。

高雅与庸俗，一直是无法协调的矛盾，当高雅的歌剧从一个丑陋的女人嘴中飘出，一部分人还是无法接受。中国人往往过于强调各司其职，抵制不务正业，三餐饱饭才是真。艺术往往被归在受歧视的正业之外，“打着艺术的幌子”成为口诛笔伐的一大托词。

必须正视的是，王彩玲为代表的这些人不仅能解决温饱，还有个工作，与常人不同就在于心怀理想与追求。他们不至于处在与现实决裂、沦落至街边苟活的地步，跟被夸张、剥离后的艺术家事迹，还是有着本质区别。他们的珍贵在于他们的渺小，他们的悲哀亦是，编剧李樯对这些人还有这三十年都太了解了。

托斯卡咏叹调的高亢优美，到结尾只是天安门前的温馨童谣。背景由虚到实，由一人的异乡无路到两人的母子情深。小女孩的名字也只是叫小凡，王彩玲跟着一车牲畜，在刀板上剁断了理想，踏实地走上了正常人的道路。黄四宝摇身一变，堕为不能再俗的另一个极端。作为爱好者的周瑜，也是平平淡淡、收获至真。只有胡金泉做出了有预谋的反抗，如愿进入牢狱，外面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个大一点的监狱罢了。如果是在严打年头，他可能会听到《青红》结尾砰砰砰的枪声，还好九十年代初的大环境不至于此。

第二个十年，烟尘尘的开头，光明到来的假象，小人物在小城的挣扎不甘。舍得之后，方见完美，我知道我是自己被自己给感动了，这是多么假的一个结尾。

我无法接受某些人对《立春》的批评，他们不相信真实的生活中会出现王彩玲这样的异类，他们说这又是一部刻意展现中国社会的阴暗面来讨好外国评委的做作卖国影片。

面对这样的评论，我觉得辩驳本身有点无聊，毕竟，他们不相信王彩玲，不信任顾长卫，就算生活中真的有王彩玲这样的异类，那也是该被关入疯人院的坏家伙们，是百年不遇的偶然现象，与“真正的生活”无关。如果我说“每人心中都住着一个王彩玲”，他们会认为我也疯了，说的都是疯话，他们不听。

可是，哪怕在不赞成王彩玲个人的情况下，我依然为她流泪了，为每个人心里的王彩玲。

这个女人说好听了是执著，拥有对抗整个世界的勇气与力量；说难听了便是偏执、妄想症，摆不清自己的位置，自视过高。生活中真要有这样的女人，她们该是令人讨厌的一群：不爱正眼看人，总在喋喋不休的说着一些半真不假的谎话来自欺欺人，高傲的态度与卑微的境地落差之大直叫人笑话。影片中王彩玲的歌剧当然是唱得好的——在那个小城市里；但真好到惊世骇俗可以登上国家大剧院舞台的程度么？我看很不见得——北京的剧团不收她，除了市场条件所限，八成也是因为实际上与她水平类似的人太多，她并没有多么令人惊艳的突出成就。比较王彩玲出世的偏执，同样为社会所不容的边缘人，同性恋舞蹈教师胡老师就表现得更为入世：他从始至终都没放弃对舞蹈的艺术追求，他愿意当一个平凡的舞蹈教师而不是出人头地——当然，这并不代表他不具有王彩玲的偏执，不过他的偏执是要被一个还不能接纳同性恋的社会当作普通人来接受，而王彩玲是要被社会当作高人一等的艺术家来赞扬，他们两个其实并没有什么质的差别。

王彩玲是悲剧性的，其中很大的原因当然离不开社会环境的限制，我想这大概是很多人对影片细腻刻画这些社会黑暗面而不满的一个客观原因；但比较社会环境的外因，其悲剧人生更为重要的主导因素是她个人无法摆正自己人生位置的无所适从。而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文艺青年也好，文学青年也好，甚至什么“文”也不占的小老百姓，自视过高与平凡现实之间的差距才是人生悲剧的根源。要缩小这种差距，要么开天辟地努力改变外在环境，要么就修身养性陶冶豁达的情操。不管做到了那一样，成功的人我们都佩服，但失败了的，尤其是影片中表现极端又执拗的王彩铃，大多数人给予的就只有鄙夷，甚至连怜悯都要吝啬，不肯分出一点点。

我不是王彩玲，除了在叛逆的青春期，似乎也从未偏执于某件事情；但当王彩玲柔柔的叙说春天湿润的风从而自己为自己感动的时候，我的心却不得不为这个样貌丑陋的女人柔软起来；而当她无比悲愤的跪在北京剧院办公室的楼梯口高歌着“上帝为何对我如此不公”的时候，我的心也仿佛失恋般抽搐起来，我也想随着她放声大哭，这情绪来得真是强烈又激荡。我想，大概我们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过对梦想与理想或短暂或长久的追求吧，也许我们也都曾经为了梦想的破碎而在黑暗中独自哭泣或者自怜自怨吧。不说别人，我自己就曾经幻想过当商人，经济学家，作家，甚至爵士歌手。我知道每当我满怀激情写字的时候，或者每当我双腿发软站到舞台上随着音乐的节拍开始轻晃的时候，那都是我内心里的王彩玲在歌唱呢。其实我们每个人年轻时代的理想都叫王彩玲，遇到不如意后终于向生活低头之际也是王彩玲，直到我们叹出一口气最后终于跟自己妥协，那一刻也还是王彩玲。电影最后的片段“献给王彩玲”，我觉得顾长卫绝不是要为王彩玲的行为高歌或为她开脱，那只是一种对逝去的青春与被埋葬了的时代的最终祭奠，虔诚得近乎一个朝圣者面向麦加的顶礼膜拜。在晦暗压抑的现实之后通过这种超现实主义的浪漫手法让影片突然充满了无限温情，这样的处理一下子让我想起安徒生笔下的海的女儿，在化作泡沫之际依然痴想着王子的幸福，令人悲伤得连眼泪都流不出来。

同时，我发现顾长卫在刻画这样一个外表丑陋而内心也说不上有多么美好的女人时，竟然充满了无限的激情与同情，但比较《孔雀》之时偶尔的做作与急躁，《立春》从头到尾镜头都稳健有力，缓急有序。顾丝毫没有因为情绪表达的迫切便乱了叙事的节奏，在塑造人物性格的时候充满自信的使用了大量“第三只眼”视角的长镜头，而人物面部特写这样突兀的主观镜头又极少，大部分时间都仿佛在某个角落远远的暗中偷窥一样，极大增强了影片的真实感。比较《孔雀》中较为单一节奏的叙事手法（除了傻子弟弟的片段作为调剂），《立春》中加入了多个性格鲜明的辅线人物，其中不乏黑色幽默的娱乐瞬间，比如胖子周瑜用王彩玲的裸体油画向兄弟母亲索要封口费的片段，再比如文艺青年黄四宝从深圳回到小城开了婚姻介绍所被人追打如丧家之犬的片段等。长镜的“慢”完全演化作人物性格的细节塑造，同时搭配上叙事中的高低起伏，《立春》长而不慢，稳而不闷。

即使破开电影拿出每个片段来独自祥解，它们的手法也都扎实可靠充满力度，有的甚至还拥有十分巧妙的留白，着实令人赞叹。比如王彩玲回到农村父母家过春节一段中，她清早起床，披着一件碎花罩衣走到门口站在门槛前看年迈的老母亲放炮竹，蒋雯丽的妆是疲惫而苍老的，但她的神情中有种自然的活泼与欣喜，她独自站在破旧的门框中，仿佛早春的明信片一样动人；随后镜头转到王彩玲母亲身上，老太太双手高举着竹竿，竹竿一头的炮竹劈劈啪啪直响，背景是灰扑扑的旧砖墙，土地上满是爆竹崩下的碎红纸屑。老太太扭回头来看女儿，一个逆光的镜头，满脸的皱纹都笑成了一朵花。从这个片段开始，影片的基调正式进入“立春”，王彩玲终于放下了多年不变要迈向云端的固执挣扎，开始接受现实，努力融入平凡而琐碎的社会生活。王彩玲母亲放炮竹这个细节可以说是片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契机，要是杨德昌来拍，肯定要啰嗦上一小会儿；但顾长卫稳住了，片段里人物没有一句废话，一切滋味都沁在画面里头，让观众自行咀嚼回味。这种稳扎稳打的手法，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的抠，一个片段一个片段的磨，该留白便绝不啰嗦，简直让人没法不由衷佩服——从态度到技术到影片整体的运筹帷幄。当然，蒋雯丽对王彩玲的生动刻画也是影片成功的关键一环，这一对夫妻搭档还真是琴瑟合鸣齐头并进呢。如果顾长卫能够保持《立春》中的严谨态度，在下一部影片中继续发挥他出身摄影的长处，不急躁但也不冷静得过火而忽略叙事节奏，我想他的态势便是惊人的，甚至可说是直奔大陆导演一哥的位置而去了（姜文同学必须要努力喽！）。

也许可能我太过欣赏《立春》的技术层面从而不自觉的加入了很多对人物的个人感情进去吧，但我真的真的很想说——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王彩玲，她的别名叫青春。